陈　政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常被人归诸印象主义批评。而事实上，印象主义充其量只是其文学批评的表层风貌。就其批评理论渊源而论，李健吾不仅接受了法朗士等人的印象主义批评尊崇批评主体直觉印象的理论主张，同时更吸收了以圣·佩韦为代表队的实证主义批评的科学求实精神。就其批评的特质而言，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既饱含着独特而富有灵性的艺术感悟，也表现着对批评对象准确而独特的理性分析。主体的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的完美融合，构成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思维路向。李健吾注重捕捉对批评对象的赡间的直觉印象，并由此切入批评对象的内部世界。然而，李健吾并不满足于此，他在切入作家作品的内部世界之后，运用比较、综合等科学方法，从事实材料出发，对批评对象进行缜密的逻辑分析，推演出科学的价值判断，理性分析凸现其文学批评思维的纵深处。

一

李健吾既受到印象主义批评尊重批评主体直觉印象的深刻影响，又吸收了实证主义批评经传记材料和具体文本为依据的科学理性精神。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被整合为有机的思维整体。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的融合，构成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操作范式并以此规范其个性特征。

印象主义批评与实证主义批评是西方近代互为异质的两大文学批评流派。印象主义将批评仅仅视为表现批评主体不可理喻的瞬间直觉印象的一种艺术门类。不承认批评具有任何客观内容，更遑论对这些内容进行辨别分析。法朗士说：“我们关在了我们自身之中，就像在一种永久的监狱里一样。”“客观的文学批评和客观的艺术一样，没有存在的余地。”因而期冀文学批评具有“实证科学的严格性”，只能是“痴心妄想”。“自我”的极度膨胀，使印象主义批评最终走向主观唯心主义。实证主义批评则无论在批评原理还是批评方法上都是与印象主义互为异质的。它强调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以事实材料为依据，对批评对象进行理性分析与科学判断，并且强调博闻强识。圣·佩韦宣称：“批评的天才用不着自高身价，用不着有关自我。他不停留在他的中心，然而离得也并不远；……他到各地走动，沿着大街小巷，寻东问西，左观右近；好奇心诱惑着他，而他也不摈拒送上来的良食美馔。”实证主义批评摒弃了印象主义批评的主观主义倾向。但是，正如当代西方权威的文学批评史家R·韦勒克所指出的，实证主义批评由于过分拘泥于繁琐零碎的事实材料而不免流于唯事实主义，使批评变成对作家作品的机械诠释，批评家因主体意识的沉落而成为古董家和学究。

作为西方两大互为异质的文学批评流派的印象主义与实证主义批评，对李健吾同时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比较的文学现象。本文无意追溯这种现象的成因，而只是想由此考察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操作范式及其个性特征。李健吾将印象主义批评注重对直觉印象的捕获作为其批评的思维的切入点，进而以实证主义批评方法对这种直觉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科学判断。如果说李健吾在借鉴实证主义批评方法时较之多走一步而跨越主观主义的屏障，那么，他在借鉴实证主义批评方法时，则较之少迈一步而免于陷进唯事实主义的泥淖。在李健吾看来，批评主体应该根据其敏锐的感受力去捕获对于作家作品的整体的直觉印象，同时更应该根据其深刻的理解力去揭示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内部联系以及作品的深层意蕴。在文学批评的王国里，李健吾不是漫无目标的探险家，也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盲目陶醉者；与之相反，他的文学批评实践意在谋求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意在泯却印象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畛域。

让我们先来考察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操作范式。李健吾认为“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这就是说，批评主体应该同时具备对作家作品的美感能力和判断能力。批评的任务即是运用这种美感能力和判断能力对作家作品进行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

李健吾在其具体操作过程中是如何处理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之间的关系的呢?这就要从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的特点谈起。李健吾在阅读作品，观察文学现象时所获得的直觉印象，主要是依靠其非理性的直觉思维。然而，这种直觉思维所内蕴的整体观照对象的能力，却是建立在批评主体丰富的人生阅历、精湛的艺术修养和深厚的学术积累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李健吾在捕获直觉印象的过程中，其思维的基本路向仍然受着潜在的理性的制约。正是因为这种制约，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直觉印象才没有流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那种给人以天马行空、飘渺无迹的神秘感觉。作为一种特殊认识活动的直觉，虽然具有偶然性与随机性，但决不是随心所欲、凭空产生的。通过实践，取得一定的经验和认识，是产生直觉的必要条件。对于捕获直觉印象所需要的联想与想象能力，李健吾从来没有视之为纯主观的神秘的产物。他指出：“有时提到这个作家，这部作品，或者这个时代和地域。我们不由想到另一作家，另一作品，或者另一时代和地域。……值得我们注目的是不由。不由或许就是很快。然而这里的迅速，虽说切近直觉，却不就是冲动，是历来吸收的积垒，好像记忆的库存，有日成为想象的粮食。”他还明确强调艺术创作过程中理性思维的作用：“有的艺术家，而且伟大的艺术家，根据直觉的美感，不用坚定的理论辅佐，便会自然天成，创造惊天地泣鬼神的杰作。不过，这不是说他没有意识。……一个作者可以不写一句理论，然而这不是说，从开端到结尾，他的工作过程只是一团漆黑。正相反，如若最初是一团漆黑，越往前走，他会从自心生出光明，作为他全程的路灯。”由于李健吾坚持“批评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我们当然可以这样引申：在他看来，作为一种特殊艺术类型的文学批评。其主体创造性的直觉能力中仍然蕴含着分析现象并进而把握本质的理性思维能力。这种理性思维能力使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直觉印象中隐藏着理性分析。他对朱大枬诗中的“幽晦”与“抒情”的印象是紧紧伴随着对像诗人所代表的生在“破晓昏蒙时代”“饱嗜到人世的苦味”地过着“书生式”生活的一代青年的精神生活的理性分析。他对巴金《爱情三部曲》的“热情”的印象，是结合着对“热情”与“悲哀”、“信仰”、“行动”乃至作者拟想读者诸种因素之间内在关系的逻辑推论而来的。他对沈从文小说是在“画画”，“不在雕刻”的印象，是基于对作者“热情的崇拜美”、“对美的感觉”、“不忍心分析”、“怕揭露人性的丑恶”的艺术追求的总体考察与理性分析的。

因此，李健吾对批评对象的直觉印象总是蕴涵着理性概括和理性选择的。正是这种理性思维能力，将其直觉能力提高到相当的水准。

另一方面，李健吾对批评对象的理性分析也伴随着直觉印象。在对批评对象所进行的由概念和判断所构成的理性透视的过程中，他往往喜欢通过直觉感悟进行诱导，乃至通过直觉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在发表对《画梦录》“有句句容人深思的对话，却那样的不切说话人的环境和语气”的直觉印象之后，

才进人对这部散文集“独语”现象的理性分析。他用“仿佛一棵烧焦了的幼树”的直觉印象来诱导自己对叶紫小说的政治意识和“一个在血泪中凝定的灵魂”的解剖。

综而观之，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操作范式，就是通过批评主体美感能力与判断能力的融合，达到批评自身的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的融合。这就是李健吾所期望的批评家应该是学者与艺术家的化合在文学批评的操作范式上的表现。

二

这种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相融合的操作范式，规定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个性特征。

首先，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性分析是以直觉印象为基础进行的，这种理性分析所得出来的对批评对象的认识，带有强烈主体色彩的理性认识，并非人云亦云，避免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机械主义倾向。所谓庸俗社会学批评，就是指批评主体漠视文学的本质特征，不去对批评对象进行切实的艺术体验，而仅仅将其看作某种理论的演绎或社会学的形象插图，用理论教条机械地比附批评对象。这种庸俗社会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二十年代中后期至三十年代前期，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勃兴，左翼批评家自觉地把他们所从事的文学活动与无产阶级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但是，由于他们对“唯物辩证法”的误解和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不完整的接受等方面的原因，庸俗社会学批评一度泛滥。后来，虽然经过有眼光的左翼文学批评家如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的努力纠偏，但庸俗社会学批评并未彻底肃清。李健吾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加盟文学批评界的。对于机械呆板、轻视艺术体验的庸俗社会学批评家，李健吾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既然文学是以人性为中心内涵的表现，是作者灵魂的结晶，那么，批评家就应该“努力接近对方——个陌生人——的灵魂和它的结晶”，用“全份的力量来看一个人潜在的活动，和聚在这深处的蚌珠。”只有通过这种灵魂的对话、人性的交流、对批评对象有了深切的感悟、体验，捕获到生动活泼的直觉印象，文学批评才不会流于空洞和教条；也只有这种以批评主体的直觉印象为基础并由此升华到理性的文学批评，才能称之为科学意义上的批评。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性分析，因有直觉印象作为基础，其精辟的论断往往层见迭出。在批评《八月的乡村》时，他以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发现萧军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双重人格现象，井对之作了令人信服的阐释。他最初注意到，当小说叙写到李七嫂这位“从一个庸常的女人变成一个由绝望而走人革命的女英雄”时，“需要一种反常的内心分析”，可是，作者却没有这么做。作者为何省略这必不可少的心理分析呢?李健吾发现这原因出自作者自身：“他要他的人物如此。不是他的人物实际如此。”李健吾由此进而剖析作者的人格结构：“政治的爱恋不能让他心平气静，人世的知识不能帮他刻画。……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清楚楚发现作者的两种人格：一个是不由自主的政治家，一个是不由自主的字句画家。他们不能合作，不能并成一个艺术家。他表现的是自己，是臆造的社会，不是他正规看出来的社会”。李健吾的这个论断，不仅直指《八月的乡村》艺术粗糙简陋的症结之所在，而且揭示了三十年代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至今仍值得沉思的普遍现象。这种以直觉印象为基础并经过理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其新颖与精辟，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因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直觉印象又是经过科学理性的过滤，故这种直觉印象又具有其深刻的理性内涵，从而避免了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主观主义倾向。李健吾在强调批评家主体意识与直觉印象，视批评为“自我的发现”的同时，又注重对“自我”进行理性的反省，对直觉印象进行理性的分析。正如他自己所说：批评主体“在了解一部作品以前，在从一部作品体会一个作家以前，他先得认识自己。我这样观察这部作品同它的作者，其中我真就没有成见，偏见，或者见不到的地方?换句话说，我没有误解我的作家?……他或许是我思想上的仇敌。我能原谅他，欣赏他吗?

禁不住几个疑问，批评者越发胆小了，也越坚定了；他要是错，他整个的存在作为他的靠山”。这种清楚而深刻的自我反省，以及由此而来的自信，使得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直觉印象始终处于理性的规范与调控之中。因此，这种经过理性分析研究与科学判断的直觉印象既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又非信口开河。比如，李健吾对福楼拜满怀敬意，对其作品的论述充满激情，但他决不因此失去理智而一味地对福楼拜进行过分的誉扬。他客观地指出：“说到末了，他是地主。地主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以种种不同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他批评茅盾的小说“剑拔弩张的指示随篇可见”，“一种可以意会的移情作用影住作者修辞的清醒”，并开了用“政治的要求和解释”“压倒艺术的内涵”的创作风气。但他依然承认茅盾“是一位天生的小说家”。㈣李健吾的理性分析往往还会升华他最初的直觉印象。比如，对《雷雨》中的鲁大海，李健吾最初的印象是“不尽人情”。但到剧终鲁大海追至周府。要打死周萍时却住了手，至此，李健吾的印象又变为：“鲁大海也懂得人情。他让了步!方才我说他不近人情，如今我一笔勾销。”可是，李健吾并未就此罢休，他紧接着对造成自己前后两种不同印象的戏剧文本进行了分析：“这样一来，鲁大海的性格一致吗?我晓得这里有很好的戏剧效果，杀而不杀。不过效果却要出于性格的自然与必然的推测。”“作者或许想把鲁大海写成一个新式的英雄，但是因为生活的关系，往往停在表皮，打不进这类人物内心存在。”这种经过理性分析后得出的论断，既揭示丁其前后两种不同印象的成因，又深化了我们对剧作的认识。理性分析介入直觉印象会使后者由朦胧而质变为清晰，由大而无当质变为准确贴切。李健吾对《雷雨》的直觉印象是作者有意或者无意地运用环境、遗传和命运观念作为人物性格生成与变化的基础。但经过理性思维的过滤，李健吾发现遗传不如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大。“同是一父母所生，周萍颐养在富贵人家，便成了一位‘饱暖思淫欲式的少爷，鲁大海流落在贫苦社会，便成了一位罢工的领袖。”原来的直觉印象经过理性思维的重新整合质变为更为明晰的人文科学判断。李健吾就是这样将直觉印象进行理性的过滤，既表现了作为批评主体的“自我”，又有效地防范了“自我”的无限膨胀，在“自由”与“限制”之间自觉地坚持着必要的均势。

再次，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的融合，表现在表达方式，则形成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独特的文体风格。别林斯基指出：“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因此，文学批评文体一方面是指外部表层由论证方式、表述方式和结构方式所规定的言语秩序：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指这

种言语秩序的深层所蕴含的批评主体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以言语秩序所体现出来的批评文体，归根结底是由批评主体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从论证方式上看，李健吾的批评既有主观印象式的直觉感悟，更有周密细致的分析综合与归纳演绎等逻辑实证。他在谈及《雷雨》中繁漪的性格时说：“她是一只沉了的舟，……这是一个火山口，或者犹如作者所谓，她是那被象征着的天时，而热情是她的雷雨。”这里，“她是一只沉了的舟”，“是一个火山口”等皆为一语中的的主观印象式的直觉感悟。紧接着，李健吾将蘩漪与鲁大海进行比较，从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等方面具体地分析了其“雷雨”性格的内涵：“这是一个生活在黑暗角落的旧式妇女，不像鲁大海，同是受压迫者，他却有一个强壮的灵魂。她不能像他那样赤裸裸地无顾忌，……于是体更感到她的阴鸷、她的力量、她的痛苦。”这种既有直觉感悟又有理性析理的论证方式，使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活泼而不随意，严密而不沉闷。从表达方式上看，李健吾擅长用描述性语言将抽象理论形象化地传达出来，寓深刻的说理于生动流畅的文笔之中。在《情欲信》一文中，他这样表述自己对“辞欲巧”与“辞达”之间关系的看法：“辞达”和“辞欲巧”这两种倾向。“一者偏重内容，一者偏重形式”，“道统派以‘辞达自命，形式至上的在野派以‘辞欲巧自卫，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犯了相同的毛病：断章取义。他们站在两岸争吵，你望我过不去，我望你过不去，忘记就在跟前，平平驾着一座桥，沟通他们的宇宙。这倒不是别的桥，正是‘情欲信。”他用生动形象的比喻，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文学批评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种因批评主体理性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而生成的批评表述方法，避免了一般文学批评著作因纯粹概念演绎与理论推理所带来的枯燥与艰涩。但另一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有时因过分追求形象化的比喻与斐然的文采，而未能将自己的理性分析缜密地表达出来；有时因过分执着于涉笔成趣。旁逸斜出，而出现大幅度的语意跳跃和游离主题的“神侃”，造成读者阅读时产生某种“赶不上”的感觉。有时因有意简化甚至省略推理过程，而减弱了理论文章的思辨气势和理论深度。这是李健吾因才气横溢而带来的令人遗憾的失误。这失误本身带有李健吾精神活动的独特印记。从结构方式来看，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既有适应于表达直觉印象的潇洒自然的行文程序，又有理性思维规范下的总体构思。一方面，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从自己的直觉感悟出发切入批评对象，往往任意而谈，自然成文。比如，在批评萧乾的《篱下集》时，李健吾首先从沈从文的《题记》谈起，继而谈自己对作品的所反映的复杂的人生的认识以及对作品“忧郁”情调的感受，再继而谈作品“忧郁”情调的成因，最后谈作者艺术的自觉以及作品的独特品格，并以沈从文的评价“作者生气勃勃勇敢结实”作为总结。这种从容流畅的结构形式，有利于文学批评从学院走向普通读者。也凸现出批评主体心智的活跃。另一方面，李健吾文学批评这种潇洒自然的结构方式也有其内在的逻辑支柱的撑持。就大多数场合来说，李健吾文学批评中游离主题的笔墨，看似闲笔实则不闲。在批评《篱下集》时，李健吾之所以花费相当的篇幅来谈论沈从文的《题记》，正合乎其文章构思时所独运的匠心：“所有我这里门外的徘徊，其实正是走进《鳍下集》的准备。”不唯是一种准各，而且是一种路标，李健吾对《篱下集》的阐释、分析与价值判断皆由此生发出来。上述论证方式、表达方式与结构方式诸方面独特追求，造就了李健吾文学批评随笔型与论说型相结合的独特的文体风格。这种深受读者青睐的文体风格，曾经有许多人模仿，但均因气质与才、学、识方面的欠缺而有画虎类犬之嫌。这个事实，反证出李健吾文学批评在文体上的独造性。

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的融合，构成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操作范式，决定了其文学批评的特殊品格：活泼而不随意，多情而不溺情、客观公允而不刻板机械。这种特殊的批评个性体现了批评主体的感性生命力的勃发与理性思维力的昂奋，表明了批评自身实际上已成为诗性激情与理智思辨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