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周

我发现过去那帮文化人挺能摆谱的。

比如说苏轼，他在江边一楼上睡觉，大床贴着窗户，什么时候想看外面风景，伸手把窗帘拉开就行了。要是懒得用手，他用脚也成——人躺在床上，大腿高高翘起，脚丫子蹬住窗户缝儿，一使劲，咦，窗户开了。就这么简单。

可是这么简单的事儿苏轼自己不做，非让长随去做。长随住在楼下，苏轼要向他下达开窗户的命令，得扯着嗓子喊，喊这一嗓子的热量消耗再加上长随爬楼所做的功，开百八十个窗户也够用了。所以从工效的角度看，苏轼纯属吃饱了撑的。

苏轼不这样看，他觉得这才风雅，才符合他文化人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东坡于榻上慨然长噫，欠身起立，使童子启户，凭栏而望之。”他老人家挺尸在床上“慨然长噫”，长随却要屁颠屁颠跑去“启户”，这场面像极了秘书给局长拎包，小弟给老大点烟，又体面又潇洒，官派和贵气兼而有之。

在北宋，地方官赴任前都要雇几个仆人，路上挑行李，到任后做保姆，时称“长随”。一个长随一年的吃住和工资加起来，最多二十贯铜钱就能打发了，而北宋官员俸禄极其丰厚，像苏轼这样的干部，工资加职田加衣赐加公使钱，每年能挣到几千贯，雇一百个长随也没问题。

到了明朝，市井小贩收入极低，一年能挣三四两银子就不错了，可是只要那小贩愿意俭省，五年下来就能买一丫鬟。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明朝有丫鬟的家庭极多，在明话本里，武大郎那般穷困潦倒，竟然也有一个一叫迎儿的丫鬟。

长随和丫鬟都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总得有人忙于工作，总得有人忙于照顾这些忙于工作的人，大家因分工不同而互惠互利，这是好事儿。然而很多时候，被忙于照顾的那些人并不忙，他们之所以雇一保姆，只为能像苏轼那样摆谱。更荒诞的是，有些雇了保姆的人也并不富，他们之所以能雇上保姆，只是因为被雇的保姆比他们还不富。

据说有些日本女人到了中国，就不想再回去了，原因是中国生活太方便，一个人只要稍微能挣点儿钱，就能雇一群保姆，把自己照顾得跟一奴隶主似的。而这种好事儿在日本就很难碰到，因为日本没有那么多赤贫群体，做奴隶主的成本太高。

纳水摘自《城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