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原始思维的人

墨未白

11月3日,巴黎东南部的一个小镇,一位老人静悄悄地躺下了。有6个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孙子、小镇的前镇长。尘埃落定之后前镇长给《忧郁的热带》的出版社及老人生前曾任职的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拨了电话: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几天前去世了……

在很多人心中,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早就“去世”了。去年法兰西举国为他庆祝100岁生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怎么,他还没死吗?

这位人类学大师的学术生涯也始于一个电话。1934年秋季的一个周日,早上9点钟,巴黎高师院长布格列在电话中告诉斯特劳斯,已向巴西圣保罗大学推荐他去担任教授。

次年2月,斯特劳斯登上了前往巴西的客轮。此时他与人类学的关系仅是读过一本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罗伊的书。

鬼使神差,1935年末的大学假期,他深入到巴西内陆,进行了一次长达数月的调查,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多次往返于城市和丛林之间,直到1939年离开巴西。1955年,这些经历结出果实之一,一部动人的游记《忧郁的热带》。

回到法国后斯特劳斯立即应征入伍,但法军兵败如山倒,他只好退伍当了一段时间中学教师。此时德国的“排犹政策”渐渐渗透法国全境。1941年他逃亡到了美国。(据说,初到纽约时他不得不将名字里的“Lévi”隐去,因为在美国“Lévi-Strauss”——利维斯,是牛仔裤的商标。)

在这里,他结识了人类学家博阿斯、克虏伯、罗维以及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等人。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才华横溢的俄裔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他的“结构主义”方法正是来自于后者的启示。在雅各布森督促下,斯特劳斯整理了在巴西时收集的材料,开始撰写《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5-1947年,他还担任了几年法国驻美国文化参赞。

1947年底,斯特劳斯回到了巴黎。两年后《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出版,此时他已年过不惑,学术生命却刚开始。

从1958年他的名著《结构人类学》出版到1968年“五月风暴”结束。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拉康、福柯共同引领的“结构主义”潮流流行了10年——斯特劳斯本人自嘲说:在每5年便要换一种思潮的巴黎,结构主义能够存活10年,已经证明了自己非凡的生命力。此外,他和萨特的对决(结构主义对存在主义),也是一段时间内思想界的“盛事”。

1968 年5月,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斯特劳斯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人类学家的眼光审视着四周的风潮。

“我不赞同砍倒树木构筑街垒,我不赞同把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场,那是大家的共同财产,我不赞同把大学建筑物等涂得乱七八糟,我也不赞同研究工作和学校管理因无谓的口水仗陷入瘫痪。”在他看来,“自由是从内部维持的;当人们认为能从外部将自由建立起来时,它就已经被破坏了。”

运动之后,显赫一时的“结构主义”像过了季的衣服,被束之高阁。他的学术对手和后生晚辈则不无得意地宣布,他们融合了历史性的人类学已超越了他。

用他的“结构人类学”,斯特劳斯到底说过些什么?

大略来说,西方人类学是在15世纪后逐步孕育出来的,跟欧洲人对外扩张的历史呼应。到19世纪形成“西方中心论”,认为文化存在高低之分、阶段之别。直到20世纪现代人类学才用平等的眼光看“他者的世界”,希望借由考察别人的社会,理解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人类。而斯特劳斯正是现代人类学的集大成者,他念念不忘的是经验事实背后、潜伏在人的意识之下的“思维的普遍结构”。

在《野性的思维》中他主张,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来的科学思维和在“原始”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神话思维之间并没有很大差异。“野蛮人”的思维甚至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形态。神话是“野蛮人”思维的宝贵“文本”(后期的4卷本巨著《神话学》中,他研究了800多种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从中我们可以获知,“野蛮人”怎么用他们未驯化的思维理解这世界,以何种方法应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存问题,而后再重新思考“现代人”走过的道路。

对“现代社会”是更成熟阶段的说法,他反驳说,“没有处于儿童时期的人民,所有社会都是成人社会,即便那些童年与少年时期没有记录的民族。”与之相应,斯特劳斯自然也赞成文化的多元性。他担忧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原先的“非西方”,在生活和文化上越来越接近于西方,最后只剩下单一的文明形态。而这,似乎正是当代各种程度的“原始社会”的命运。

退休之后斯特劳斯仍定期发表作品,1991年的《猞猁的故事》甚至成了畅销书。他也接受了一些采访,但对不得不应酬的场合感到厌烦,毕竟有些问题人们反复问了他40年,而他把同样的答案也重复了40年。

他没预料到自己的生命如此漫长,以致跨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所了解的、热爱的、拥有15亿人口的那个世界一去不返了。今天这个60亿人口的世界,与我无涉。”

如今,他总算回到了自己亲近的没有时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