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满月

摘要:达尔文从广义进化论出发,把人性看成进化的产物,人的基本属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智力、行为以及品质都是因此而产生的。威尔逊继承了这种思想,但相对达尔文的生物人性论,威尔逊主张从基因的角度来研究人性,由此获得了速尔文生物人性论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尽管迭尔文和威尔逊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者之间还是有着质的区别。

关键词:达尔文和威尔逊;生物人性论的奠基;当代的演进

中图分类号:G4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2-0033-03

达尔文从广义进化论出发,把人性看成进化的产物,由此成为生物人性论的奠基者。作为生物人性论的奠基者,他认为人性中最基本的属性是自然性、动物性,人的智力、行为以及品质都是基于此而发展起来的。达尔文的生物人性论,对西方传统的人性论构成了重大的挑战:它促使人性研究的范式发生根本的变化(从形而上学走向实证科学),使得人性不再是哲学研究的专利,而成为生物、化学、物理等各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的对象;它不再把人性当作是先验的产物,而是自然进化史的结果。生物人性论带来的人性研究范式的转向,对哲学本身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即带了哲学的第三次转向:近代自然科学的强势学科是物理学,所以近代的哲学母体文化是物理学,随着生物学在自然科学中强势力量的突现,哲学的文化母体逐步向生物学倾斜。

作为当代的博物学家和社会生物学的奠基人,威尔逊继承了达尔文的生物人性论。他也主张人性是进化的产物,主张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性。不过,由于威尔逊的人性论是建立在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础上,所以他在具体的人性问题上,与达尔文持有不同的见解。在他看来,认为自然选择的单位既不是个体也不是群体,而是基因。从基因这种微观层次出发,他比达尔文更加强调人性的“恶”(自私)的本质,强调人无法摆脱生物学的制约。

本文试图对达尔文和威尔逊各自的生物人性论作出扼要的把握,并进行初步的比较,最后试图作出自己的独立评价。我相信,对达尔文和威尔逊生物人性论展开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生物人性论这一流派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流派同西方传统人性论的根本区别,认识到它对当代西方哲学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一、达尔文:生物人性论的奠基与西方传统人性论的革命

作为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不仅把自然选择的原理用于说明人的体质特征的形成,还把自然选择的原理用于说明包括人的语言和智力特征的形成。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所以,无论是人的身体结构还是人的心理能力,在他看来都与动物的身体结构和心理能力极为相似。“人身骨骼系统中所有的骨头可以拿来一根根的和猴子、蝙蝠、或海豹身上相应的骨头相比。就他的肌肉、神经、血管和内脏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人所具有的几种感觉既然和低等动物的相同,则他的基本的直觉能力一定也是和它们一样的。”

此外,达尔文还用个体自然选择原理,来说明人的利己本能的形成,用群体自然选择原理,来说明人的社会本能的形成和以社会本能为基础的道德感(良心)的形成。个体自然选择原理表明,与动物一样,人也具有自我保全的利己本能;而群体选择原理则说明了:人与动物一样具有同情心等社会本能。人的道德感(良心)就是在同情心这种社会本能的基础上,经由社群的教导、理智才能的出现以及习惯的作用而形成的。达尔文认为社会性动物的理智才能如果像人一样活跃,像人一样的高度发达,也能获得与人完全一样的道德感。

当达尔文用自然选择(包括个体自然选择和群体自然选择)原理来说明人的形成时,他事实上是在用自然选择的原理,说明人的“本性”(如不合群的利己本能和合群的社会本能)的由来,进而把利己本能当作人在社会生活中展开各种利己主义行为的人性基础,同时把社会本能,当作人的道德感和利他的道德行为的人性基础。这种用自然选择原理对人性所作的解释和说明,开创了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性的先河,并奠定了达尔文在生物人性论这一流派的创始者的地位。

达尔文对于人性的具体看法,深受西方传统人性论的影响,而且事实上是对西方近代以来人性论思想的一种承袭。达尔文不仅看到了人的利己本能,同时也看到了人的社会本能,他所肯定的人的利己本能和社会本能的二元对立,我们可以在康德的人性论中明确地找到其思想来源。康德认为人作为动物具有三种动物本能,其中就包括自我保全的本能和社会本能。达尔文还谈到人的性本能,康德在谈人的动物性时也同样把性本能当作人的动物性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而康德对人的利己的自我保全本能和社会本能的肯定,事实上是对在他之前的霍布斯(以强调人的利己本能著称)和卢梭(在康德之前早就明确地肯定了人的合群的社会本能)的思想的发挥。不仅如此,达尔文从人的社会本能出发来考察人类道德意识(良心)和人的道德自由,这种做法显然也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和康德伦理学思想的影响。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肯定良心是一种同利己的情感相对立的利他的社会性情感,这种社会性情感与人性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是有区别的。康德认为,人的良心体现人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是人的自由的体现。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达尔文对道德的理解。

尽管如此,达尔文的人性论,依然是对西方传统人性论的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达尔文把一切有关人性(无论是人的利己本性还是人利他本性)的探讨,最终建立在他的生物进化论即自然选择原理基础之上了,由此一来,他便把传统人性论所肯定一切“超自然的”人性,统统建立在自然主义基础上了,人的道德和良心,人的崇高的精神自由和尊严,他都试图证明有一个生物学的根源。而把这些全部归于生物学的根据,是达尔文以前的哲学家所没有做到的,所以,达尔文从生物学出发来理解和解释人性的做法,意味着人性论研究中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他自己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许多极有才华的作家都讨论这个大问题,我在这里也要把它略略地提到一下,我这样做的惟一的借口是我不可能把它忽略过去;同时也因为,据我见闻所及,截至目前为止,任何人还没有完全从自然史的角度考虑过它。作为一个尝试,我还想看看低等动物的研究对于人的这些最高心灵才能是不是会有所发现,从这一点来看我这一番讨论也还有它的一些独立的意义。”对于达尔文生物人性论所带来思想革命,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肯定。

二、威尔逊:生物人性论的演进和对达尔文思想的承袭和背离

在达尔文确立起一种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生物人性论之后,一大批进化论者继续沿着他所开辟的方向前进。

赫胥黎作为生物人性论的代表者,肯定人性是进化的结果。它认为生存斗争是自然选择的内在动力,而适应又是生存斗争的结果,为了达到生存的目的,所有生物都会同其他生物展开残酷的生存斗争。由于生存斗争的作用,每个生物都具有自我保存的利己的本性。随着人类的出现,纯粹的“自然状态”

被人为地破坏了,过渡到了一种文明或文化的过程,即“园艺过程”。“自然状态”与“园艺过程”是对立的,如果说“自然状态”是永不停止的生存斗争,那么人为的园艺过程则消除了生存斗争。可见,赫胥黎也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确立人性的:“自然状态”是人的利己本性的基础,而“园艺状态”为人的利他本性奠定了基础。

克鲁泡特金看到人性中存在的利己本性,但是他反对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片面夸大个人、民族以至种族之间残酷的攻击以及侵略行为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人性中的互助利他本性,这种基于互助利他本性而形成的互助原则,是人类道德观念的真正基础。而且,这种互助本能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动物世界的最低级阶段。互助原则是不断进化的,从氏族扩展到种族、种族的联盟、民族,最后在思想上扩展到整个人类。“‘勿冤冤相报和对邻人要厚施薄取这种更崇高的观念,被看作是真正的道德原则,是比单纯的公正、平等或正义这些观念更为优越的原则,更能导致幸福。呼吁于人类的不仅是需要以爱(它永远是个人的,顶多也只是部落的),而且需要以他和每一个人都是一致的这种理解作为行为的指南。因此,我们追溯出我们伦理观念确实起源于互助的实践(我们在进化的最初阶段就可找到这种实践的痕迹);并且,我们可以断言,在人类道德的进步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互助而不是互争。甚至现在,我们仍然可以说,扩大互助的范围,就是我们人类更高尚的进化的最好保证。”

随着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出现,社会生物学崛起,达尔文的生物人性论获得了它在当代的一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作为社会生物学的奠基人,威尔逊在其社会生物学的框架内,把达尔文的生物人性论,推进到了一种具有当代水平的全新形式上。他从基因出发,用微观的基因选择论,来说明达尔文曾经用个体和群体自然选择来说明的诸多人性尤其是人的利己和社会本能、以及性本能的形成,并由此进一步说明人的各种社会行为如攻击行为、利他行为和包括性行为在内的其他各种人类活动。

威尔逊认为基因是自私的,惟一的目的就是生存,即不断地扩大自己在基因库中的频率。在自然界中,竞争总是存在的,在竞争的过程中,受基因决定的利己本能的驱使,人往往会采取攻击的利己行为。与此同时,为了一些共同的利益(主要是基因的利益),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利他行为。利他行为分为两类:绝对利他行为和相对利他行为。绝对利他行为称为无条件的利他行为,无条件的利他行为首先是为利他者的近亲服务,然后随着亲属关系越来越远,其频率和强度也急剧下降。相对利他行为是有条件的利他行为,即施与者希望从他人或者社会获得回报的行为,这种行为归根结底是自私的,因为利他者期望自己或近亲能从社会上获得回报。“他做好事是有目的,并且常常是自己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精心安排自己的一举一动,使之与社会周密制定出来的繁复的奖惩办法一致。”无论是绝对利他行为还是相对利他行为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基因在基因库中的频率的适应度。

在威尔逊这里,由于立足于从基因来解释人性,解释人的行为模式,所以人的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不再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而是具有了统一的基础。人的行为都是由基因决定,并为基因而服务的,所以,无论是利己行为还是利他行为都是服务于基因的生存利益的。不仅人的行为,人的品质、智力以及人类社会文化都是服从于这个隐蔽的主人——基因。

在从基因选择论出发说明人性形成的过程中,威尔逊最终抛弃了达尔文的群体自然选择理论,也抛弃了达尔文所相信的由群体自然选择所塑造的人的社会本能,他试图彻底地从自私的基因出发,来说明人的一切行为模式,包括攻击行为和利他行为。从人性是否善恶这个价值评价的角度看,尽管达尔文从个体自然选择原理出发,肯定了人的自私本性,但是由于他从群体自然选择原理出发来说明人的社会本能,而社会本能主要是指乐群感、同情心等,所以达尔文认为人性的利他本性是人的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源泉。可见,达尔文主张人性是善的。威尔逊虽然看到了人的互助的利他行为存在的事实,但由于利他行为不过是自私的基因的一种技巧,所以威尔逊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性是恶的。威尔逊对人性善恶的评价,事实上与霍布斯等人的主张是一致的,他们的区别在于威尔逊对人性的考察是从生物学出发的,并深入到了基因这一微观的层面。

三、对达尔文和威尔逊生物人性论的评价

达尔文和威尔逊都是从生物学出发来研究人性的,所以他们反对传统人性论,认为这种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人性论无法获得对人性的科学认识。只有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维度出发,才能建立科学的人性知识。

达尔文和威尔逊强调对人性的研究必须与自然科学即生物学结合,主张把人性论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主张在人性的研究范式上实现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尽管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毕竟是对西方传统人性论的自然主义基础在生物学层次上的彻底发挥,强调了对人性的研究和考察,必须坚持贯彻经验主义的路径,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的理论,充分肯定了人与其他动物的关联,肯定了人性有一个生物学的根源,肯定了人首先是一种动物,然后再有动物进化而来,这就提示我们要始终注意人的本性中的自然性和动物性的方面,而且提示我们要把人身上后来具有的那些高级的特性,都看作不过是由人的动物性发展而来的。他们的理论,肯定了人性和动物性的连续性。达尔文说:“不论何种动物,只要天赋上有一些显著的社会性本能,包括亲慈予孝的感情在内,而同时,又只要一些理智的能力有了足够的发展,就不可避免会取得一种道德感,也就是良心,人就是这样。”威尔逊说:“在习俗进化的范围内以及依据心理学的基本标准,我们决不是孤单的,我们有一个小弟弟物种。人类与黑猩猩的社会行为之间有些方面是相似的,如果再结合新近的有关遗传变异方面的令人折服的解剖学与生物化学的发现,便构成了一组证据,它们是如此有说服力,以致无法借口巧合而不加理会。我现在相信,它们至少可部分地作为基本资料解释人类和黑猩猩拥有相同基因这一点。”

但是,他们的理论,毕竟过多地强调了人的本性中的自然性和动物性,而相对忽略了人的本性的特殊性,比如人的本性中的文化性。而且,他们还把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生物因素的作用。威尔逊认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完全是为人的生物属性需要而服务的,无论是早期的道德禁忌,还是人类的制度结构,无不是人的生物遗传利益的体现。而且生物进化决定文化进化,文化进化只能在生物进化的框架中进行。威尔逊说:“由于生物进化远远慢于拉马克式的进化,所以,文化变迁总是领先于生物进化。不过,差距不可能会太大,因为文化进化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最终还是会被纳入生物自然选择的路径。自杀行为或毁家倾向的那群人所留下的基因,将少于在遗传上无此类行为倾向的人。如果某个社会由于其成员的遗传因素导致了缺乏竞争力的文化,那么,这个社会最终会被拥有

更加适宜的遗传秉赋的成员所组成的社会取而代之。目前,我还不能将现代社会的有关现象归因于遗传差异,但必须指出的是:现在存在着某些极限,它或许比我们已形成的认识更适用于当代社会的种种活动,如要逾越这一极限,生物进化便会把文化进化重新拉回去。”

在具体评价他们的生物人性论时,我们还要注意把达尔文的理论跟威尔逊的理论区别开来。达尔文的生物人性论尽管也肯定了人的本性可以用自然选择原理来解释,肯定了人的本性根源于动物性,但是,他毕竟肯定了人具有社会本能,肯定了在社会本能基础上人能够形成道德意识,尤其是在社会本能基础上形成人的良心,良心最终使人能够自由地选择行为,从而使人具备了像康德等人所说的自由意志。当然这种自由意志不是先验的,完全可以从进化的角度得到说明,具有经验的特点。而威尔逊把自然选择的单位确定为基因,基因决定了人性,人性是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等社会行为模式产生的根源,但由于人性归根结底不能摆脱基因的限制,所以人不具有像康德等人所说的自由意志。威尔逊认为所谓的人的自由意志不过是统计学上测不准原理的应用罢了,如果科学技术足够发达,以致可以精确地确定行为的轨迹,我们就会明白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人是宿命的,无法摆脱宿命的安排。同样是从生物学出发,达尔文强调人的自由本性,而威尔逊则否认了这点。由于否定了人的自由,威尔逊的人性论最终具有强烈的遗传决定论的色彩。而且,在价值观问题上,达尔文与威尔逊也是有分歧的:达尔文主张以群体利益为出发点的价值观,而威尔逊主张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价值观。达尔文说:“社群的成员们所表达出来的意愿或意见,无论起初用口传的也罢,或后来用文字表达的也罢,有的构成我们的行为的惟一的指引,有的成为可以大大巩固我们的社会性本能的一种力量。”威尔逊否认群体利益高于一切的看法,认为自我利益高于种族的利益,最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说到底都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

参考文献:

[1][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元,胡寿文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李平沤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Edward O.Wilson:On Human being With a NewPrefac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