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华　纪硕呜

中国自1949年重新开启的“大国崛起”之路并不平坦，半个多世纪以来，有成功也有失误，在曲折蜿蜒中一步一步迈进。

三次跨越式发展

今天只要客观地回顾1949年后中国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中发生的数度社会变迁，就可以十分清晰地发现，在党的领导下，整个社会在近六十年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曾先后出现过三次“跨越式地发展”，即依循历史变迁的现实发展轨迹，可以明确划分出三个相互衔接的时代脉络：

一是革命立国时代。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开创了一个新的国家政体，为建立和巩固政权，所走过的约二十八年漫长的立国时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走过的第一时代；

二是改革建国时代。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文革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建设起一条快速通向国家富强的高速路，确立并实现中国经济繁荣与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体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走过的第二时代；

三是和谐富国时代。这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励精图治，承先启后，立足“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品质”，以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为主旋律，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契机，目前正在开启的中国走向全面富裕的时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正在开始的第三时代。

邓小平的改革建国时代

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的第二时代，由于该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与被称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议与领导密不可分，因此，人们习惯地称该时代为“邓小平时代”，其时间跨度以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直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止，前后历时约二十五年，这个时代的成功奥秘在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时代，是一个打破旧时代，创造新时代的变革。邓小平改革最重要之处，是将过去以政治运动巩固政权的方针，转向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明确了党在新时期、新时代的主要历史使命与中心任务。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瓦解，随之宣告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长期绷紧的政治神经终于获得了暂时松弛的机会，逐渐从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运动中走出。

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此次复出对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第一时代的思想政治路线，进而促使中国社会进入第二次大转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引导和支持，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思想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讨论最终冲破了长期以来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但据于光远回忆：“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为期三十六天。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因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设置对后来中央工作重心的转移起了重要作用。于光远回忆到：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他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提出这三个议题之后，华国锋指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并说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宣布这次会议头两三天讨论这个重点转移问题，整个会议准备开个二十多天。

正是有了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才使得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顺利实现既定目标，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性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转折意义而成为建国后第二时代开启的重要标志，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二，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明确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导致“文革”暴发的思想政治基础，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组织路线。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任务，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由此，在“文革”结束后的短短两年时间内，毛泽东后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的领导与推动下，完成了党在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终于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从根本上突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调整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在新转折时期的工作路线。从此，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终于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第一时代，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一个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路径的新时代，即改革建国时代。

六项改革特点

与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第一时代比较，邓小平领导下的第二时代在思想观念、政治路线、文化价值导向，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都跨越式地呈现出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其一，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重新认识，把第一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调整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视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由此奠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客观基础与依据；

其二，对党的基本任务及工作方针做出了实质性的调整，由单纯以政治运动为手段的巩固政权的任务转向以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设为党的重要任务的阶段，明确了

党在新时期，新时代的主要历史使命与中心任务；

其三，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进行制度性改造与转型，把建立在单一利益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调整为多元利益并存前提下市场经济体制，开始探索并初步实现了经济体制层面全方位实施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模式；

其四，对既有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及传统思维定势进行批判性改造，放弃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浪漫主义和社会理想主义价值观念体系，使中国转向以现实利益追求为基本价值定位的实用功利主义观念取向，为中国步入世俗化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文化价值前提与思想观念条件；

其五，对“闭关锁国式”的自力更生国家建设理念予以开放性突破，改变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自我封闭型和完全依靠自主发展的国家建设路径，借助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打开国门主动融入世界潮流，大力引进和吸收国际资本、国外先进技术、海外人才资源，实行对外开放方针，为加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利用并创造对已有利的国际环境；

其六，对第一时代建立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展开了颠覆性的改造，确立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社会分配原则，使原有的农民、工人、干部为主体的社会基本阶层结构开始被多元化的社会分层结构所替代，尤其是新生的中产阶层在新制度抚育下逐渐形成和具备了日益壮大的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

毋庸质疑，这一系列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特征，较中国第一时代已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根本性的改变，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因为，从这一历史性认识的转变为前提，可逻辑地推导出中国社会随后的一系列变化。由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引发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制定全面调整和重新选择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模式，进而对固有的社会文化观念体系与价值座标进行整体性改造与超越。新中国第二时代的开启正是以这些新特征的萌生与发展为根本标志的。在对现实改造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总是对未来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追求，而邓小平则是实干家，注重实践的实际效用。

两代领导人不同风格

中国第一时代与第二时代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虽然人们可以从历史发展的某种客观规律性来解说这种十分明显的阶段性和跨越性特征，但是不可否认，这两个时代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自1949年以詹发展路径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很大程度源于这两个时代的核心代表人。

政治领袖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在思维定势，价值追求、行为模式、个人风格等方面表现出的巨大差异。

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浪漫诗人，理论家，革命的战略家，虽然他十分注重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人。但在对现实改造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则总是对未来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追求，以自身坚定的信念与理论支撑着毕生的事业。在毛泽东看来。理论即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并对实践进行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必定是盲目的，所以毛泽东更看重理论的作用，希望用其理论来有效地规范和指导实践。

而邓小平则是党内著名的实干家，战略家，务实是他最独特的治理风格与工作作风，在他数十年的革命奋斗生涯中始终倾向于具体的实际操作。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他更关注现实的实践过程，即注重客观现实条件对人的行为与活动的制约，注重实践的实际效用与功利，有怎样的条件就做怎样的事。在邓小平眼中，理论主要用以解释现实，这集中体现在他所创设和指导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实践始终走在理论的前面，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也常常重于划理论的探索。可见，风格迥异的两位领导人，分别为新中国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烙上了各自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