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

洪先生的《夏木清阴——宋诗随笔》，最近由岳麓书社出版了。在每天晚上休息之前，我都要静静地读上一两篇，结果读着读着，就想到了“世纪末的‘古典诗话”这个题目，同时也产生了“有话要说”的愿望。

我所以把这本关于宋诗的随笔，称为“世纪末的‘古典诗话”，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形式上，《夏木清阴》采取的是在当代越来越难得一见的古代诗话体。尽管它已不再使用文言或者文白交错的形式，但在对每个诗人及其作品的有感而发，在叙事风格上的平易近人，以及总是要把诗人的佳词丽句排列出来等方面，它可以说真正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话的形式结构。这也是在当代诗论中难得的文体形式，甚至可以把它称作为“新诗话体裁”，它对于文本本身的咀嚼和体验，它对于个体与作品独特的情感联系的注重和刻意，与当代因受西方文艺学影响而越来越抽象化、逻辑化和学院化的各种诗论，也是根本不同的。如果说，当代主流诗以“真”为思维的指归，它刺激的是人的大脑和知性系统；那么，在这种“新诗话体裁”中，则处处洋溢着美文所特有的感性享受性质，它服务的是人们的心灵。这当然也是我像吃夜宵一样来解读它的原因。

其次是在精神气质上，与“古为今用”、“批判性继承”(实际上是只批判不继承)，以及让中国古代文学充当西方理论方法的素材这种主流古代诗学研究不同，它充满了一种古典的美丽的忧伤。洪亮本就是多愁善感的诗人，以诗人之心去观照多半是“细雨如愁”的宋诗，自然就不同于一般学者那种教科书式的“鉴赏”。他把宋诗的活灵魂描绘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别有洞天的宋代境界。宋诗与唐诗是个很老的话题了，如果说唐诗是春花，是破冰而出的激流，它所有的美丽都是生机蓬勃和“没遮拦”的，那么宋诗则确如作者所拈出的“夏木清阴”，它不再是对生命无止境的刺激、剥夺和诱惑，宋代诗人明白了，“总得舍弃一些什么，消解一些什么，才会有满庭清阴、满胸明月的境界，不疲于奔命，不心劳力竭。‘有天难管白云闲。有虚空，有余暇，才不至于充实、压抑、窒碍。不牵于物，不属于情，‘物随宛转、‘与心徘徊，生命的呼吸才是自由畅快。”(《夏木清阴》第333页)尽管这里仍有苦难与抗争，但与唐人那种“匣里金刀血未干”的方式已经很不相同，宋人对人生的执着更多的却是用画笔或“一生憔悴为诗忙”，是“笔力欲挽千钧”；尽管这里仍然有生机，但与盛唐时代那种青春崇拜和飞扬跋扈相比，它已经有了极大的收敛，“天真丧尽得浮名”，“欲问桃花借颜色，未甘着笑向春风”，这些诗句中的幽微与曲折，更是需要细心观察，需要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后的心灵才能发现。与中晚明的诗歌相比，宋诗的美也是弥足注意的，一方面它没有走向世俗和肉欲，另一方面，这阴影只是清阴，也没有走向空寂和虚无。它充满的是一种对人生与命运的无可奈何的忧伤，“那么多的阴影，那么多的创伤，那么多的生命。”这就是洪亮笔下的秦观，“这些含苞之花，乃是生命中不可承受的幻丽”；“起码在早期的诗词中，秦观呵，在你浮光掠影的瞥视中，你用近乎魔术的方式，只让那些既奇又美的东西，以及它们激动人心的快感留存下来。你体现了自欧阳修以来宋诗细致的外在观察、精微的内心体验，甚至走过了头，美得不像尘寰中物。”(第138页)。这种“夏木清阴”中的诗人，也就成为一种“在诗性人生上……提取物体精华的炼金术士。”

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这种古典的美，常常使我想起川端康笔下那些仿佛不真实的女人。然而，在它变得越来越稳薄和微茫的时候，它自身也就具有越来越纯粹的古典性。如果说它对于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则正如舍斯托夫讲的陀斯妥也夫斯基，“一个盘上放着巨大的、不可计量的、沉甸甸的自然及其法则”，而在“另一个盘上，他放上了自己的没有重量的、无法保护也保护不了的‘最爱尊敬的东西，并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期待着，看看到底哪一端的重量大”。而洪亮笔下的古典美，同样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个“约伯的天平”，它的一端是我所说的“穷凶极恶的世纪末狂欢”，另一端则是他无法保护的“古典诗话”。至于到底那一端更沉重，同样是一个需要时间才能测定的结果。

王安石说：“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