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功

对于敏感的文人来说，既往的个人生活史与他所接受的民族文化史，是会在心灵底色上镌刻下深深印记的。从纵横弹铗的先秦到仪礼三千的大汉，从白衣胜雪的盛唐到清明柔婉的赵宋，从方正沉闷的满清到王纲解纽的民国，都通过文字的幽径与精神的传承，层累地活在今天的文人的心中。由于个体精神气质与生活际遇的不同，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选择自己精神谱系的前生与倒影，选择灵魂向心力的归宿与圣地。而那个相应的历史年代，也总会像扯不断的情缘一样，常常欲罢不能地纠缠牵扯着当下的生活。比如要是真能转世投胎，鲁迅先生自然更愿意选择魏晋，郭沫若则可能倾向于重回战国，而郁达夫早就在“每自伤悼”之中常恨自己没有生在明末了。

说起赵宋这样一个文化昌盛与科学发展的时代，一些现当代学人对它的追索与选择是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陈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纵横古今，在中古史、隋唐史、明清史、蒙元史等方面都贡献出了至今亦难以超越的珠玑文字，而唯独对宋代没有留下专题性文字，更遑论专著。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对宋代文化的总体推崇与高度评价，却是超过了对任何其他朝代的。1935年他在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就说清代史学“远不逮宋人”。40年代他认为中国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且将来的发展也必归于“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尤其是宋代的史学，陈先生以为具有“纵贯眼光”之“通识”，实为中国史学之高峰。在20世纪50年代写《再生缘》时，他重点强调宋代“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这一点。到了60年代中期，他又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赠蒋秉南序》)陈先生曾经声明过自己不适于研究清代文化，理由是这段历史与自己身世太过靠近，容易不由自主地掺入个人情感。同理，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他推许远年的宋代文化之缘故，恐怕也不在于他在知识学意义上对宋代文化之广博气象的叹服，而更多的是由于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文化信念与宋代文化格调的隔世默契，以及自己作为一个生活于纷纭扰攘、方药杂投的时代里的学人对宋代文人在振衰起弊中体现出的气节士风的敬仰，使他产生了精神上的归依与亲近。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还算说得十分平实：“宋代是以‘郁郁乎文哉著称的，它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而当代学人刘东对宋代的陶醉可谓一往情深，他在译完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名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后深有感触地说，如果容许他自由投胎的话，“我最愿意去活一次的地方，无疑是10世纪的中国汴京。对于天水一朝的文物之盛，我是那样的心往神追，因而苍天倘能独厚于我，让我每日都以宋瓷沏一盏香茗，再开读一卷宋版书，则此生夫复何求。更何况，在那个产生了苏东坡的时代，言路曾是何等的宽松自在……”从精神谱系的路向上说，洪亮先生数年来一以贯之的宋代文化研究，也是这种人文理解式的而非科学考据式的：是别样的诗人式“倾情”而非纯粹的学人式“求真”。早年在普希金等人的滋养下进行诗歌创作的洪亮先生，在其后一直保持着恒久的宋代文化情结：年轻时他曾在诗集《太湖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以乐观明朗的声音，歌吟过范成大笔下的石湖美景；中年时他以一册《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005年再版)体认过苏轼这位中国文人代表性人物复杂的心路历程。在世纪末的今天，当“水落石见底，叶尽一山空”的时代更迭情绪与人过中年的个体生命感觉相互碰撞而无法自己时，“独坐水亭风满袖，世间清景是微凉”，挟带着独特的人生体验，他即景寄情地写出了一册《夏木清阴——宋诗随笔》(岳麓书社2000年版)，引领着人们在这个迷乱的文化情境中走过一程宋诗之旅。

著名史学家吴江先生在他为《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一书写下的长篇评论《宋代为什么凝聚起一座文化高峰?》(刊《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0月9日第5版，收录于青岛出版社2000年版吴著《文史杂论》)一文开头就准确地指出：《放逐》一书的写法是“诗史结合，寓史于诗，以诗释史，所以很有可读性”。他还说，全书“着重于诗词成就方面，对北宋文治大局虽有涉及但较少论述，唯对从政文人的遭遇，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却有详细的描述”。的确，这册广受学界时贤好评的著作，其中固然有着诸多关于以苏东坡为中心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分析、人物生平事迹梳理、历史进程寻绎等——这些努力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在驾驭史料等方面的学术底蕴与立言基础——但更多的是对那个时代文人精神的证悟与感受；皇皇近四十万言与其说是苏东坡的生平传记类作品，不如说是对在放逐与回归这根共振的命运琴弦下的文人心史的剖析；与其说作者是一个严谨求知的“学问中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深情问道的“问题中人”。在《夏木清阴》一书中，作者延续了这种他所擅长、也是他无法摆脱的问学方式。作为近年学者随笔热代表出版物的“长河随笔丛书”之一种，《夏木清阴》无意仅仅停留于对宋诗孜孜的客观诂训、精心注解与文体分析，更不追求在学理性基础上建构一个诗论体系与逻辑框架——前者像一个追求精确标明各处地名的工程兵，后者则像一个努力绘出全貌的地图设计者。洪亮先生注重的是在其学术底蕴的支撑下，充分调动个人的精神体验、心灵证悟和一切“前理解”，来解读那些时时触动自己内心的宋人诗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更像一个对眼前的宋诗风景“有话想说”因而出言精彩的独游者。全书各篇大体以一个(类)诗人或一个主题展开论述，如《年年临水看幽姿——从高士到病梅》评析士大夫的隐逸之风在宋代划下的痕迹；《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描写东坡在黄州经营精神家园的境界；《蓬舟吹取三山去——李清照》歌吟李清照这位女性在变局中从罗衣轻舟到云涛晓雾的人生执著：《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演绎“亘古男儿一放翁”的热血豪情与深挚恋情；《淡妆浓抹总相宜——宋人绝句》高度评价宋代绝句的出新；《独立花荫看雁行——女性诗》描写在理学风霜摧折下女性诗歌的奇葩怒放……《夏木清阴》在外在形式上是一种阐释宋诗的随笔，但我们不难发现，论诗衡艺只是一种作者寄情的依托与切入灵魂的方式而已。作者深沉的情绪，是在表达一种对以宋诗人为主体的宋代文人心灵的触摸与体认。在这些单篇的散珠碎玉中，倾注着作者一以贯之的中心主线：对宋代文化的天然亲近与对宋调风骨的深情体认。这条中心主线起到了以线串珠的作用。“看花应不如看叶，绿影扶疏意味长”(罗与之《看叶》)，通过在宋诗之旅中对宋代文人心灵的触摸与感通，作者获得了自己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宋代文人精神气质在整体上呈现出在特定时代摧挫下的内敛倾向，这种内敛“反倒加深了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从而获得了

通脱豁达的胸襟，在抗争与对峙中保持一份超然自得的情怀、一种‘穷而后工的风采”，“宋人诗论诗话中的一个突出命题，便是崇扬一种刚健有力、自强不息、忘乎得丧、充实完善的人格力量与人生境界……”。书名“夏木清阴”系从秦观的诗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首夏》)化用而来，这种化用清楚地表达了作者对宋诗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与文化格调的由衷体认。这种认识，与作者多年前从苏东坡身上得来的感悟是一致的。在《放逐与回归》一书文末，洪亮先生曾经写道：“养气、尚健，才是宋诗的风骨所在，也是宋代士大夫的人格所在。宋代诗学，一方面要化解屈子之悲，将屈(原)、杜(甫)之酸楚变而为陶(潜)之冲夷；另一方面又要扩展陶的心性，将冲淡襟抱变而为屈、杜式的入世情怀，呈现出一种陶、杜互补式的综合型态。……总而言之，‘先天下之忧而忧与‘临大节而不可夺，映照出有宋一代士大夫的风貌。”

与作者主体的读解方式相适应，《夏木清阴》的文字没有走向泥古不化，作者时时以心灵的证悟与“同情之理解”进行着自己与宋人的沟通、历史与当下的交流、文本与现实的联结，甚至有着中与外的心灵碰撞——比如他在《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中引用余光中的诗句“在黄梅雨的月份／中国中国你令我伤心……扪着脉博，证实一颗心还没有死去／还呼吸，还呼吸着雷雨的空气／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敲打乐》)，来阅释陆游的拳拳爱国之心；在序言中特意引用西班牙诗人维森特·加奥斯的诗句“那么多的阴影，那么多的创伤，那么多的生命”来概括自己对宋诗整体的心灵判断；引用学人对罗伯斯庇尔的论述“他以他的权杖和急切的热情，把石头驯服为羊群。为着同一个最高目的，圣徒西西弗斯变成了暴君”(筱敏《遥想法兰西》)，来评判王安石政治洁癖中的历史错位与道德误区……。作者的文字与叙述，可谓是内蕴学理而外现诗情，学者之文、诗人之情、智者之识与文人之气，在这里文脉贯通、水乳交融地成为一体。

“势大将收，物华返素。”(陆时雍《诗镜总论》)宋代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型时代(日本学者坍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甚至认为宋代是中国“准近代”社会的诞生期)，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前代的文化特征：汉唐的杂糅佛儒、胡气雄风一变为理学主宰下的优雅纤巧；士大夫的心灵状态亦由昔日的意气风发一变而为今天的励志重节。在此情境中的诗歌，自然表现出了它的锐意求新与另辟蹊径。现代学者缪钺先生在论《宋诗》中曾有一个精彩至极的比喻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海棠芍药，穰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昧隽永。”对于紫陌红尘中的芸芸众生而言，人性大多天然地亲近迷醉于锦绣花丛中的浓烈情怀，而很少人情愿涵泳、体昧于扶疏绿影下的无言况味。因为如此，情绪浓郁奔放的唐诗才在《三百首》的流播中传唱成了中国大众口边自然的歌谣，内化成了心底稔熟的旋律，而对于另开新局、别有洞天的宋诗来说，即使是有着诗论大家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这样的经典选本，普通读者也总是对这种“思虑深沉”的“宋调”语言保持着相对的疏离。从这个角度说，“主情”的唐诗是贴心贴肉的，是世俗化与感性化的；而“主理”的宋诗则是椎心刺骨的，更需要凭藉人生的阅历与心灵的积累来解读她深沉的密码。洪亮先生曾自言自己写的苏东坡只是自己心中的东坡——这是一种自谦，更是一种自期。我们同样可以说他所写下的宋诗随笔只是他所理解的宋诗。像任何一种古典文艺样式一样，当宋诗在个体性的读解中复活而成为当代人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动力时，它前所未有地体现出它的巨大意义与深层价值。古人常云：“诗无达诂。”在时下林林总总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目睹了大量的文字以“论著”的形式在当代学术体制所构建的知识流水线和文字作坊中被生产出来。作为一介普通读者，我们必须对其中的精心之作保持书生内心的敬意。但是无法否认，也有太多的文字垃圾正在玷污着我们的眼睛与以纯洁为特质的学术本身。与其痛苦地接受以“纯学术”、“客观性研究，等名义炮制出的学理不通、面目可憎的文字，我情愿去认同像《夏木清阴》那种对历史心灵化的解读方式——至少，在这种解读的路径中，它执著地坚持了文字的“有我”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