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榆

我听到一阵呻吟。因为疼痛而发出的呻吟。

石头垒砌的房屋里只有我和二姐。光线幽暗，但是能看到二姐蜷缩着卧在火炕上，呻吟就是从她的喉间发出来的。我不知道她疼痛的来处，她的呻吟使我慌乱得手足无措。二姐是痛经，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这样的疼痛是我不能体察的。疼痛来临就像潮水涌荡，我看着二姐在其间挣扎。疼痛来临时她什么也干不了，本来她是勤快的，担水、劈柴、洗衣、做饭，她是劳动的好手。在家里总能见到她勤快的身影，母亲说二姐是挟风带火的。但是痛经的时候她就换了个人，躺在炕上，不吃不喝，不劳不作。痛经的时候，她的活力和精气被老天爷拿走了。

二姐忍受不住疼痛就呻吟出来，她会哭出来。在她呻吟和哭泣的时候，我就很害怕。

我只有被动地等待着她的呻吟或哭泣停止，就像等待一场急骤的风暴过去。但我无法知道她什么时刻会停止，有时候我觉得她的疼痛漫长而没有止境。看着她蜷缩在炕头蒙着被子抽泣，我觉得她的疼痛无法疗治，不能接近，也难以救赎。在石头屋里，二姐的呻吟和哭泣使我恐慌。我帮不了她，只能代替她去街上挑水。冬季的矿区街道，寒风穿行，滴水成冰，路面有积水的地方结着冰凌。我用扁担挑着两只水桶到街口。自来水的水池隆起高高的冰坨，我的力气不够大，挑着盛满水的水桶从冰坨上走要百倍小心，否则就会摔个仰八叉。我挑着水桶走路，身体会晃，脚步踉跄。挑过水，劈柴，用斧头把晾晒在院里的木绊劈开，准备过冬用的柴禾。劈柴我也不是很拿手，因为手劲和臂力不够，劈下去的斧头没有力道，那些木绊总是劈不开。我怕有人看见我的衰弱，万分紧张。

这些活儿平时都是二姐在干的，她只希望我读好书。

“弟给姐好好念书，姐念书是没指望了，弟好好念，将来好成大器。”这是二姐对我说的话。

我们住在白平房，矿区最早的家属区。房屋都是石头和泥巴砌起来的，一幢连着一幢。远远看去，炊烟升腾，现出人世的烟火气息。父亲和母亲都做矿工，他们各自要去两座不同的矿井劳作，早出晚归。傍晚，母亲出井回到家，我报告二姐肚疼的情况。母亲并不着急，脱去窑衣，洗去脸上和手上的炭黑，把水泼掉，母亲嘱我出街去买红糖。买回红糖，冲了红糖水端给二姐喝。据说红糖水可以补血，但并不能祛除疼痛。母亲知道二姐疼痛的来处，并不像我那么害怕。结婚就好了。母亲在二姐疼痛到极端的时候说。她半是说给二姐听，半是说给家里的男人听。

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对于被疼痛裹挟的二姐来说，疼痛是炽烈的火焰，母亲念叨的结婚则是遥远的水源。父亲不能理解二姐的疼痛，在她呻吟和哭泣的时候父亲不耐烦，他披着黑色的棉袄，抱着双膝，嘴里咬着长杆旱烟的玉石嘴咝咝地抽着兰花烟，青蓝的烟雾在房间里飘动。屋里的光线昏暗，白天屋里的电灯没电，只有到晚上的时候来电。白天只有从窗外照射进来的阳光，如果天气晴朗，阳光就明亮，照射到屋的时候如同横切进来闪着银光的刀。夜里则是阒静漆黑，幽暗一片。

对于二姐来说居家的时光是阴郁的。尤其疼痛来临，她的时光犹如暗无天日的长夜。

这一年二姐十八岁，高中毕业就回到家里成为待业青年。读书对于二姐不再是紧要的事情。

成了杨六郎，不成卖麻糖。这是父亲常挂嘴边的俚语，对我们的教育，父亲多半是放任自流。

在漫长的居家待业的生活中，二姐等到过工作的机会，那是在一家幼儿园做保育员。

在一个空阔的大院里，有秋千、有滑梯，也有休息室。她穿着幼儿园白色的大褂制服。面前放着很多木制板凳，那些板凳上坐着各种相貌的幼儿，二姐有时拍着手教那些孩子念儿歌。有时在休息室哄他们睡觉，更多的时候陪他们在空地上玩。保育员是适合二姐的一个工作，对孩子她还是有耐心的，她喜欢孩子们。看她每天忙忙碌碌，早出晚归的样子，我觉得她是找到了工作的快乐。

但是痛经就像一把利刃，把二姐的生活一分为二。疼痛来临的那几天她就经历着非我的状态。

被疼痛湮没的二姐卧在炕上呻吟，在呻吟中挣扎，每个月总有数天她是不能工作的。

解雇是突然来临的，二姐在疼痛缓解的时候和往常一样来到幼儿园。带班的师傅就向她转达了领导解雇她的指示。解雇的失落和痛经的疼痛联合夹击她，她回到家里嚎啕大哭。

她哭的时候，我就候在一边，悄无声息，一筹莫展。面对二姐隐秘的痛苦。我不能接近她，也无法解救她。她体验到的疼痛是孤独的疼痛，是属于她个人的疼痛。那样的疼痛，我无法进入。

父亲办理退休手续，他即将结束二十年的矿工生涯。

父亲的一生，前半是在乡间，中间是军旅，后半则是矿工的生涯。

晚年生活在晋北矿区。在这个以采掘业为生的矿区，每年会有大量的退休人员。按照矿上的规定，退休的职工可以有一个直系亲属顶替其国营职工的名额。国营工，意味着铁饭碗。在夜晚睡觉的时候，我听到父亲和母亲在议论接班的事。父亲是希望我能顶替，母亲是希望二姐顶替。父亲的理由是要把这个机会留给儿子。在他看来，儿子是个软蛋。顶替可以有好工作，不用下矿井挖煤。父亲担心我会下矿挖煤，他做了大半辈子矿工，不愿意我再做；母亲则想让二姐顶替父亲，女孩子如果能有一个好工作，将来找婆家也好找。我听他们争论把顶替的名额给谁更好，争来争去也没个结果。

我是矿区子弟中学的学生，正读高三，我的同学们多在复习功课准备应考。我很想有这个接班的机会，顶替父亲的名额，有了国营工，就等于捧住了铁饭碗。这样不读书，或读书不好，都不用怕。在我看来，挖煤是暗无天日的生活，也是令我恐惧的生活。

矿工的职业具有双重性，在公共视域是一种，在底层社会是一种。两种属性我都熟悉。

我知道，二姐要是顶替了父亲，她会有一份好工作。有好工作，也就可以找到一个好婆家。看她每月在例假到来时的痛苦，我就觉得她应该有好的生活。我想，一份好的工作可以缓解二姐的痛苦。

再谈起接班问题的时候，父母亲就把我和二姐叫到跟前。

父亲讲了他要退休的情况，他说：“现在有一个接班的名额，看你们两个谁用合适”。

二姐看了我一眼说：“给弟吧，弟比我需要，弟接班就用不着下矿井挖煤”。

我说：“给姐，姐顶替可以找到好工作，以后成家会条件好些”。

我和二姐一起谦让，我们都衷心期望对方享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的相互推让，谁来接班的问题就悬起来。

父亲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也是二姐开始相亲的时候。

父母撒开人马为二姐找对象。看见老街坊就让人家作媒。女儿找到对象出嫁就算交待了，这是父母亲的想法。不断有男子上门来相亲，有的是人家一看就不中，有的看了以后，答应相处。在媒人的牵线下，过了彩礼，手表、衣服等等。二姐戴着男方送的手表，穿着男方送的衣服，出出进进，俨然是有对象的样子。一男子是矿上的机电工，他每到下班就来家里，他和二姐在一间屋里嘀嘀咕咕地说话，有时二姐也会被约出去见面，他们看电影，逛公园。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成，

但是能这样相处总让人感觉是有希望的。

看着二姐出出进进地相亲，谈对象，父亲就倾向把顶替的名额给我。

看到二姐谈了对象，我也就做着接班的准备。报名，考试，体检，都是例行的程序。

我提前退了学，临离开学校去看老师，老师非常失望，他本来希望我能考大学，为此开过很多次小灶，让各科老师辅导我，结果是我中途辍学，算是自给我开那些小灶了。

我不愿意上学，但是喜欢读书。我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读课外的书籍。

学校图书馆的钥匙我有一把，对学生来说，那是最高的礼遇。原因是我会写作文，我的班主任把我写得作文给教导处主任看，主任很欣赏，觉得我可以是当作家的材料。他就破例送给我一把图书馆的钥匙，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果戈理的《死魂灵》，这些书都是我在图书馆借出来阅读的。还有《鲁迅全集》。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秃顶的物理老师因为我在课堂阅读课外的书，就用粉笔弹我，他走下讲台把我藏在课桌的书全没收了。我不喜欢物理老师，急切地想逃离学校。我渴望到社会去，像雨果和司汤达那样去经历生活，阅历人世。然而真要离开学校，踏上社会，我又茫然无措。就在我办理退学手续之后，情况突然生变。

二姐跟那个男子吹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男方不愿意相处下去了。男子想要回他经媒人给过来的彩礼，包括飞鸽牌自行车和手表以及一件呢子大衣。二姐回到家来扑到炕上就哭。父亲很愤怒，大骂那个男子。但不管怎么骂，人家是听不见的，骂了也等于白骂。

母亲问二姐，为什么好好地就吹了?二姐说，男方嫌她没有固定工作，不愿意处下去了。

二姐的这个情况让我很难过，我想我应该把这个顶替的名额让给她。我是男孩，怎么能跟姐姐去抢一个她迫切需要的名额呢?只要有一份好工作，她就可以不必像菜场的剩菜一样被人挑来拣去。

我想我要自己找工作，把接班的名额让给姐，这是我应该做的。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去看陈继先。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他也没有读完书，中途辍学，招工当了工人。他父亲是采煤区的区长，他占用的招工名额是他父亲找关系安排的，他在一个叫姜家湾的煤矿做采煤工。这是暂时的，因为他父亲有办法把他从姜家湾矿调回来，这叫曲线回家。陈继先每个星期回家一次，在周末我们会见面。他的母亲给我们准备了酒和菜，以前这是不可以的。自打他做了矿工以后就可以抽烟，也可以喝酒了。我小心翼翼地跟他打听矿井里的事情，他说起他怀抱数十斤重的锚头往煤壁上打眼，打完眼后塞炸药，塞好炸药放炮，他说炸药爆炸把地下震得脚下乱颤，两耳轰鸣。他说起掌子面的焖热、低矮和窄狭，他要脱光衣服趴在掌子面里才能干活。他用锹伸进掌子面掏煤，一个班下来手臂酸麻。他说起矿上的事故，跟他一起当工人的一个孩子就是在出井的时候被落顶的煤岩砸住。那个孩子被人从煤岩中刨出来的时候，两条腿都被砸断了。

陈继先去姜家湾的第三天就跟人打架，他操起铁锹把一个骂他的跟班队长劈了。

当然他没敢劈人家的脑袋，只是朝队长的后背劈了一锹。结果队长出拳给他一个“满脸花”。

陈继先把白瓷酒盅的白酒干掉后骂：“妈的。挖煤的营生不是人干的。”

他的话让我感觉透心地凉，他描述的矿井里的情景令我畏惧。

这是公共视域之外的矿区，某种程度上也是接近真实的矿区。

从陈继先家出来，我在街上闲逛，在路过铁路的隧道时，我遇见三个出窑的矿工。有一个矿工背着另一个矿工，那个矿工显然是负伤了，手脚耷拉着昏迷着伏在那个背着的矿工的背上，跟在后边的那一个抱着衣物，他们神情匆忙慌张地疾走，他们是去医院。这三个人让我心惊，这样的遇见是经常的，在我内心深陷困境的时候，这种遇见会影响我的情绪，甚至影响到我的意志。

瓦斯爆炸，冒顶，跑野车，透水，这些发生在煤矿的灾难此刻加重了我的忧患。

我想我的意志在那时娇薄如纸，我没有胆量下矿井，因为我下去，没有人能有办法把我调上来，我可能一辈子就会在矿井里受苦。“三块石头夹一块肉。”这是矿工们对挖煤生涯的描述。那样的苦，我想想就感觉胆寒。我还是要顶替父亲接班，按照国家政策，接班可以被照顾，有好的工种，也有好的机会。比如做卡车司机，当机电工，这些都是可能的。我如果不接班。以后要想工作就只有下井挖煤。我如果去挖煤，此生将暗无天日，这是我真正的恐惧。

在做出顶替父亲的决定的时候，我感觉很抱歉，感觉对不起二姐。

我做着迎接新生活得准备。然而。实际的情形并没有如我所愿。

即使是接班，也还是有权利和背景的竞争。

有权力背景的，有势力背景的，可以分到好的工种和好的工作。没有这些即使是顶替也要下到矿井挖煤。这是我获得的消息。同我一批接班的，人们都各自活动，寻找可能的关系疏通劳资部门。我没有关系可找，只好听天由命。分配结果出来后，我被安排在矿井看变电所。

听到我下矿井的消息，母亲的眼泪顿时涌出来。母亲急火攻心，她的头发一夜之间变得灰白，她的牙齿一夜之间几乎全部可以摇动。我下矿井，真正感到畏惧的是父母亲，不是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苦辛。但是我已无可选择，只有接受命运的这个安排。

我成了一名矿工，二姐也由此失去了顶替父亲的机会。

她只有重新开始相亲，那是她可能的出路。父亲出门遇见老街坊的时候，继续托付老街坊给二姐找对象。但是相亲而成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二姐依然会在每个月的某个时候痛经。

疼痛把她抛掷到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蜷缩在炕上，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只有不断地呻吟。

这样的呻吟被我听到的时候如同针刺。失业和失恋，二姐陷于双重的困境之中。疼痛袭来时更深重地覆盖了她，二姐在疼痛中泅游。我就像置身于岸边的人。徒然地看着她在痛苦中沉浮。

刘连平是采煤工，他是最后一个上门来相亲的。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的头发上打着发腊，油光鉴人。他穿着一身蓝色西服，皮鞋也擦得很亮，他的身形瘦弱，坐在炕沿上老佝偻着腰背。

不知这是第几个上门来相亲的男子。总之他和二姐面对面坐了两个小时，出门的时候他跟媒人说，他对二姐挺中意。二姐也没反对这门亲事。她被相亲相得烦了，只要有人肯要，她就愿意嫁。

婚礼是在半月之后举行的，依然是先过彩礼，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衣服，这是基本的要件。

娶亲的时候，随着鞭炮炸响，扎着彩绸红花的迎亲汽车就停在巷口，刘连平穿着西服下车来接二姐，二姐满头饰物，浑身大红彩绸衣裤，她在脸上扑了粉，画了眼眉，我觉得这是她最美的时候。此前和之后都没有过。她的美如同瞬间的光影，短暂地出现，然后永久地消逝。

她走出家门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在用衣袖抹眼泪。她大概是觉得对不住二姐。

我也觉得对不起二姐，她不应该这么仓促地就出嫁，如果她能接父亲的班，如果能找一份好工作，她可以更从容地选择男人，可以更从容地选择婚姻，但是因为我占用了名额，她就再无这个机会。二姐出嫁了，

我也要工作。我们的石头垒砌的房屋寂静了许多。我再也听不到她因为身体的疼痛而发出的呻吟。我暗中期待她从此不再因为疼痛而呻吟。

然而，结婚没多久，很快就传来二姐和婆家不合的消息。他们经常吵嘴、打架。

有一次，二姐跑回娘家，她撩其肚皮让母亲看烫起来的火燎泡。她说那是她男人用烟头烫的。

母亲很生气，不让二姐回婆家了。那天傍晚，刘连平来，想要找回二姐。愤怒的火焰已经在我的心间燃烧，在做了矿工的那一天起，我就觉得自己长大成人。看见二姐肚子被烟头烫起的火燎泡，我觉得我不能放过我的姐夫。他走进院门，我在他跨进家门的时候，从背后揪住他的领口狠狠掼到地上。姐夫对到来的袭击猝不及防，他倒在地上，刚要爬起来的时候，我又狠踹一脚，姐夫起来夺门就跑了。我本意是想替姐出一口气，但是姐夫也不再敢回来，他没有来领二姐。

我无法快乐起来，我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二姐。包括帮她揍姐夫，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的处境。如果我不占用顶替的名额，她就会有一个好工作，有好工作，她就不必这么早就嫁人，不这么早嫁人，她就不用忍受被虐待的生活。这就是我当时盘桓不去的心结。

二姐最后还是回到了她婆家，她的小姑子代表婆婆来请。

母亲动员二姐回去，母亲还请来了街道妇女主任，她们来到二姐婆家，找到她婆婆说：

“现在是新社会，虐待儿媳也是犯法，别以为没人管，家庭暴力严重。政府一样会治罪”。

受到警告，二姐的婆家对她的态度略有改变。不再拿烟头烫她了，但吵嘴则是经常的。

疼痛不断地变幻着形式，供我们观察和体验。

很快二姐就怀孕了。怀孕缓解了二姐痛经的疾患，但是加剧了她身心的困境。

以前她还考虑要离婚，怀孕之后就不能再想了，只有忍耐她的婚姻生活。

二姐生产的时候，我正在家里休息，姐夫过来惊慌地说二姐要生了。

妇产科张大夫住在我们临街，母亲趿拉着鞋就跑出去猛敲张大夫的窗。

那天我去了保健站。我没进入产房，只在医院的庭院里站着，我听到二姐分娩时的哀嚎。

我听过她痛经时的呻吟，现在又听到她分娩时的哀嚎。

那是撕心裂肺的哀叫。最后我也听到了婴儿的啼哭，那是一个男孩儿，啼声强壮。

在保健站庭院生长着两棵树冠巨大的白桦树，枯黄的落叶飘满庭院。

秋天的阳光照耀着黄叶发出金色的微光。

看见婴儿的时候，二姐的脸上出现幸福的光泽。那是母性的光泽。

但这并不是疼痛的止息，幸福也没有留驻。就在此后不久，我获得了二姐去世的消息。

她的去世很突然。据说是伤寒，但这是令人可疑的说辞。因为伤寒在如今已病不致死。

她的身体出现异常，她被送到矿区总医院。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医生就说病人送晚了。

母亲跪在地上央求医生救二姐。但总归无效。

那天夜里，二姐在剧痛的挣扎之后恢复了平静。那是永久的寂静。

当时我并没有在场。二姐患病的时候我在青岛旅行结婚。

是的，我在开始矿工生涯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情感之旅。

生活总是在它自己的轨道上展开和运行，它从不忌惮我们的意志。

我在旅行途中，夜晚睡觉梦到家里的人声嘈杂，有人哭泣。我从梦中惊醒。

结束旅行回到家的时候，我在车站看到迎接我的父亲和大姐。我奇怪地是他们看到我竟然木然毫无反应。我回到家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家人兴高采烈的迎接。这样的气氛令我狐疑。

我见到母亲的时候，她的表情呆滞。我预感不好，到阳台上洗脸。看到摆放在衣柜上的二姐的黑白照片。她微笑着注视着我，在照片的前方放置着水果，三柱点燃的香冒着青烟。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在我离家的时候。命运偷袭了我。命运使活着的我亲爱的二姐变成一缕无形的哀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