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平（壮族）

又看见那条像蟒一般生动、沉重、美丽的河流的时候,就是我回到故乡的时候。

在这个依然炎热的秋天,我坐在一辆用机器降温的中巴车里,从南宁出发。我离开我生活了快二十年的热火朝天的城市,去往我只要一梦想就让我感到温馨或清凉的故乡。

我故乡的标志就是我现在看见的这条生动、沉重、美丽的河流。我用蟒来比喻它,是因为数十年来它总是缠绕着我,无论是在故乡、域外还是梦里,我都无法离开它的缠绕。这条河流让我害怕、勇敢、忧患、欢乐和喜爱。它霸气、强大、活泼,也很严酷,但从不伤害我。我在它的怀抱中降生和成长。我的身上有它的性格,因为我是它的孩子。凡是被它喂养、呵护的人,也都是它的孩子。凡是它的孩子一定是说同一种话,就是一家人。

就像现在第一个用壮话向我表示欢迎的人,他的语言远比他的笑脸使我感到亲切,因为他说的是我能说想说却已不常说的语言,是我的母语。听到乡音,我确定遇到了家乡人。与家乡人说家乡话,我确定回到故乡。

“勒焦喏内,几睐南尼糖大娃刮?”

这是某家乡人对我的欢迎词。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你这个光头,多久没有到过大化了?

说这话的人是大化当地的一个官员,我一点也不介意。因为我知道,只有友好的家乡人见面,才会这么说。不这么说,就不足以体现他对我的友好和亲密。的确是这样,我听了很高兴。这句话让我们一下子没有了隔阂和距离,因为它含着浓浓的乡情在里面。他高兴我回乡。我高兴我回乡。

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来过大化了。十年,应该有了。

我第一次来到大化,却要从今上溯二十年以上。

那是1984年,一个都安瑶族自治县文化馆创作员,拎着一台用当时四个月工资购买的收录机下乡采风。采风第一站,便是大化。那时候大化没有建县,还是都安的一个乡。这个二十岁的创作员其实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下乡采风。他为什么首选大化?因为大化有一座如雷贯耳的水电站。他还没见过水电站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就来了。脚一从车上落地,他直奔水电站。当他看到像一把铡刀将红水河拦腰截成两段的大坝的时候,看到汹涌澎湃的洪流像山崩一样从坝底飞迸奔腾的时候,这个从小在红水河边长大的小子居然吓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巨大壮观的水势,也从没想到桀骜的红水河也可以被人征服。他没有被吓尿裤子,但是他的收录机摔在了地上,烂了。

这个有点夸张和虚构的创作员,就是我。

但是我对大化的感觉是真实的。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么一个有爆发力、潜力的乡,是不应该只作为一个乡存在的,它应该发展、上升,就像一个勇敢、智慧、天才的士兵,迟早被发现和提拔一样。

果然,几年后的1989年,大化撤乡建县。都安三分之一乡镇和三分之一人口划归大化。都安相当多有远见的干部自告奋勇奔赴大化,建功立业。也是从那时候起,人们便按行政区划有了大化人和都安人之说。

但在我的心目中,却没有大化人和都安人这样的概念。大化人和都安人,对我来说都是家乡人,因为我们同饮一条河水,说同样的话,就像一家的两兄弟,就算各起炉灶也割舍不掉同根生的血脉亲情一样。事实上,如果不细问,我也是分不出谁是大化人谁又是都安人的,因为,我们的语言和音调太一致了,一致得像我们的风俗习惯、高山流水,像亘古传唱的山歌,像醇香低度的米酒,像勤劳、善良而直爽、乐观的性格。

这么些年,在南宁,我坐公共汽车,我走在路上,时常遇到说家乡话的人。只要听到家乡话,我总是情不自禁朝说话的人望上几眼,或者与他们招呼、搭讪。不多,就那么几眼,就那么几句,就足以温暖、慰藉我怀乡之情,就像病痛的人,只要对症下药,只需要那么几片,就可以止痛了,缓解了。

就像此次我到大化,遇到那么多家乡人,说了好几天的家乡话,好愉快,好爽神。我用壮话敬酒、唱歌,用壮话谈价买到了便宜的精美石头。我还给不懂壮话的同行汉族作家苏童、东西们当翻译,传达壮族人民的深情厚谊。看到苏童、东西和我的民族同胞一起开怀喝酒、唱歌,一起爬山、乘船,一起拉手联欢、跳舞,我说不出有多舒畅。这么多的欢愉是乡情和乡音生发出来的,它们像是一连串家乡的腊肉,吃不上的时候想得慌,吃上的时候,还是想得慌,在想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比如现在我已不在家乡,却正在想着在什么地方听到乡音,遇上家乡人,又在什么时候重返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