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军

康熙六十年(1721年)正月初一。

康熙帝像往年一样举行了新年庆贺礼。这是康熙朝第六十次新年庆贺礼了，不管是对康熙帝还是对朝臣来说都已审美疲劳。就像在这个世界上，一种仪式如果年复一年地举行又了无新意的话，那是很折磨人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老了。这一年，康熙68岁。大学士王旭龄80岁。大学士嵩祝、肖永藻以及户部尚书田从典等70多岁。大学士马齐、礼部尚书贝和诺、兵部尚书孙桂、刑部尚书赖都、工部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党阿赖都已70岁。礼部尚书蔡升元、刑部尚书张廷书则和康熙一样，都是68岁。

毫无疑问，在那样的时代，这都是些沉重的年龄。这些人目击并书写了一个王朝的起承转合，体味了世事的沧桑与浮沉。特别是康熙，作为这个朝代的主要书写者。他的人生况味可谓一言难尽。光荣与惆怅并举，热烈与悲凉同存。，他是这个时代唯一的传奇与符号。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九，年仅八岁的玄烨发现自己的人生有了改变——他成了这个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这一天，在太和殿举行的登极礼向世人昭告，继顺治皇帝去世三天后，大清帝国的新皇帝康熙帝产生了。当然，由于新皇帝还不到亲政年龄，所以政事由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代劳。而这些所谓的辅政大臣对政局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康熙登极礼后仅一个月，辅政大臣就大刀阔斧搞改革，一心一意弄权柄。首先，十三衙门被废，内务府复立，紧接着内阁也被废除，清初在关外时设置的内三院机构重新产生。当然，顺治时搞的满汉官员同工同酬的政策也被宣布作废，四辅政大臣宣布满官品级将无条件高于汉官品级——这些改革之举，广大的康熙子民想得通要执行，想不通皱着眉头也要执行。在康熙亲政之前，辅政大臣是这个帝国的最高领导核心，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

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再坚强的领导核心，其内部也不可能铁板一块。四个辅政大臣中，索尼是老同志了，德高望重，很有一言九鼎的意思。但他一般不说，因为鳌拜的存在。所以，索尼活得很压抑，是个有些压抑有些想法有些无奈的老同志。鳌拜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野心家，一生玩的就是心跳，时刻想着要取代索尼成为一言九鼎的人物。遏必隆是鳌拜的忠实追随者。苏克萨哈则是领导核心中的零余者，时刻想退出，却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欲退而不得。这样的四个人，别别扭扭却又千丝万缕地纠结在一起，构成了康熙朝的前奏部分。

没有人知道康熙对此会有什么想法。事实上他有什么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鳌拜有想法了。据《清实录》记载，野心家鳌拜经常当着康熙的面“即将部臣叱喝”，把自己的家当成办公室，召集重臣开闭门会议，会议结果不记录。如此一来，朝中“文武各官，尽出伊(鳌拜)门下”，康熙被孤立了。

毫无疑问，这是危险的孤立。

康熙14岁时，正欲亲政却未亲政的当口，苏克萨哈突然上了一道折子，请求去做一个守护先皇的守墓者。当然，先皇守墓者不是麦田守望者，前者是韬光养晦，后者却是离经叛道，可在鳌拜看来，都一样。政治的舞台上除了你死就是我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于是，一心求退的苏克萨哈惊骇地发现，自己退无可退——鳌拜为他准备了24条罪状，说他在皇上欲亲政时却跑去守墓，是对新时代新主子的不满，所以罪该万死……

这的确是一道难题，起码对康熙来说是这样。鳌拜是在给他一个下马威——亲政了，也是他鳌拜说了算!一个14岁的少年由此面临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听鳌拜的，还是听自己的?康熙最后选择了前者，送苏克萨哈上了西天，附带着籽苏克萨哈父子及兄弟10人也一同送往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这一切做得无可挑剔，令鳌拜找不出闹事的借口。所谓少年心事当拿云，14岁的康熙处事老到，出手不凡，素质与能力已是初露端倪，毫无疑问地具备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皇帝而必需的良好心理基础。

当然真正的决战是在康熙八年五月的一天进行的。鳌拜在这一天走进了康熙的南书房，也走进了他政治生命的终点。在那里，鳌拜见到了一个人——索额图。

这个索尼的第三子已是康熙自卫队兼锄奸队的队长。在此之前他奉康熙之命，以训练摔跤运动员的方式训练了一批暗杀高手，这些人成为此次搬倒鳌拜的重要力量。

鳌拜被抓了，“他要不要死去”似乎成了一个毫无悬念的问题。但康熙接下来的行动却让人产生悬念——鳌拜的追随者班布尔善等七人被康熙判处斩立决，鳌拜却还活着。据《清实录》记载，鳌拜“革职籍没，仍行掏禁”，仅仅是撤销朝内外一切职务。这一点真是令人大跌眼镜。因为在此前，康亲王杰书在给皇帝的信中指出鳌拜已经犯了30条大罪，“应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应斩，妻并孙为奴”。那么康熙为什么会突然间心慈手软，没有对鳌拜痛下杀手呢?

原因说来很简单。少年皇帝康熙眼中看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朝局的稳定与否。朝中“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鳌拜的死活，对朝臣的震慑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弱主强臣的政治格局真是需要处处小心、拿捏得当，否则反水不成反被水淹，那就前功尽弃了。少年康熙很好地处理了稳定与发展、团结与分裂、私仇与公义的关系，从而稳定了政局，稳住了大部分人的人心，并将大清朝快速领进了他的时代。

对于一个帝王来说。生命的质量或者说奔放程度其实是很难量化的。寿命的长短貌似是一个指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历史上多尸位素餐的皇帝，他们活得再长久，也只是行尸走肉。所以，需要的是活力，是怒放的生命，以及怒放生命背后对自身的体察，对世事的包容。

康熙亲政之后，从康熙十年到康熙六十一年的51年间，他在全国“暴走”了150多次，6次南巡，里程难以计数，终于成为史上最强的皇帝，也是个“在路上”的皇帝。

康熙除了南巡，另外还有北狩。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北狩比南巡更能体现其生命的怒放和意识觉醒。康熙二十年，康熙在塞外设立木兰围场。这个围场南北达200余里，东西长300里，是比一座大山还庞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此后，康熙差不多每年五月就要离京去木兰围场打猎。康熙五十八年，康熙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件非常令他骄傲的事情：“朕自幼至今，凡用乌抢、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糜十四、狼九十八、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得此一日之数也。”一天之内射兔318只，这绝对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虽然康熙围猎，帮手多多，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但有如此成果，还是能说明这个帝王张扬的生命观和“我能我可以”的自信心态。

张扬和自信的其实不仅仅是康熙一人，而是整个王朝。为了弘扬八旗军的亮剑精神，康熙要求兵部下达文件，每年派兵12000名前往木兰围场轮训，重新体验生命的激情与丛林法则。最主要

的，这种轮训不仅在官兵之间进行，康熙还将范围扩大到文职高官。《清实录》里记载说，“部院衙门官员，不谙骑射者多”，“行猎亦著一并派出，令其娴习骑射”。

于是，怒放的生命从一个人扩展到一群人身上。这个帝国的精英阶层人人居安思危，于盛世中不断挑战自己——发现目标，攻击目标。执行，没有任何借口。而猎场合围则体现了一种团队精神。《承德府志》中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发现有熊虎等大型猛兽时，康熙先冲上去过把瘾，举枪或搭箭射击。如果不中，康熙闪，御前大臣顶上，进行追射；再不中的话，随围官兵入场，策马追杀，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此，很少有野兽能全身而退的。

它们其实死在了一种精神之下。这种精神，自晚明以来已经不复存在了，可康熙却将它重新召唤了回来。它首先是一种帝王精神，明朝万历皇帝懒于理政，20多年不去上班打卡，自个儿躲在后宫生闷气，大明朝的精气神到了他那儿，算是断了，而康熙御门听政，每天乐此不疲。木兰围猎，提升生命底气，帝王精神，自是气象万千。

其次，它还是一种同心精神。熊虎等大型猛兽出现时，康熙为什么敢先冲上去射击?就是因为他相信，他的身后有团队，他身后的团队是跟他同心同德的，是可以以性命托付的。反观崇祯期，崇祯帝一人不可谓不励精图治，宵衣旰食，试图挽狂澜于既倒，而他身后的团队，却个个束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以致崇祯在煤山吊死之前悲愤地说出“文臣个个可杀”的话语。这应该说是同心精神的失落。

所以，两相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康熙是开风气之先的，以他张扬的生命态度。虽然他不是立世之君，但是开一代王朝万千气象，康熙无疑是做得最好的那一个。

一个在体能上完全超越自己的人，在精神上也不可能自甘堕落，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曾经在康熙身边工作和战斗过的国际友人、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回国后献给法兰西皇帝的《康熙帝传》中，这样写康熙的人生趣味：“康熙皇帝不仅能够抑制住愤怒的情绪，而且对其他感情，尤其是最强烈地统治亚洲各国朝廷的情欲也能加以抑制。在中国从古至今始终把纵欲视为堕落行为，可是按照习俗又是允许的事情。在后宫里，处处散发着堕落的气息，供养着许多从全国最漂亮的美女中挑选出来的宫女，供君主任意挑选。这些宫女先献给皇上，否则不能出嫁，这是鞑靼人的风俗。君主如果对献上来的美女感到满意，即可留在身边，这些美女的父母则以此为英大的荣耀。

这种堕落的习俗，损害了中国多少皇帝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是发生各种动乱的重要原因。这些中国皇帝只是听凭宦官或大臣们管理朝政，自己并不过问政事，深居后宫，沉溺于美女与酒色之中，一味寻欢作乐。

然而，现在统治着中华帝国的康熙帝，非但不沉溺于女色之中而且意识到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加以摆脱。

两三年前，康熙皇帝巡视南京地区，驾幸南京市时，地方长官以贡品的形式献给皇上七个最漂亮的美女。皇上虽然收留了她们，但连看也不看一眼。几名宫内府官员利用与皇上接近之便，恭敬地推荐了可能使皇上动心的美女。从此以后，皇上对他们冷眼相待，并且把他们分别判处了不同的刑罚。由此可见康熙皇帝时可能诱惑和腐蚀自己心灵的东西，是如何警惕啊。”

的确，康熙的人生趣味迥异于寻常皇帝。他似乎是一个完美皇帝，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另有所图的人。另一方面，康熙对人类文明的成果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他天生就是为学习而生的人，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康熙与臣下大谈天文、地理、算法、声律之学，他手下的官员对他崇拜得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由衷赞叹“皇上天授，非人力可及”。

上天也真是给了康熙格外的任务；在一天射兔318只的基础上，又让康熙在精神层面上有所超越。现在，如果让我们在历史的字里行间仔细搜索，也许可以发现，康熙就是那种为奇迹而生的人。他在创造一切，以帝王之尊挑战人类的学习极限。康熙经验证明，关于知识或者说人类文明，其实可以这样拥有——

理学家。康熙的时代，是天崩地裂的时代。王朝更迭的速度之快，对世道人心的认知颠覆之快，都超出了时人以往的常规经验，出现了一股怀疑主义思潮。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开始著书立说，深刻怀疑程朱理学。事实上这种怀疑是致命的，因为对三纲五常的怀疑特别是对“君为臣纲”理论的怀疑让康熙觉得，必须在全国上下统一思想，掀起一股人人爱理学、人人用理学的学习实践新高潮。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自已必须快速成为一个理学家。一个可以PK一切的理学家。

康熙做到了，不仅在充电后成为一个理学家，还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理学家。比如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康熙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毕竟行重，若不能行，知亦虚知耳。”这样的见解毫无疑问是对朱熹认识论的发扬光大。在对格物致知的看法上，康熙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康熙通过学习西方文明和自然科学知识，将其与程朱理学融会贯通，竟然使自己成为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这是康熙的一个新发，现，也是这个帝国的新发现。康熙这个新理学家意外地站在了时代前沿，看到了前人和他人看不到的风景，拥有了在这之前从未有过的认知世界的新眼光、新视界。

数学家。康熙是狂热的数学发烧友，康熙在他的执政生涯中曾经系统地学习过中西方数学知识，包括代数、三角、对数以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巴蒂斯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这是一种融会贯通的学习，也是学用结合的学习。因为学到后来朝臣们惊骇地发现，这个皇上简直是太神了，竟然会计算物体的面积和体积、河水的流速，还会测量纬度，甚至会观察天体运行，纠正钦天监的错误。雷，这简直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二合一啊!

康熙的神奇不仅在此，他还在数学理论上有所发现。康熙在学习了西方的代数学后提出，代数应当来源于中国。因为西人将代数学称为“阿尔热八达”(东来法的意思)。康熙以为，所谓的东来即来自中国。事实上这样的设想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有学者研究后断定，代数的确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代数学“天元一术”，这门元代以后失传的学科与西方代数学殊殊途同归，两者确有传承关系。康熙的猜想充分证明其在数学上的敏感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数学家应有的素质。

地理学家。康熙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地理学家。他六次南巡，从康熙十六年开始常年出塞北狩以及数度征战，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走得比他多，比他远。所以对地理学，康熙的感性认识是非常丰富的。与此同时，他也加强理论学习。《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徐霞客游记》等中国传统地理书籍以及《西方要纪》、《坤舆全图》等西方地理知识都是他学习的对象。康熙还学以致用，经常带上钦天监官员和相关仪器，对所到之处进行天文地理的考察。康熙四十三年，这位野心勃勃的皇帝兼地理学家还亲自派人对黄河

源地理环境进行考察，考察完成后，康熙还写了一篇题为《星宿海》的考察报告。详细记录了黄河源的有关情况。此后不久，康熙又组织了一次考察。这次考察可以说是当时每个地理学家的梦想——进行全国地图的勘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康熙完成了，用耐九年。康。熙旗下的测绘队走遍全中国，绘制了一幅“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语)。康熙将这幅全国地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皇舆全览图》不是一幅简单的中国地图，它在绘制过程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在实践中证明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也许这功劳不能完全算在康熙头上，可要是没有他的大胆决策和远见卓识的话。这样的证明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康熙对这个学科毫无疑问是有突出贡献的。

植物学家。康熙非常热爱植物。这种热爱首先来源于对农业的热爱。每年仲春，康熙都会来到先农坛推几趟耒，以向全国农人发出劝耕的倡议。为了把南方的水稻移植到北方，康熙还在中南海开辟试验区，进行早熟新稻种的培育。康熙五十三年，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康熙牌早熟新稻种被命名为御稻米，这种稻米色红粒长，气香味浓，很有皇家气派，康熙决定从这一年开始向大江南北推广种植双季稻，以求一岁两熟。

对作为农业之本的水稻康熙如此用心也许有他政治层面上的考虑，但是作为植物学家，康熙热爱植物则完全是天性和兴趣使然，康熙一生重点研究过的植物有二十几种：他对这些植物的产地、生长期以及性能、用途等都了如指掌。在康熙研究过的二十几种植物中，亲自试种过的就有十几种。康熙还将他的研究和体会命人编撰成书，取名为《广群芳谱》。

医学家。康熙对医学的研究也有自己的心得，他不仅懂养生之道，还了解人体解剖学。为了了解人体内部结构，康熙曾经命巴多明用满文翻译法国医学家皮理所著的《人体解剖学》，并将人体内脏的图例与中国医学上的有关记载作了对比。康熙甚至还亲自当医生，给手下官员开方治病。康熙五十一年，江南织造曹寅得了疟疾，康熙就令人给他送去金鸡纳服用。一个人在人格上的修为其实很大程度上要看他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悲悯心。康熙在体格上超越自己，在知识上丰富自己。降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处事老练，进退有据，已然是完人气象了。

但是从修为层面上说，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以上所述都是功利性的东西，不错，康熙是在建功立业，但充其量也只是建功立业。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还要看他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悲悯心、同情心。

这一点，康熙依然做到了。康熙十二年，他在一年之内发布了四道具有人本关怀色彩的谕旨。六月十七日。康熙发布命令，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的奴仆随主人殉葬：八月二十日，他又下令禁止主人逼死奴婢，九月二十五日，康熙发布命令，逃入在外娶妻所生的子女，如果已经聘嫁，不许拆散，使骨肉分离；十月十三日，康熙下令禁止遗弃婴儿。虽然在现代社会，康熙所关心的这些内容已是人类文明的常识，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回到常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重要的是康熙有这个意识，于一片蒙昧之中率先觉悟并且身体力行，只能说是他的悲悯心在起作用。类似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

当然，悲悯是多层次的，也是时时处处的。对弱势群体，康熙有悲悯心，同样，对他的手下臣工，康熙也有悲悯心。康熙每天御门听政，自己天不亮就起床，摸黑视朝，辛苦自不待言。可听说有些大臣因为居住地较远，每天三更就要早起，四五更到朝，康熙就决定变更朝见时间，向后顺延一个时辰，同时为了照顾那些六旬以上的年老大臣，康熙特许他们可隔两三天前来启奏，而他自己，仍旧是每日认真听政。

康熙的种种作为，不像是一个君主，而像是个来到人世的修行者，追求更好、更强、更仁。他几乎是做到了，几乎在各方面都做得堪称完美。他常常日省吾身，甚至三省吾身。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二十五，康熙对大学士等人说：“自古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方且欲推心置腹以示人，阴刻何为?若于所爱者故为怒容待之，于所恶者故以喜色遇之，是欺人即自欺也。”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康熙又对大学士等人说：“人间誉言，如服补药，无益身心。朕在位五十余年，闻人誉词溢于耳矣，实见其无益也。”这些都是康熙的心灵鸡汤，体现了一个帝王难得的自省意识。

康熙时时修行，日有所得，他几乎是抵达了自己人生的光荣时刻，康熙的光荣日可以说不是某一天，而是每一天。当时的人们也预感到了什么，称赞他是盛世之君，是带领一个国家走进新时代的人物。但是，没有人知道，康熙的光荣背后却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是属于他的惆怅，也是属于这个王朝的惆怅。惆怅的根源来自于皇储之争。太子的废立问题一直伴随着父子反目与亲情撕裂，同时也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党争和君臣博弈。从康熙十四年初立太子开始到康熙六十一年一切尘埃落定，近50年的时间里康熙体会了制度与人性的对抗。这种对抗的结果毫无疑问是玉石俱焚、两败俱伤。而他深层次的痛苦还在于，作为一个有着悲悯情怀的君主，他不得不每天与儿子们、与那些党争大臣们过招。精心算计，尔虞我诈，使得像他这样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竟被迫过着卑鄙或貌似卑鄙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他能摆脱的。那样的时代，每个人都戴着欲望的面具与他共舞，他是康熙朝这个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再痛苦再无奈，戏都是要唱下去的。康熙王朝是属于康熙的，光荣与惆怅都属于他。在政治与人性的错位与煎熬之下，康熙只能目击并承受着一切。

看一下这个人的一生。生于康熙十三年。康熙十四年，在他还是个一岁多的婴儿时，被立为太子。33年后，也就是康熙四十七年的九月，被废；第二年，复立，三年后也就是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再废，受禁锢；雍正二年卒，追封理亲王，谥号密。

不错，这个人就是康熙的皇二子允扔。允礽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废立之间度过的。两立两废，所谓荣辱浮沉，其人生的祸福悬念，都在“废立”二字上了。但是两立两废的曲折经过，似乎仍可以让人依稀看出父子间的恩怨、希望与绝望的交织。

这是一部父子关系的嬗变史，也是王朝政治的消息史，附着其上的，还有很多世易时移的因果轮回。

皇二子允礽是孝诚仁皇后所生，为嫡长子。在那个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允礽的身份优势让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庶出的皇长子允褆，从而在不晓人事的年龄成为这个帝国法定的未来领导人。但是人世间的悲哀就在于——人们往往认为，轻易得到的东西就是理所当然和天长地久的。尽管康熙对允礽进行严格的皇太子养成教育，但是允礽的表现却是复杂的。一方面，在康熙和讲官的精心教育下，他通晓满汉文字，“骑射词言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但是另一方面，允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