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善炯　王者不臣　刘秉光

烧鸦片：津门早于虎门?

翻开中国鸦片战争史，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一举销毁查缴的200多万斤鸦片，用行动表明了中华民族抵制鸦片的决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早在虎门销烟之前，天津就已经高高竖起了禁烟的大旗，并在禁烟运动中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1838年10月26日，天津镇及天津道率兵弁驰赴大沽口，登上金安发(即金广兴)、金允发两艘洋船，从金安发船后舱搜获烟土12口袋。共重13万多两，同时起获烟枪107杆，以及新旧烟灯、烟锅、烟斗、烟盒等件。随后连续进行了两日销烟，即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1838年11月13日、14日)。这一场发生在天津的轰轰烈烈、鼓舞民心的硝烟运动。足足比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虎门销烟提早了8个月。

据统计，当年广东因鸦片走私每年造成约3000多万两白银外流，而天津因鸦片走私导致每年外流银两亦多达2000余万两，因此，可以说天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鸦片走私口岸。

杨门女将：一段美丽的假历史?

在小说和电视剧里，“杨门女将”的故事可谓轰轰烈烈，像佘太君百岁出征、穆桂英年过半百挂帅等，无不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在正史中却没有留下她们的一点儿影子。《宋史·杨业传》中只收录杨业及其子延昭等7人、其孙文广1人，并无一字提及女眷。倘若杨门女将确曾有过的话，那么，专收“义妇节妇”之事迹的《烈女传》也会有记载。但仔细查阅《宋史·烈女传》，该传共收近40名“奇女子”，她们没有一人出自杨门。“杨门女将”纯属子虚乌有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千万莫把文学当成历史。

宋江那些事：纯属子虚乌有?

经典名著《水浒》是以历史人物宋江为中心描摹的一幅鸿篇巨制。宋江早先为山东郓城县押司，是一刀笔小吏。晁盖等智取生辰纲事发，被官府缉拿，幸得宋江事先告知。私通梁山被阎婆惜要挟，宋江怒杀阎婆惜被迫上梁山，做了梁山泊首领，接受招安，并为朝廷平定方腊起义，后为御赐毒酒所害。其实，这一段事与历史有云泥之别，历史上，宋江的这些事纯属子虚乌有。

据《宋史》，《侯蒙传》、《张叔夜传》等考证：其一，宋江确有其人，也确在山东等地起事。其二，宋江有才，确有过人之处，以致“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三，宋江仅是流寇而已，“转略十郡”，曾转战各地。有关他在梁山水泊“落草生根”的事，史书根本没有提及。其四，宋江起事的规模有限，手下之众，谈不上浩浩荡荡，估计也就是几百到上千人，亲信随从仅有36人。其五，宋江并非百战百胜，“三败高俅两赢童贯”是完全不靠谱的。宋江后来战败而降，也不是主动受招安。

关羽并非圣人任善炯

我们熟知的三国英雄关羽，与刘备、张飞举行“桃园三结义”之前，因为在家乡犯下命案，为了躲避官府的缉拿，遂逃亡河北涿郡，混迹江湖，按照今天的说法，关羽属于身负血债的亡命之徒。但是关羽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亡命之徒，最重要区别于张飞、许褚等人的，还是他能潜心治学《春秋》。

然而仔细审读关羽军帐之中挑灯读《春秋》的情景，不由得让人觉得多少有些“作秀”成分。尽管后人将这一情景无限放大，遂使关羽成为忠义仁勇的典范，进而被历代帝王赐封为“关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检索关羽的伟业败绩，我们似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武圣人”关羽只是一个思想肤浅、胸襟狭小、缺乏谋略的武夫。

由于关羽的恃强自负与刚愎自用，导致铁打的荆州被吴下阿蒙轻兵偷袭成功。这不仅断送了关羽自己的性命，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断送了诸葛亮的整个图谋中原、匡扶汉室的战略计划。一介武夫关羽，唯令后人痛惜j而今人再拜关羽为圣人。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轰轰烈烈地祭起膜拜圣人关羽的大旗，是要借古鉴今而要当今民众学学关羽的忠义仁勇，还是要时下的青年人恃强傲世“该出手时就出手”，抑或是要在建设和谐社会时拜求关羽的神灵，强力守护自己来路不明、得之不易的财产?

袁崇焕也是阉党分子王者不臣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明思宗中皇太极反问计，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次年八月，处以碟刑。

学者阔崇年等认为明思宗杀袁崇焕是因为朝廷内阉党余孽的诬陷，但据考证，袁崇焕也是阉党之一分子。据史书记载，袁崇焕对奸臣进谄言、修生祠、声气相应，他认魏忠贤为干父，并受魏忠贤指使一手操办了给后金努尔哈赤吊孝事宜。他的莫逆、深交不乏阉党中坚分子霍维华等。另外，也正因为袁崇焕是阉党分子，所以虽有不小的失误，但却并没有获罪，在天启都斥责于他的情况下，反而加一级病休引归，这实质上可以视作阉党对他的照顾和袒护，而非刻意陷害。

李白最早预见安禄山谋反刘秉光

“安史之乱”爆发前，曾先后有三位商官向唐玄宗说过安禄山会谋反。据《旧唐书》记载，张九龄因为讨厌安禄山的“狡黠”，所以告他“面有逆相”且有“狼子野心”，王忠嗣因为李林甫对自己“日求其过”，于是告他的亲密同伙安禄山日后“必反”，杨国忠因为担心安禄山与自己争夺相位，因此多次“上前言其悖逆之状”。因为没有真凭实据，他们的说法均属主观臆断和恶意诬陷，而李白的预见却是最客观的。

天宝十一载(752年)十月，李白在游历途中去了一趟安禄山的大本营幽州，亲眼目睹了安禄山的嚣张气焰。离开幽州后，李白写了一首诗，题为《幽州胡马客歌》，诗中的“胡马客”睹指安禄山，“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箭”写出了安禄山的飞扬跋扈，“疲兵良可叹。何时天狼灭”则道出了自己的忧国之思，预见了安禄山谋反的必然性。李白之所以有这种敏锐觉察和正确判断，有以下原因：其一，李白经过两次官场上的失败。政治警惕性有了进一步提高；其二、李白被“赐金还山”后身处局外，更容易清醒地认识问题，其三，李白与安禄山都具有胡人血统，更客易洞悉同族人的心思。流放夜郎遇赦后，李白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也回忆了当年他在幽州的所见所闻。“戈”和“铤”均为古代兵器。李白用一句“戈铤若罗星”，犀利地揭露了安禄山跃跃欲试的狼子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