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我的记忆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香港回归，一件是我升初中了。这就意味着我不能再是一个穿着七分裤、踢着拖鞋满街跑的假小子了。我把头发束成马尾，穿上蓝白相间的校服，我的性格也从大大咧咧变成了多愁善感。

迷恋上写作，我把层层叠叠的心事变成方块字。投给杂志社。是当时很风行的少年文学刊物，16开，大本的，封面是素净的植物或者景色。投出去的稿子毫无音讯，而我试卷上的红叉叉越来越多，爸爸撕烂了我写满字的稿纸，妈妈收走了我藏在枕头下的“三毛”。

我要出走!这个念头爬上我的心头，并且越来越强烈，像是无法驾驭的小兽。终于，我付诸行动了——不过是在纸上。我写了一篇少年离家出走的文章，并把它投给了那个杂志。

三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封信。是杂志社专用稿纸，上面用碳素墨水书写的小楷，感谢我投稿支持，并希望我好好学习，安心上课。很亲和的口吻，最后署名杜宇。

杜宇，我知道的，是那家杂志的编辑。我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盯着下面的编辑部电话看了一个小时，作出了一个决定。

我买了一张电话卡，一路走着，眼睛不停搜索，终于，在一个街角。我找到了一个公共电话。我走进黄色的小亭里。摘下话筒，嘴里叨念那7位数，念了几遍。终于摁下去。

嘟——嘟——漫长的等待让我的心不安起来，正要放下，一个声音：“你好。找谁?”

是一个温和的男声，这消融了我之前的紧张：“我，我找杜宇老师。”

那边沉默了一瞬，我听到有细小的声音，大约是椅子摩擦地面的声音，接着他说：“我就是。”

我脑子一片空白，想好的要说的话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像是感到这边的异常，电话那边出声了：“有事吗。你是谁?”

我极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没事。我是——我是之前投稿的，你给我写信了。”

他没有停顿就说：“你是宋小瑜吧。”

我惊异于他知道我的名字，而且是没有停顿地说出来，要知道，他一天要收多少稿子啊。我语无伦次地应着，右手在电话盘上来回摩挲，不知道他都说了什么。挂了电话，我呆在亭子里了，直到下一个人来，我才挪走。彼时我才发觉，校服里的衬衣被汗浸湿。

我回味着他的声音，不是周围小男生那种尖尖的声音，也不是正在变声的少年那有些怪异的声音。他的声音，温和，沉稳，有磁性，听着很舒服。

我幻想他的样子，也许就像刘德华吧。这个脸型分明的男星。当时很受欢迎。杜宇一定也是这样的，高而清瘦，脸的轮廓简洁明快，鼻子挺俊，嘴的弧线优雅。

我成为刘德华的粉丝。老师和家长看我在追星的路上越陷越深，百思不得其解。

那时电话亭并不常见，我每次都跑好几分钟去那个街角，熟练拔下号码，在还没调匀的呼吸声中说“我找杜宇”。有时是他接的，我就很开心，有时他不在。我失望而归。

杜宇的声音已经成为我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初三了，杜宇说，你要好好学习，考重点高中。我向他保证，我一定能考上的。他说好，如果考上了，假期来找我玩。

我开始疯狂地学习，他的电话贴在我桌上，比一切的口号都管用。

那个暑假因为一纸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而变得多姿多彩，父母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奖励自己。坐上南下的火车，3个小时后我出现在了邻省省会，杜宇供职的杂志社就在这儿。

平昌路2号，二楼，右手第一间……我走过去，悄悄地，杜宇告诉过我他的位置——进门第一个。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门虚掩着，我看到一个人坐在那个位子，面向门。咦，是一个胖子，平头，脸上的肉把眼睛都挤着了，蒜头鼻，香肠嘴。他宽大的汗衫伏在胖胖的肚子上，胸前是一个牌子。

我做了一件让我后悔不已的举动——看了一眼牌子，上面赫然写着：杜宇，文字编辑。

只一眼，我就傻了，虽然门没有开全，但是我确定我看清楚上面的字了。这个胖子，是杜宇?我退后两步，扶着墙，手心直冒汗。

有人从后面走来：你找人?

我下意识点点头，继而摇头，拼命摇头，然后跑下楼，一双凉鞋把楼梯踩得噼里啪啦。我懊恼地走在街上，漫无目的，毒辣的阳光晃着我的眼睛，我想哭。

我买了当天的返程票。

我抹掉了和刘德华有关的一切，然后上高中了，很用心地学习，考上了本市的大学。

直到某一天，大学校园里，一个男生对我说：“你写的东西很好，我喜欢。”

是一个高而清瘦的男生，脸型简明，鼻峰隆起，嘴角优雅。我们站在那里，说着文字和音乐，默契得好像旧识。

他的声音，干净沉稳，带着男子汉的特有的磁性。我突然想起了某个时间，初次听到的某个人的声音，以及那种惊慌，悸动，甜蜜的滋味儿。

我跑出校园，跑过一条又一条街，从城北跑到城南。大踏步的市容改造已经模糊了城市本来的面貌。终于，在那个小街的拐角，我看到一个一米见方的小坑，是的。就是它——那个我曾经无数次驻足的亭子。

我蹲在那里，夕阳把我的影子拉长。哦，那个老式的公共电话没有了，那个被我无数次念叨的号码忘记了，那个在青春长河中艰难跋涉的女孩儿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