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比勒．萨巴赫　董玉洁

读读西方媒体关干中国国庆60周年庆典的文章，会让你十分不舒服。但这种“不舒服”又有所不同：如果你了解中国，你会不舒服，因为它捏造了一个与你熟悉的中国截然不同的画面，扭曲而带有偏见；如果你只依赖西方媒体去了解中国，你同样也会因为报道中充斥着的对所谓“极权国家”的“不满”而感到不舒服。研究中国的学者会建议你：还是读一些关于中国的严谨著作吧!如果你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一段时间后，你又会被另一些问题困扰：这些自诩为高水平的西方记者，怎会如此忽视事实?他们在故意误导受众吗?答案并不那么简单。从心理学角度讲，西方媒体的反华偏见是基于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认知结构”的力量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一张白纸。时间推移，父母师友会传授给我们经验，而读书、看电视、上网会使我们获得新知。这些知识在大脑中被不断组织起来，成为心理学家所指的“认知结构(Frames)”。利用这些“认知结构”，我们能够理解周围的世界，弄懂听到的消息或读到的文字。“认知结构研究”太过复杂，你只需牢记两点：(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通过与周围的社会环境不断互动而形成的，所以不同国家的人对世界的理解也各行其道地发展着。这意味着，没有“天生的共同观念”。(二)正如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所说，“认知结构”并不仅仅指智力方面的大脑结构，而是整合智力和情感两方面的内容。举个例子：你一旦被狗咬到，当你再听到“狗”这个词的时候，你的情感与一个五年来以狗为宠物的人是不同的。

这一理论怎样应用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呢?先来看一个例子。在关于中国国庆60周年庆典的新闻报道中，颇具影响力的德国《明镜周刊》只引用了胡锦涛主席在阅兵时的一句话：“同志们好!”这里的花招在于士兵们的回答：“首长好!”这里的“首长”被译为“Supreme Fnhrer”，而德语“Fnhrer(元首)”正是当年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称呼，这当然会激发德国人“认知结构”中关于这个词所有的消极反应。

另一个例子。看看《明镜周刊》报道的开篇吧：共产党在庆祝60年国庆。你用一秒钟想象一下自己是个德国读者，然后看看这里的“认知结构”是怎样的：“共产党”在庆祝!为什么不是“中国在庆祝”或者“中国人民在庆祝”?显而易见，中国人对“共产党”的“认知结构”与德国人或欧洲人是不同的。在中国，共产党缔造了跨世纪的繁荣和社会稳定，而在东德和东欧，共产党却曾厉行压迫、极权专制。所以，“共产党”一词必然会唤起西方人心中所有的糟糕画面和负面情感。

更可悲的是，当这种消极情绪被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激发后，西方受众的脑海中便形成了一个新的“认知结构”：中国＝共产主义＝希特勒＝暴政＝非正义。所以，不论何时西方人听到“中国”一词时，消极“认知结构”和情绪就会被激发。悲哀啊!

用以说明事件的“叙事”

想像一下，你正在读一个白手起家的故事。这个人名叫苏，他努力致富，但坏人千方百计地阻挠。苏遭受了许多挫折，但他一直坚忍着前行，最后终于获得成功。

我们大脑中有一种特别的“认知结构”，它能够使我们理解这类故事，并使我们在阅读此类故事时融入自己的情感。心理学家称这种“认知结构”为“叙事(Narratives)”。基本上，一个简单的“叙事”由不同的演员(如英雄、坏人、配角等)和主要事件(如阻碍英雄前进的障碍、挫折及胜利等)组成。英雄品质优秀，坏人则品质恶劣。我们通常会把那些和我们价值观相同的人物(或民族)视作英雄，同时又将那些秉持着被我们视为“邪恶”的价值体系的人谴责为坏人。这样，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件，就使我们在脑海中构建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也就是“叙事”。

同理，当记者们报道中国的时候，使用了“共产党”这个“认知结构”，而没有反映出这个词语在中国语境中的含义，这样就很自然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是坏人”的“叙事”。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事实并不支持这一断言!那怎么办?有两个方式来化解这一尴尬。第一种方式有点困难，因为它需要你对自己的“认知结构”进行反思。它需要你思考并反问自己：谴责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公平吗?极权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其中有多少特征适用于中国呢?但这种方法很不方便，因为这事实上是一个重新思考的过程，它会使你质疑自己的世界观以及你一直珍视的对于简单的善与恶、英雄与恶棍的基本判断。人们通常不愿这么做，正如著名的德国心理学家迪特里希-多纳所说：我们人类不喜欢反思自己的世界观。

不要担心!有一个更简便的方式可以不用触及你的世界观，你只要应用心理学家们所说的“肯定认知”就可以了。这意味着你只要看那些能够强化你的偏见的内容就行了。不幸的是，许多西方的记者不仅选择这种方式来处理有关中国的问题，而且将其扩大到对其他国家的报道上。看看你周围那些中国国庆60周年庆典的新闻吧，几乎都盯着军事阅兵而忽视群众游行，最后还不忘加上一句“中国渴望成为军事超级强国!”你无需自己下结论，媒体会向你灌输——西方世界是美好的，共产主义中国是邪恶的，中国正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威胁!

更严谨、更真实的反映中国现实的应该是“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叙事”。在这个“叙事”中，中国起初是一个如非洲一样贫穷的角色(不幸的是，非洲现在仍一贫如洗)，主角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困苦，但是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艰辛的努力创造了奇迹：数以千百万的人们通过多年的努力摆脱了贫困。用这个“叙事”自然不会导致你得出像《明镜周刊》一样荒谬的结论。

西方媒体从来不“费神”去讨论新中国在经济、社会公平、人权、医疗、科技和环保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他们本可以对国庆游行中的能源工人手中举着的太阳能电池板做报道，来证明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利用可持续能源的决心，而不是紧紧盯着十年一度的阅兵式。他们本可以报道一些关于学生的动人故事。我在北京大学就遇到了来自中国最边远、最贫穷地区的学生，他们能够在全国最著名的大学里学习。他们本可以告诉人们，最晚到2030年，中国将会有3.61亿的人口步入中产阶级，这个数字是全德国人口的4.5倍，比全美国的人口还要多。

过度概括化

中国难道就不存在问题吗?当然不是!有一些省份依然存在着权力滥用，农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现象，腐败案时有发生，还有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亟待处理。在一个地理上同欧洲(包括西部俄国)面积一样大的国家里，总会在某些地方存在问题，但好消息是：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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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第三个问题是“过度概括化”。西方大众媒体的记者们在报道时通常心怀偏见，忽视人

民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进步。可怜的西方读者和电视观众得到的全是令人不满的事情。那真是最大的悲剧!

但是，为什么西方记者们不肯改变他们的态度呢?这里有两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解释。第一种源自阿尔·戈尔的《攻击理性》。这位美国前副总统指出，在电子信息技术时代，太多的东西为了赚取人们的眼球而竞争。看看我们身边的广播、电视、电影、英特网等等，每种媒体都在千方百计地提高娱乐水平，以此增强竞争力。在新闻业，这是一种令人悲哀的趋势。西方媒体的报道越来越肤浅。当然，也有许多严谨的报纸(例如英国的《经济学家》、德国的《时代周报》)，但这些并不是普通的西方民众会阅读的报纸。

第二种解释也许更为重要，它是由马凯硕提出的。这位著名的新加坡学者正确地认识到：自从冷战结束后，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越来越严重。对于那些同西方人所理解的民主和言论自由不同的国家，他们总是抱有怀疑态度，因此在解释发生在那些国家的事件时，总是倾向于把他们看作邪恶的角色。绝大部分的西方记者概莫能外。他们透过文化偏见的有色眼镜来观察、说明和报道。正是这种被伊曼努尔·康德称为“绝对必要”的想法阻止了人们(特别是记者们)看到那些“非民主制”体制和国家的优点。这也许是对西方“言论自由”的最大讽刺：虽然没有制度上的审查，却有个更为强大的个人的潜意识的“审查”，迫使西方记者只看到中国消极的一面，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所以，所谓“客观西方新闻业”的口号仅仅是一个神话!

顺便说一句，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仅仅出现在西方媒体中。我也持续关注了阿拉伯媒体对新中国60周年国庆的报道，他们对中国发展的叙述是那么的自然。在阿拉伯媒体中，没有对中国的抨击。他们对中国取得的成就充满了钦佩。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在他的著作《无用的援助》中，描述了非洲人在对西方大失所望后，渴望学习中国经验并从中获益的理想。中国不仅得到了阿拉伯世界、亚洲和非洲的赞许，也获得了拉丁美洲的肯定。做个简单的算术，你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到现在为止，地球上有88％的人在称赞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剩下的12％在西方。如果他们乐意的话，尽可以继续生活在“中国倒退”的自欺欺人之中。我真为他们感到悲哀!

(作者系伊拉克籍学者，现为德国班贝克大学心理学在读博士，2009年9月来北京大学访学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