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蜀

文强(1907—2001年),黄埔军校四期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后脱离中共,加入国民党。抗战期间加入军统,并领导军统在上海搞情报和策反。1946年升为中将,1949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1975年获特赦出狱,198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40年前后,文强任军统局策反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在上海租界对汪伪头目进行了策反——

文强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跑马厅附近租了一幢小楼,以杜月笙开设的金子交易所为掩护,作为策反委员会办公处,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危险很快就降临了。

这年底的一天,文强因常戴的一顶灰色呢帽已戴了多时,不利于变换装束,决定再买一顶帽子。他想到附近南京路上就有卖帽子的商店,没有多远,不用乘车,也不需带保镖。

他冒着寒风,独自走了出去。

他很快就买好了帽子。

不料,刚走出商店,突然被两个大汉扑上来一左一右夹住了胳膊,旁边还跟着两个人。

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一刹那间,文强还未叫出声来,便已被几个人塞进了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里。

坐定后,文强定神一看,才认出绑架者中的一人是“八一三”抗战时他参与组建的抗日别动队何天风支队的参谋主任李燮宇。

李燮宇此时横眉怒目,对文强狠狠地说:“想不到今天遇到了将军,有仇报仇……”

文强听了一愣,紧张地琢磨着他这句话的意思,盘算着摆脱困境的办法。

汽车飞快地向沪西开去。不一会儿,到了百乐门酒店。

文强被带进一个房间。进屋后,他一眼便看见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汉子坐在沙发上。

原来是丁锡山。

丁锡山就是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时被文强等人提议保释出狱的那个已判死刑的绑匪。投身抗战后,在1938年春夏间,他曾受日伪南桥维持会长李天民引诱,率队投降日伪,编为浦左保安队。但他很快又设计诱杀了李天民及日军代表,率部反正归来,编为忠义救国军驻浦东地区的第八支队,他任队长。

文强代表忠义救国军总部到浦东巡视时曾与他见过面。

以后,丁锡山领导的八支队又与南汇县长于陶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川沙县长李子明领导的忠义救国军第三支队发生火并。因忠义救国军是原别动队改编而成,因而他们之间的内战被当地群众讥为“别吃别(鳖吃鳖)”。他们的队伍时常骚扰民众,匪气较重,又被当地群众称为“十一军”(“十一”二字即拆开的土匪的土字)。

1939年10月,丁锡山被已降日的原别动队上司何天风骗至上海,在日伪威逼利诱下,他再次率队降日,编为日伪和平反共建国军第十二路军,丁锡山任中将司令。

文强到上海后,已将丁锡山列为策反对象,尚未来得及与之接触展开工作。

这时,只见丁锡山满脸杀气,怒目圆睁,掏出一支手枪啪地放到面前茶几上,对文强厉声嚷道:“文将军,你来得好。没想到会撞到我的手上。老子今天要为天风大哥报仇!杀不了蒋介石、戴笠,杀了你文强也可解心头之恨!”

丁锡山所说的天风大哥,是指他的洪帮拜把大哥何行健,号天风。

何天风原在“八一三”抗战时是别动队第一支队队长,后来做了忠义救国军第二支队队长、淞沪指挥部指挥,因叛变投敌,当上了汪伪反共建国军第二路军司令。

就在文强被绑架前的12月25日圣诞节前夕,汪伪特工总部大宴群丑,酒醉饭饱之余,汉奸特务们纷纷到夜总会去跳舞作乐。玩乐至圣诞节凌晨,何天风与原军统局上海区助理书记、叛变投敌后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的陈第容(陈明楚)一起,步出沪西愚园路惠尔登舞厅时,在门前突遭军统局行动人员开枪制裁。

枪声一响,当时正走在何、陈二人后面的王天木立即转身往舞厅内奔逃,情急之下逃入女厕所里躲藏,才侥幸脱险——但事后却引起李士群等人怀疑,将其逮捕下狱关了一段时间,后由周佛海保释出狱。

这一制裁行动是由陈恭澍领导的军统局上海区负责的,与文强的策反委员会无关,但因都是军统,丁锡山就把账算到文强头上了。

文强见事已至此,只得靠自己随机应变扭转危局了。他急中生智,大喝一声:“且慢,看你后面!”

趁丁锡山犹疑后顾的一瞬,文强飞步上前将那支手枪夺到自己手中,并将枪口抵着丁锡山的头部,丁锡山吓得倒在了沙发上。

文强举目一扫,只见丁锡山的手下喽罗在房间门口以四五支枪对准了他,他大声吼道:“谁敢动手,我先制裁了他!”

丁锡山的喽罗们谁也不敢妄动。

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文强才缓和了语气,既对丁锡山,也对其他人朗声说道:“丁锡山啦丁锡山,你真是忘恩负义!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脱下汉奸皮,你反而不知好歹。何天风就是因为当了汉奸,卖国求荣,我中华儿女人人得而诛之,你想过没有,你今天要杀了我为汉奸报仇,明天为我报仇的中国人何止千万!……”

一席话说得丁锡山等人泄了气,丁锡山一下子跪倒在文强面前,连声求饶。

文强不知其是否有诈,正在为难时,房门外闻声走来两个长衫马褂老人。

这两个老人,一个是龚春圃,湖南平江人,曾任吴佩孚手下的盐务统领;另一个是高汉声,湖北人,民国初年曾任国会议员。两人都是上海洪帮头领,已被文强举荐为策反委员会委员。

两人听到文强的声音走来,一看这屋里情景,忙推开堵在门口的几个喽罗,进门问明缘由后,高汉声狠狠打了丁锡山几下耳光,骂他不是东西。

丁锡山赶紧双膝跪行到两位老人面前,求两位大哥救命。

两位老人指着丁锡山的鼻子将其臭骂了一通。丁锡山痛哭流涕表示悔过。其他喽罗见状,也纷纷跪下求两位大哥宽恕。

文强将缴到手的那支手枪交给了高汉声,又对丁锡山作了一番规劝。最后,高汉声与龚春圃两人护送文强安全离开了百乐门酒店。

回到住处,文强才发觉自己背心已被冷汗湿透。

文强以后又通过各方渠道对丁锡山继续进行策反。但遗憾的是,他尚未见到成效,就发生了军统局上海区长陈恭澍于1941年10月底被捕叛变事件,陈恭澍出卖了文强和其他许多军统局潜伏人员,文强无法立足,奉命撤离了上海。

丁锡山所部在此之前已被改编为汪伪和平建国军暂编陆军第十三师,丁任中将师长。就在这年10月调防浙江嘉兴地区。

次年夏移驻绍兴后,丁锡山终于在年底抓住机会,率部弃暗投明。

但其反正计划却被副师长李燮宇和二十六旅旅长宋立志向日军告密,部队遭到日军拦截。除二十五旅李启蒙部突围投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外,丁锡山与二十六旅和师部教导团均被日军缴械。经汪伪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丁锡山被判处无期徒刑,先监禁于南京,后移解镇江模范监狱。

1944年3月18日傍晚,丁锡山旧部周士熊等12人在苏南地区新四军支持下,潜入镇江,武装劫狱,将丁锡山等十余名被汪伪当局判处15年以上徒刑的政治犯全部成功救出。

在群众帮助下,他们经新四军控制的丹阳,由丹北抗日民主政府派新四军部队护送到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数月学习参观后,新四军出于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的考虑,由苏中分区派人将他们护送回到浦东,重归忠义救国军建制,丁锡山与马柏生合组忠义救国军马丁行动总队,丁任少将副总队长。

抗战胜利前后,丁部先后被编为别动军十二纵队二支队、交警总队第二大队。1946年6月,丁部奉命开赴胶东打内战,丁锡山因不愿参加内战,被免去职务,只留了少将专员空衔。

丁锡山回到家乡,将他在抗战胜利前夕私自购买的一批武器弹药暗中售与中共军队,并与中共取得联系,于1947年8月率亲信二十余人投奔苏中解放区。

次年2月初,经中共华中工委批准,丁锡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化名丁旭文),率六十余名指战员,由海路到奉贤县秘密登陆,准备在家乡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迎接解放。

不幸因先遣人员被捕,无人接应,加上丁锡山的旧部告密和外甥叛变,他们于2月13日深夜在奉贤县钱桥西南石桥头外胡家码头登陆时,遭到早有准备的国民党大军围剿。

激战数日,左冲右突后,他们被围于(今青浦县沈巷乡安庄地区龙浜村)一独圩内,苦战数小时后,丁锡山等14人壮烈牺牲,副司令兼政委汤景延等42人被俘。汤景延于1948年5月14日壮烈牺牲。

人生道路往往会出现令人意料不到的曲折起伏。当年在上海“孤岛”文强对丁锡山进行策反时,他俩谁也想不到后来的命运会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当丁锡山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时,文强却在淮海战役中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当丁锡山壮烈牺牲成为革命烈士时,文强却作为“国民党战犯”被关进了战犯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