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焱　苏　枫　欧阳海燕

“600多名中国抗战将士埋骨于遥远的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一消息传来,历史一下子翻回到1937年

淞沪会战“四行仓库保卫战”的那一页。72年前,淞沪会战中“四行孤军”的“八百壮士”浴血奋战后就去向不明;72年后,被俘老兵早已成白骨,羁留海外多年却无人问津。

2009年的春天,这个颇具悲壮色彩的消息打动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刚在热播的电视剧里认识了“炮灰团”,却发现历史上真正的“炮灰团”——被遗忘在南太平洋的“孤军”,并不为人所知。在北京,目前寻找到的唯一还在京城的“八百壮士”幸存者、92岁的王文川老人日前向本刊细述了那一段曾被他掩藏了半个多世纪的记忆……

魂断南洋的老兵

重拾历史的记忆碎片,“八百壮士”鲜为人知的 命运震撼着年轻的心灵

如果不是网友“天竺道”在搜狐社区里发了一条帖子,淞沪会战后数十位中国战士遗骨被埋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下简称巴新)的事实不知何时才会被国人知晓。

这条在今年春天引发上百万网友跟帖的重磅消息一经发出随即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关注:外交部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中国政府将以隆重、庄严的方式迎接这些抗战将士遗骸归国”;海峡两岸和谐发展基金会和搜狐网联合在北京启动“迎接抗日将士遗骸回国活动”;台湾当局派人到巴新,对当地中国军人的牌位进行数天的清点和简单的招魂仪式;清明节网友自费前往巴新祭扫英烈;4月底搜狐网工作人员与十余位民间人士前往巴新考察,为迎接遗骸回国做准备……

半年间,当历史的焦距不断被拉回到72年前那场抗日会战时,人们在关注那场战争始末的同时,将更多的用心投放到了对人的关注上。“那些为国家浴血奋战的老兵战后命运如何,为什么遗骨被埋到了太平洋岛上的那个小国?幸存者如今过得怎么样?”

网友的意外发现

2008年年底,一位署名“天竺道”的大陆网友,在网上发帖转述了从澳大利亚一位朋友那里听到的消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包尔西北方向十几里处的一座荒凉的山坡上,埋葬着部分中国“八百壮士”的遗骸。帖子的内容如下:

澳大利亚政府近年多次派飞机搜索

二战飞机残骸,一名飞行员意外发现密

林中有几座刻着中文与中国军队标志的

墓碑和墓地。当地华侨获悉后,出钱雇

用了丛林土著人带路,在一处荒坡蔓草

丛间找到了三座中国军人的墓碑,其中

就包括1937年10月在上海淞沪会战四行

仓库死守不退而名震中外的“八百壮

士”的部分遗骸。

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让“天竺道”牵挂于心。

“那些无名英雄的最终归宿,竟是一片被火山灰层层覆盖的荒芜之地。”“天竺道”在网上留言:“我在此向广大网友呼吁,请发动网上搜索,动用你们的关系,帮助我们找到张先生,或者他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正在离去,我们必须要加快速度,抢救那段历史,让那些战士能最终回来。”

他急切地呼吁:“难以想象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会有当年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军人长眠于地下。他们都是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我们不应该把他们遗忘!应将这些中国将士的骸骨收回,妥善安置,让他们受到应该得到的礼遇,同时发动更多的人寻找,看是否还有其他流落海外的抗战将士。”

帖子发出后,很快有了40万次的点击量,随着消息的不断传播,网友跟帖数竟达上百万之多,大量网友表示盼望抗战将士早日魂归故土。

一系列官方、半官方、民间组织声势浩大的“迎接抗日将士遗骸回国”筹备活动陆续展开,128名活着回国的“八百壮士”名单档案也浮出水面。

恰好赶上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热播,“天竺道”写下了观后感:“我在看该剧时,经常想一个问题:如果我活在那个时代,如果我是炮灰团的一员,我会是哪一个呢……军人的待遇和军人的战斗精神到底是什么关系?”

活跃在网上的“天竺道”一直是个神秘人物,他不断地发帖,可随着事件被官方关注,“天竺道”却“人间蒸发”了。本刊记者多次通过网络、手机等方式都与他(她)联络不上,“我们也一直在联系,可从三月份后就找不到了。”搜狐网副总编梁春元说:“筹备活动前前后后在忙碌的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天竺道开了个好头儿。”

散落南洋的忠骨

“八百壮士”是如何魂断南太平洋的?

据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介绍,“我们所熟悉的‘八百壮士,当年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加强营,全部共425人。而最终抵挡日军100多次进攻、击毙200余人后,成功撤入公共租界的,仅为376人。他们随即被英国军队收缴了武器,软禁在当时的胶州公园附近长达4年,他们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孤军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闯入“孤军营”,将剩余的330多人押到月浦、龙华做苦力,随后又被希望劝降他们的汪伪政权押解到南京,劝降不成后全部关入南京老虎桥监狱。此时,日本人也转换了策略,决定将“八百壮士”逐步瓦解、各个击破,将其分散到杭州、裕溪口、孝陵卫等地去做苦力。其中50多人与其他1500多名国民党、新四军战俘一道,被押解到南太平洋上的小岛巴布亚新几内亚。

“被日军带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做奴工的50多名中国军人最后仅36人幸存,并在二战后回到祖国,其他人都死在日军的劳工营里。他们的遗骸被战友埋在巴新的前首都拉包尔附近。当时曾建过一个中国军人公墓,但由于当地火山经常爆发,当地的华人大多迁往他地,渐渐地公墓疏于管理。目前这些中国军人的墓地已遭当地人的人为破坏和火山灰的掩埋。”沈建中称。

这就是“八百壮士”鲜为人知的结局。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日前通过翻阅大量史料、书籍,史学专家搜集到了250多位当年“八百壮士”的名字及相关信息。据当年战俘集中营的幸存者田际钿老人回忆,“八百壮士”当年在血战数天后被俘,其中一些被日军押解到拉包尔为其修筑工事,大多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折磨下牺牲,直到1946年初盟军占领了拉包尔。

据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记载,二战期间,先后有1600多名中国军人被押送到拉包尔战俘集中营当劳工,其中有653人遇难。而在整个巴新境内,有1000多名中国将士长眠在了这座荒凉的孤岛上。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今年3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政府将以隆重、庄严的方式纪念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抗战将士遗骸归国。大陆民间组织计划迎奉遗骸回大陆安葬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开展着,忠骨遗骸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回国,墓地可能选在苏州。

“这是一段几乎空白的历史,而这一次我们迎接‘八百壮士遗骸回国,揭开当年他们被押解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历史,正填补了这段空白。”在“迎接抗日将士遗骸回国”启动仪式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称:当年侵华日军的罪行罄竹难书,尤其那一段强制战俘劳工赴日本、南洋等地的历史。“劳工史因日本国内的反省,如今已基本清晰,但远赴南洋的历史,长时间被掩盖,证据被销毁,追寻这段历史意义非凡。”他表示,“等资料齐全、时机成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为‘八百壮士设计一次专题展览。”

南洋也曾有中国劳工

根据专家们的研究与老兵们的回忆录,“八百壮士”的后期命运大概可归结为如下几类:

1942年8月,70名孤军士兵被抽调到南京孝陵卫做工,万连卿等8人成功逃脱,在得到新四军的帮助后回到安全区。万连卿等日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远赴滇缅。

1942年底,100多名孤军战士被派往安徽裕溪口装卸煤炭,29人成功逃脱,回到重庆的陈日升等人,要求重新入伍恢复建制遭到拒绝,于是20多人解甲归田。

1943年初,在南京孝陵卫的28名壮士胜利出逃,部分在茅山参加了当地的新四军游击队。孤军团副上官志标,在无锡就医时成功脱逃,随后担任了当地的游击队队长。

1946年3月,36名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孤军战士,在经历了三年多的海外苦役后,回到上海。

抗战胜利后,各地幸存孤军纷纷来沪。在谢晋元团长遗孀凌维诚的关心下,孤军们自食其力,在当时的大达码头从事搬运工作,以劳力维持生活。

“很多人从此隐姓埋名不为人知,而今,是时候该让这段历史重现了。”沈建中说。

……

资料显示,仅缅甸密支那就埋葬着4000多名中国军人的遗骨。“日军对中国劳工的迫害令人发指。运送过程中,劳工被塞在装牲口的舱底,从上海到巴新,漂泊了整整45天。船上分给劳工的淡水非常少,一些人口渴难忍,只好喝自己的尿液。有名劳工悄悄去厨房找淡水喝,被日军岗哨发现,对方用刺刀逼着他跳进大海,葬身鱼腹。”李宗远说,“日本当年曾强征近4万名中国劳工,在本土135个作业场所服苦役,战后,仅有2万名劳工生还。他们是捧着同伴的骨灰回到祖国的。”

“尽管生活极其悲惨,中国劳工还是与日军作了顽强的斗争。”李宗远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正义之战。所有为国捐躯的先烈,都将得到炎黄子孙崇高的敬意。”

一份来自拉包尔的报告

中国军人墓地的真实所在

被证实,但已被夷为平地。

中国抗日军人墓地在海外

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令人

扼腕

拉包尔,一座以火山命名的南太平洋岛屿城市,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口不足3万,因60多年前的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海战而闻名遐迩。随着“八百壮士”遗骸在海外无人问津的事件被披露,拉包尔成为了海内外华人关注的焦点。

为探究中国军人的墓地,4月中旬,由搜狐社区等媒体10余人组成的考察队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了为期9天的实地考察。考察结束回京,搜狐副总编梁春元执笔撰写了两万字的《巴新地区中国抗日将士墓地考察报告》。这份来自拉包尔的实地报告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消息,详实权威的图片及文字资料,也为抗战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据相关史料记载,二战期间遭日军掳送至巴新地区的中国军人约计1500人,其中主要分布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战后幸存回到中国的约748人,在拉包尔战俘营中有600多人死亡。这些墓地历经60余载,由于无人问津已成荒坟,有的遭火山灰掩埋,无人祭拜,十分凄凉。

媒体团首先将足迹延伸到了拉包尔近郊,在这里他们确认了吴坤等三座军人坟墓。报告称:“在科科坡西北方向10公里处,拉包尔东南方向的Keravia Bay有三座刻着中文与青天白日徽的墓碑,三座墓碑:中间的是陆军67师200团的上尉吴坤,死于1945年10月24日,时年49岁;右侧的是陆军新30师上士孔宪章,1945年10月28日去世,时年40岁;左侧的是江苏省江南保安第四支队的上士曹友生,1945年10月28日去世,时年28岁。”

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收藏的拉包尔中国战俘营的照片中,有一张中国军人死亡后的照片,上面标明,1945年10月24日,一名中国军官因事故而遭射杀。而在这里的三座墓碑的主人之一——吴坤上尉的死亡日期恰好是1945年10月24日。考察团由此基本推断吴坤正是那位不幸的中国军人。

对此,考察团中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华人学者粟明鲜博士进一步求证当年在战俘营为澳军当翻译的张荣煦先生,他特地将这张旧照片带给他看,请他回忆是否记得有一位中国军人在那年双十节后死亡之事。“张先生一口肯定有其事,并说亲眼见到过那具死尸。”

据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收藏的图片记载,这块墓地和三座墓碑建成于1945年11月30日,地点就在当时的中军战俘的营地附近。“墓地边上还有一座废弃的水井,据介绍,当年日军就是在这个井沿上,用砍刀处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俘——砍头,一刀砍下,头颅掉进井里。”报告称。

考察团还考察了拉包尔东南方向火山附近广东民众墓地以及战争公墓。

“在来巴新前,我们的最大疑问是:中国军人的墓地到底在哪里?除了那三座墓碑所在墓地外,其余的在哪儿?”梁春元说,“根据墓地登记卡片上的文字,我们推断在拉包尔肯定还有一个中国军人的墓地。但在澳大利亚的档案里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证明拉包尔有中国军人墓地。我们到了拉包尔后,也多方打听,结果没有任何人听说过这个墓地,更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

难道中国军人墓地失踪了?带着这个巨大问号,梁春元与粟明鲜博士、北新建材公司巴新分公司总经理潘毅等人一直讨论到深夜一点多,分析其中的原因及当时中国军人所处的环境和当时军人们的心理,仍然没有头绪。

“20日,我们前往莫尔兹比港参观莫尔兹比战争公墓,在了解墓地位置编号的规律时,我遇到了澳方的墓地管理员Jason Daniels,他肯定地对我说:‘中国军人墓地就在Bita Paka,与澳大利亚军人墓地就在一起。”梁春元豁然开朗,“因为在中国军人的墓地卡片上写着,他们是被重新安葬在拉包尔战争公墓里。我们15日初到Bita Paka战争公墓时,只看到了澳军及其他国家的军人墓地,而且在当地,这里一直被称为澳军墓地,因此我们没有想到中国军人墓地会在这里。”

原来考察团第一次进入拉包尔战争公墓时就已踏在了中国军人的墓地上,但大家却毫不知情。“中国军人的墓地被夷为平地,目前看来确实无疑。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澳大利亚当局应该是知道中国军人的墓地存在的事实,但他们把自己国家军人和英联邦成员国家军人的墓地都很好地安置了,把中国军人的墓地夷平了。”梁春元感慨:两岸的分裂让中国抗日军人的墓地在海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一边是美如风景画的澳军墓地,一边是被夷为平地后无人知晓,更没有一块墓碑的378名中国军人墓地,“这种待遇让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汗颜。”

经过9天的实地调查,考察团澄清了很多在此前报道中有出入的事实,并确认了“战俘中的‘八百壮士”来到拉包尔的共有57人,均来自著名的四行仓库孤军。战后有36人生存下来,34人在1946年3月18日乘船抵达上海大达码头,34人名单已被查明;此外,考察团还对拉包尔中国战俘中有没有共产党部队、拉包尔中国军人的遣返情况等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中国军人墓地的真实所在,是我们此行的最大成果。”梁春元说。

幸存老兵口述历史——

我这辈子,19岁最光荣

死里逃生的老兵称永远不

原谅日本鬼子,心头伤楚

无法治愈

王文川,92岁,1937年上海四行仓库

保卫战“八百壮士”幸存者之一,当年

在谢晋元524团1营4连任重机枪手,他

也是目前寻找到的唯一居住在北京的

“八百壮士”幸存者。

“四行仓库就是我们的坟墓”

我这辈子,最光荣的就是19岁那四天。渴了喝点机枪膛里的冷却水,饿了就吃仓库里存的粮食。在上海打仗,那时候,我一分钟打250多发子弹!我是88师524团1营4连4班的重机枪手,我使的是德国造的重机枪“马克沁”,前边两条腿,后边一个三脚架撑着。

1937年10月,淞沪会战进入紧急关头,战况日下。蒋介石想让上海的几十万大军尽快脱离战场,但同时又想争取国际上的同情,最后决定大部队撤走,只留88师守上海,继续跟日本人打。师长孙元良明白蒋的用意,又不忍让全师送死,最后命令只留一个加强营在四行仓库坚守。加强营则以524团1营为骨干,沿用团的番号,中校谢晋元任团长。实际只有452人,但为了迷惑日本人,营长杨瑞符对外宣称四行仓库有“八百壮士”。

10月26日,谢团长率领我们进入四行仓库,很快进入作战状态:用装满大豆、面粉、羊皮的麻袋构筑工事,破坏电灯,清除周围障碍物。接着部署战斗任务:1连占领右翼西藏路阵地,3连占领左翼阵地,这两个连防守外围。2连在中间布防,我们4连到仓库楼顶防空。各就各位,擅离阵地的后果是“就地正法”。

我到现在还记得谢团长战前动员我们的话:“弟兄们,我们可能要坚持几个星期,几个月,但是我们必须坚持!虽为孤军,我们也不孤单,全中国四万万同胞都和我们在一起,上海的每一幢房屋里都有我们的同胞,他们的每一双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如何去杀日本人……哪怕只剩下一枪一弹,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四行仓库就是我们的坟墓,人在阵地在!”

鬼子的四次反扑

从10月27日开始,连续4天,日军向“八百壮士”共发起四次反扑。

30日一早,鬼子进行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凶狠的一次反扑。他们经过前三次失败,尝到了我们的厉害,改变了作战方式——分成四个小分队,分头攻击我们,重点争夺仓库大门。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苦,很悲壮。

当时我们用装满大豆、面粉的袋子临时垒起的掩体被敌人打得四处都是,楼门四周白茫茫的一片。我们实在没法子,只好把前两天死去的战友的遗体一个摞一个地堆起来,掩护活着的人。

负责守大门的三连连长石美豪,全身蒙上了一层面粉,脸被飞过的子弹擦破了,鲜血直流。这时候鬼子已经快攻到我们鼻子底下了,急啊!我们当时一刻不停地打,谁都没想过能活着出去,上一分钟还在的人,下一分钟可能就死了。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死”字!当时机枪都打红了,卡弹壳,得冷却。没有水,我就往机枪上撒尿,给机枪降温。

一挺重机关枪需要三个人。我是射击手,河南人小刘是装弹手,还有一个瞭望手。我正打着打着,发现没子弹了,往后一摸,黏糊糊的!转头找小刘,看见他躺在地上,脑浆都被打出来了。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因为我管射击,鬼子本来要打我的,偏了一点,小刘就牺牲了。

30日下午,英国驻军派人来报,是夜7点日军要对四行仓库发起总攻。英军表示愿助“八百壮士”退入租界。谢晋元团长谢绝了英军,表示誓与四行共存亡。晚上8点,谢团长又接到宋子文电话。宋以军令相压,“八百壮士”只能服从,撤到了租界。

上海四年孤军营

四行仓库保卫战后,我们团被集体软禁在胶州路用铁丝网围成的15亩空地上,由租界的白俄士兵把守,不许我们走出半步。上海市民管这里叫“孤军营”。

我们没有消沉。谢团长鼓励大家学文化、学技术,复旦大学的李老师教我们识字、吹口琴、唱歌。我就是在“孤军营”里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

三个月后,谢团长把部队按团、营、连、排、班重新作了编整,每天4点半起床,5点早操。因为当时英方不允许我们挂国旗,我们每天清晨还得举行一次精神升旗仪式。我还清楚记得谢团长在精神升旗仪式上说过的话:“我们头上有青天白日,脚下有鲜红热血,这足以代表国旗!”

1938年8月,为纪念陆军第88师在上海抗日一周年,谢晋元向租界工部局交涉,要求在“孤军营”内升国旗。工部局同意了,但租界当局却派人干涉。他们声称:“为避免刺激日方,“孤军营”里不能升旗。”谢反驳:“按照国际公法,营内的事务应该由我们自己做主,外人不能干涉。”通过反复斗争,最后商定,可以升旗,但要将旗杆截去4尺。

8月11日,这一天我终生难忘——早晨6点左右,我们全体官兵齐刷刷地站在操场上,谢团长带领全体官兵举行升旗仪式。就在这时,租界当局竟然向我们团大打出手,动起枪杆子来!他们太没人性了!我们当时一进“孤军营”就被没收了武器,手无寸铁啊!

国旗升起后,租界派白俄商团集合在我们营门外,准备闹事。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谢团长下令:“1连把住守望台,2连在操场散开,3连死守营门,4连保卫国旗。”我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国旗,不怕流血牺牲。这时,白俄商团要我们把国旗降下来,3连官兵断然拒绝。白俄商团手持武器,一闯入“孤军营”就直冲旗杆来了,为了护旗,4名战友中弹身亡,100多名战友受伤,我的右手臂也被白俄的刺刀划破。

后来,国旗被夺去,“孤军营”也被租界当局占领。为了抗议租界当局的暴行,全体官兵开展了绝食斗争。再加上上海各界民众的声援,租界当局被迫妥协,将国旗退还给我“孤军营”。

谢团长之死

1941年4月24日,那天,天色很暗,我们全团官兵正在举行升旗仪式。张文清、郝鼐诚等4人迟到了,谢团长走过去问:“为什么这么晚?”他们却突然取出洋镐,劈头盖脸地打谢团长的头……当我们明白是怎么回事时,谢团长已倒在血泊里了。我们冲上去把这几个凶手捉住,将谢团长送到附近医院抢救,谢团长因伤势过重,于下午6点左右去世了。那时他才37岁啊!这四个叛徒、汉奸,他们被汪精卫收买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28日,日军数百人突入“孤军营”,被困“孤军营”四年的“八百壮士”又沦为日军战俘,分别被押送至芜湖、南京甚至万里之外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服苦役。

当时情况很乱,“孤军营”的战友们一下子被鬼子拆散了,不知道各自去了哪里。如果不是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逃了出来,我肯定也被送到南洋当奴工了!

刺刀下活命

在芜湖,日本人恨我们,让我们当苦力。两个人抬一个大筐,从早到晚抬煤,抬了半年多。鬼子挖中国的煤,挖足了一千吨就用大船装走运到日本。我们就不好好干,不断反抗、逃跑。

有一天,一个合肥老乡偷偷问我:“老王,你想回家吗?”“想啊!”老乡告诉我,晚上藏到他家去,趁日本人不备时就逃跑!我那天晚上就藏在老乡房子的顶棚上,挺大个顶棚,我趴了半天。鬼子真的来找了,但是他们不敢上来!他们怕顶棚塌了摔着自己,就拿刺刀乱捅了半天,好几次我都瞧见刺刀尖了,差点捅着我,吓得我抱紧房梁直哆嗦。

要是被日本人发现,我活不了,老乡家三口也都活不了!这是救命的大恩啊!之后一直想着报恩,恩人却找不到了。当时也没想着留老乡的名字,只知道他姓王。

从芜湖逃出来后,我走了三个多月。路上的老百姓、农民都很同情我,给我饭吃。但是要饭也得看清人,如果遇到汉奸,很有可能再被抓走。

这么走了三个多月,终于到了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在那待了一个月。我有个朋友,叫李海泉,当时在北京东四六条的陆军医院工作,我就被调去北京做了一名军需官。解放后,我成了一名普通工人。

我永远都不能原谅日本鬼子,跟他们势不两立!我今年92岁了,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强大,再也不被鬼子欺负!

老兵档案:王文川

1918年5月生于安徽省寿县。

1933年,在第88师262旅524团一营四连,参军时只有15岁,后晋升上尉连长。

1937年8月到上海参加淞沪抗战。

1937年10月,受命坚守四行仓库时只有19岁。

1937年12月—1941年被英租界当局软禁在上海胶州路“孤军营”。

1946年,调往北京陆军医院任后勤军需官。

1954年进入北京轴承厂,后因病离职至今。

家有英雄

当光荣终于照进现实,

英雄已老矣

一见女儿走进来,92岁的王文川便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想我了。”58岁的王秀英说,“两个月没来了,我在住院化疗。”去年10月,在把老父亲送进北京市第四福利院三个月后,她被查出得了“非霍奇金高度恶性淋巴瘤”。在女儿邵铎看来,妈妈的病和她一年多来为姥爷争福利有关。“太操心。写信、找媒体、找信访办,中间还去‘要了一次饭。兄妹们也说,大姐为老父亲的事搭去半条命。”

王秀英一只手从老人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小毛巾,为他擦眼泪,另一只手扶着他的背。“我爹现在特爱哭鼻子。”她说,自从2007年3月老人的“八百壮士”身份被确认,一段深埋了半个多世纪的记忆被开启后,这个过去在她心中一向性格硬朗的父亲突然变得格外柔弱起来。战争、战友、谢团长,这些都是令他变得无限伤感和脆弱的因素。

英雄归来

在外孙女邵铎的记忆中,姥姥、姥爷那间白天也不见光的小屋子里,有一个古旧的棕红色大衣柜。打开衣柜,有几个上着锁的小抽屉。“也不知道那里藏着什么秘密,问了也不说。”

直到2007年2月,90岁的姥姥去世后,一个深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才被揭开。

收拾遗物时,子女们撬开抽屉,发现了一张王文川年轻时的照片,只有二寸大小。“照片是被齐脖子部位剪过的,但军装领子仍依稀可辨。我们只知道父亲当过国民党兵,但具体打过什么仗,他从来都不讲。照片是我母亲剪的,怕‘文革惹祸。”王秀英隐约想起,“文革”初期,有天夜里,父亲叫上大哥带着一叠照片、纪念章、勋章出去了,然后空手而归。

埋掉“证据”,王家子女还是受到了出生于有“历史问题”的“旧军人”家庭的影响。大哥被军工厂“清理”出来,此后十年都没找到正式工作。五兄妹没有一个入团入党,甚至连申请书都不敢写,“怕填‘家庭成分那一栏”。

大哥曾经略带抱怨地问父亲:“当年你从日本鬼子手里逃出来,干吗跑去重庆找国民党,干嘛不往延安跑?”

这个没念过什么书,15岁就在安徽老家为了吃上一口饭而自愿参加国民党军队的老兵说:“那时候哪知道啊,光知道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在重庆。”

时过境迁,历史获得了尊重。当王秀英拿着军装照,再次向父亲发问,这个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兵才慢吞吞地打开封闭的记忆,“我以前在上海淞沪抗战中打过日本人,还在四行仓库守了四天四夜。”

“我爹是当年的‘八百壮士!”仿佛在一刹那,王秀英几十年的委屈和胆怯全部烟消云散,她要给暮年的父亲争取迟来的荣誉。

而在此时,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正在寻访当年的抗战老兵,“争取把这段历史抢救过来,还原历史真相。”当时已经找到了两位健在的老兵,上海的郭兴发和重庆的杨养正,他们都已年过九旬。

电话打过去,纪念馆馆长汤明德、副馆长沈建中很快来到北京。“那天是2007年3月7日。”这个日子对于王家来说,非同寻常。

谢晋元当年留下的花名册中有王文川的名字,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他。而当年的战史、人物、部队番号,都能和老人的口述相互印证。王文川的身份得到认定。那年正是“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70周年,记忆复苏的王文川执意重返四行仓库。3月21日,王文川在子女的陪伴下,来到他阔别70年的战场。

在淞沪抗战纪念馆,他见到了战友郭兴发。两位老人相拥而泣。“老父亲捧着郭老的脸,亲吻着。”在万国公墓,他望着谢晋元团长的墓碑放声大哭。已经瘫痪30多年的老人在儿女的搀扶下,从轮椅上站起来,为谢团长献上庄严的军礼。

多年来致力于采访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作家方军,也加入了王文川重返四行仓库之行。他认为这是王文川最后“光荣”的机会。“老人一生挣扎在光荣与耻辱之间。”

方军还担心,即使老人挣脱了“耻辱”,他的光荣也照不进现实。“除去在相关抗日战争的纪念日以外,再也不会有人能想起他来,他将在那间陈旧的屋子里默默地生活下去,直到自然消失。”

护卫光荣

王家时时充盈着家有英雄的喜悦。他们迫不及待地将喜悦与人分享。邵铎在民航地面服务部上班,时常有意无意地跟台湾乘客提起“八百壮士”,并自豪地说:“我就是‘八百壮士的外孙女。”

王秀英喜欢上了去报刊亭闲逛,查找各类媒体的新闻热线。渐渐的,《北京晚报》和北京电视台陆续推出了王文川的报道,上海《文汇报》也刊登了相关文章,王家迎来了一个来自上海市民的捐款小高潮。

30多年前,王文川病退,现在领着每个月900块钱的退休工资。王文川的5个子女,日子过得都很平常,下岗、病退,至今小女儿还在领取社区的年终困难补助。

“但我们要的不是钱。”从上海悬挂着“欢迎‘八百壮士回家”横幅的金色大厅,回到50平米阴暗的小房间,这种落差让王秀英感到不舒服。“我们要的是承认、荣誉和关爱。”

另外两位健在的“八百壮士”,待遇都不错。“上海的郭兴发,每个月除了领取1200元的退休工资,政府还给予1800元补助。重庆的杨养正,政府给了100平米的一套房。”

2007年8月,王秀英带着载有父亲事迹的报纸、光盘,来到北京市统战部信访办。信访办主任梁利华接待了她。梁利华说,这事没有什么特定的政策,都是特事特办。王秀英说:“实在不行,补个奖章也成。”两个月后,统战部决定,先拿2万元补助,然后为行动不便的老英雄找一家养老院。

王秀英一方面等待统战部的安排,另一方面也在自己寻找养老院。但直到过了年,统战部也没有消息。而自己联系的北京市第一福利院称没有床位。“那里住的一般都是‘高干、‘老艺术家,普通老百姓住不进去。”

这期间,几个子女轮流照顾王文川。“我们也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有些力不从心。”

2008年7月28日,王文川终于搬进了北京市第四福利院。统战部和有关部门商议决定,国家负担老人70%的养老费。这个房间的标准是每月4200元,民政局出3000元。

“可以说,像王文川这样原先默默无闻、现在受到政府特别照顾的国民党军队抗战老英雄,北京市仅此一人。”梁利华说。

王秀英的心才踏实下来,身体却出现了状况,被检查出恶性淋巴瘤。邵铎拿出母亲2007年3月随姥爷重返四行仓库时的照片,和现在判若两人,“瘦了。”邵铎心疼地说。

不忘老兵

在孙辈印象中,姥爷很倔,爱发脾气,有时火头上会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儿:叛徒!亡国奴!至今,老人仍对日本人怀有无法释怀的仇恨。不去中日友好医院,说日本人会治死他。一次和日本左翼进步人士松冈环会面,老人问身边的王秀英:“我要不要喊口号?”

2009年5月一个周六的上午,一群志愿者涌进福利院王文川老人的小屋。他们穿着文化衫,上面写着“关注历史,关爱老兵”。其中一位,是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将军之孙张皓霆。他对记者激动地说:我以抗日将领后代和一名民革党员的身份,呼吁社会关注我们的抗战老兵,他们为我们的民族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本刊责任编辑 君 早〕

〔原载《新世纪周刊》2009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