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曾随一个中国代表团拜会了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这位喜欢谈哲理的非洲领袖和我们探讨起了非洲问题，他说：“我们人民缺少一种理性精神，好像这种精神已经被殖民主义阉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难做。”我自己走访非洲也时常有这种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识界大致是两种观点占主流，一种是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把非洲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2008年我再次去加纳访问，参观了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纪念馆，纪念馆书店里卖得最贵的一本书谈的就是坚持自力更生，与全球化彻底脱钩。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激进的全盘西化，主张跟着“华盛顿共识”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和一人一票的民主化，结果是瞎折腾，导致艾滋病严重失控，经济普遍凋敝，最近又有了粮食危机。非洲这种情况，用中国话说就是要么极左，要么极右，而真正独立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声音很难成为主流。

回过头来看，中国在整个“文革”期间, 非理性的极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后到1989年，在中国知识界非理性的右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崩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稳健改革的理性声音，才逐步成为主流。但我们今天还能听到不少非理性的声音，有的人想用过去极左的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有的人则觉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西方国家已进入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是“解构”一切。我们一些知识分子也学着“解构”中国的一切，但恰恰忘记了，西方社会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其经济基础、法律和政治制度已非常成熟，所以即使西方社会有很多不满，其体制的应对能力，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再乱也很少出现伤筋动骨的大乱。对于那种西方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经太多，繁琐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已经束缚了人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确实需要松绑，需要批判，需要解构，需要福柯哲学。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光进行批判是不够的，中国的工具理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批判和解构，更需要肯定和建构，包括法律和体制的建构。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在批判丑恶现象的同时思考建设性的办法。对中国来说，建构和解构至少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我们文化中还有某种泛道德化、走极端的倾向。网上的讨论动不动就是谩骂，就是道德训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我不反对在中国某些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人出来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也不反对对各种缺德的行为挥斥方遒。但我们一定要防止激进思想和道德冲动重新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潮，因为道德评判最容易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地归为好坏两极，而世间绝大多数的事情就是好坏掺杂，进步往往也伴随着问题，关键是要确保进步能够占主导地位。

整个人类进步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纯而又纯、没有代价的变革。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民族总是激进思潮和道德冲动占主导的话，只能说明这个民族缺少理性思维的能力，最终对这个民族可能是一种灾难，等待这个民族的会是一场又一场的无休止的动荡。英格兰民族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英国人喜欢sophisticated的人，这个词一般译成“成熟老练”，但其实还包含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意思，如见过世面、思维缜密、判断得体、做事讲究一个度，不情绪化，不走极端，见解深刻而全面。这和我们讲的“和谐中道”相通，是一种大智慧，一种非常值得在中国和世界发扬光大的思想。简言之，我们必须让理性的声音在中国占上风，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才会比较顺利、比较可靠，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标志。▲ （作者是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