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海珠

写下这个题目后，一直没有动笔，想说的话很多却不知从何说起，心绪很乱，心情也很不好。“漏网大右派”这几个字只有在中国才有，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政治运动不断，如何能创造出这样的词汇。既然漏网了，就不是右派，哪里还存在既漏网，又是大右派的道理?然而，这个词组是一顶很大的定性的帽子，比起右派这顶帽子还大，也更为可恶。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上海出版系统，只有我父亲才有此“殊荣”才够这个资格——这顶帽子。在“文革”期间，“打倒漏网大右派孔另境”的标语是刷写在绍兴路地上的大标语，它醒目，因为占据这条马路的差不多全部的宽度，那黑乎乎的墨迹是让行人在上面踩踏的，因为这个牛鬼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

当年鸣放事

事情要从1957年3月父亲代表上海出版界赴京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说起。这次会议即是中央鼓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父亲在他姐姐孔德沚、姐夫茅盾家里说，“这个大会很受鼓舞……”他好像领了“圣旨”精神十足，准备回沪后落实鸣放。姐姐和姐夫劝他：“你说话要小心，说多了不好。少说为妙!”(大意)他们知道父亲心直口快，冲口而出的话，每次似乎要达到“语不惊人心不死”的境地，这样要吃亏的。父亲口上答应了，却没有牢记在心。事后他对我们后悔地说，这次运动没有听姐姐和姐夫的话，说话多了，他们是早就看出来鸣放是要惹祸的，现在给他们也惹了祸。

那年，父亲在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部副主任(最近我又电话询问了老文化出版社的先生，承他相告，当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领导人是胡炎，李小峰是编辑部主任，父亲是编辑部副主任，相当于副总编辑)。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后，他回来又参加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他作了关于通俗文艺的发言。“大鸣大放”不久即进入反右整风阶段，孔另境作为本社第一个被斗争对象，在无数次大会小会上被迫检查交代，写自我检讨近十万字。然而，性格直爽、作风坦荡的孔另境态度强硬，面对压力，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

现在从父亲有关检查中可以知道他到底鸣放了什么?

他对自己右派言论的检讨有如下几点：

1、“东风压倒西风”问题。有一次，他在学习会上说：“现在国际上革命形势显然是处于低潮了，倘还说形势大好，仍然是东风压倒西风，就不免成为阿Q精神胜利了。”他检讨说，这不但是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还因为“东风压倒西风”的比拟是毛主席在1953年提出来的，成了我对毛主席的诬蔑。

2、“个人迷信”问题。有一天，他到市政协去学习，碰到那边一个工作同志，说找他谈谈，就谈到个人迷信问题。那人问：“你看中国有没有?”他当时没有干脆回答，但心里也确实感觉有一点的，对象当然是毛主席。

3、“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专家办社”问题。当时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领导人是胡炎。社里的黄嘉音极力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李小峰筹备了专家办社，组织了各种座谈会，商谈分社的事，名单也开了出来，还请了客。父亲说：“我当时在文化出版社也是一个头头，承蒙他们‘照顾，并不把我开入他们的名单，那意思，我是不肯寄在他们的篱下，他们期望我也来一个‘独立王国。有一晚，有一个党员干部到我家来，怂恿我不甘落后也来搞一个，我谢绝他的‘好意。”然而，他检讨：“我也有这种思想活动的。对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是双手赞成的；对于专家办社我也觉得是应该的。”

4、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一系列的错误看法。对资产阶级民主有向往，代表性的有三点：一是民主选举；二是议会政治；三是人才自由市场。都作了思想检查。

5、在民进市委召开的出版工作座谈会上，附和“取消坐班制”的提议。和周煦良等人联合提出成立“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倡议。在一次市政协召开的稿费问题座谈会上，也赞成提高稿费标准。他批判自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中自由化赞同的表现。等等。

6、对一些理论问题上的“联修反帝”、“唯武器论”等认识也作了检查。

一年多以后，孔另境虽然没有被定为右派，但“漏网大右派”的帽子却一直如影相随着他，历次运动不断地被重点批斗。于是，他一边检查交代，一边又不断地申诉，精力和锐气渐渐耗尽。

右派漏网事

“文革”中披露过一则材料，即上海文化出版社“反右”大事记。这材料被父亲看到了，他亲自摘录了有关自己的一些内容，共有五项。这份抄件在我的文件资料夹中，不妨抄录，也能看出一些上海出版系统当时反右运动的概貌：

1957年3月27日

伟大的整风运动开始，社内李小峰、孔另境、许君远、黄嘉音等一伙，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大放厥词，散布谬论，猖狂向党进攻。孔另境在宣传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公然提出“只有多发展几个民主党派成员，才有力量互相监督。”又说：“私方转来的一般都是副职，有职无权。”“人事材料公开出来，有关人事方面的决定，应与编辑部商量。”……

6月20日

我社反右斗争烈火越烧越旺，贴出大量大字报，声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孔另境在石西民的掩护包庇下，竟溜到苏州去搞“创作”，以对抗反右斗争。他写给整风领导小组的信件中狂妄地说：到苏州是“迁地避嚣，正养身与写作两全之道。”公然骂全社革命群众与他作斗争是“嚣”。

6月21日

我社整风领导小组发文给旧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冰，旧出版局副局长汤季宏，反映工会委员会对孔另境抗拒运动的意见，并要求发动全社职工对孔另境反党言行进行批驳。而上海出版系统整风领导小组于7月2日对孔另境竞胡说：“孔另境在政治上尚未发现有何反党活动，在某些场合下还能表示拥护党的政策。”另一方面，不得不假惺惺地说：“但孔的品质恶劣，个人主义严重，在平时言行中对党有不满情绪，”结论却是：“是否划为右派分子处理，值得重新考虑。对孔的错误言行应继续严格进行批判，其创作假暂不停止。”

10月21日

出版局整风办公室批示：“你社孔另境，经宣传部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不列为右派。”

10月25日

我社整风领导小组根据全社革命群众要求，向局整风办公室指出：“孔另境应划为右派。”而局整风办公室仍批示：“仍按宣传部意见，不列右派。”就这样将孔包庇过关。

以上五段，充分说明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文化出版社中，基层多次上报到出版局整风办公室、市委宣传部等上级部门，据说，当时上报十八名右派戴帽名单，孔另境是排第一名，然而，只有孔另境一人上级没有批准。上级认为“孔另境在政治上尚未发现有何反党活动，在某些场合下还能表示拥护党的政策”，坚持“仍按宣传部意见，不列右派”，其余十七人统统戴帽。就这样，孔另境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这也就是“漏网”这一说的由来。

父亲当时并不知晓这个过程。他在胡炎领导的文化出版社整风运动中，是第一个被点名批判的对象。我记得在反右整风过程中，晚上下班回家，父亲常常把书房的门关起来，或有人来通报消息，或大人讨论如何检查过关，

不让我们小孩偷听。然而，我们总能感受到大人们很紧张，连说话声音也小了许多。后来，父亲也作好了全家离开上海到青海去的准备。因为当时右派分子大都被遣送到青海省去了。所以，以后对从青海回来养病的一些文化人，父亲很同情，也帮助过他们，因为他与他们一样“有罪”，没有陪同他们一起在青海受苦。如果当时他也被发配到青海，身体肯定受不住。这是他经常平心而论对我说过的话，为此，他感谢“漏网”。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精神上受的苦，并不比已经戴帽的右派来得少，或者更为激烈。因为运动不断，随时可以给他重新戴帽。

在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工作期间，领导人是方学武，当时，“阶级斗争”的弦是绷得很紧的，矛头也一直有所指认，使所里许多人体会到“表面上称你‘同志同志，而他们心里却一直叫你‘敌人敌人”，不寒而栗。试举一例：当时的领导针对性地在一批所谓“有问题”的对象周围，包括父亲的“周围布置了大批的‘暗探，把你的一言一动罗织成一条‘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证”。这并不是大批判中的虚妄之言，我的同班同学当年分配在这个单位，安排在我父亲的对面坐班，对他布置一项任务就是注意孔另境的动向，甚至会见什么客人，与什么人通电话，也要向上级报告，还定时找他们了解“对象”动态。这种特务式的行径，注意你一言一行的“阶级动向”，有效地掌控在群众手中，随时可以对你进行批斗。正因为你没有被戴上帽子，却随时可以再给你戴上。父亲说：“要是你是一个不善于隐晦的人，他们的成功更其会快些，这样，当一旦他们罗织成功，连你自己还不觉得，已给他们定为“反革命”、“右派分子”或“串通外国的特务”了。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之中生活，身心交瘁，精神上的压抑是不言而喻的。”

反右期间，父亲的“迁地避嚣”一说，造成的影响很不好，后来我在宋原放先生那里也得到证实。晚年的宋原放住在华师大的普通的宿舍里，有一次，我拜访他，请他谈谈父亲。他们在1957年同去北京出席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游颐和园，家里有他们的合影六寸大的照片。因为事先有约，所以，没有说上几句话，宋原放就记起父亲的这句“迁地避嚣”的话。他很兴奋地介绍，父亲信中说“迁地避嚣”是引起公愤的。大家看了他这句话以后，简直是炸了锅，议论纷纷。当时运动很激烈，你说这样的话，等于否定运动，说群众与他作斗争是“嚣”。可见这句话给宋原放的印象很深。说着我们都笑了。父亲是极有个性的人。说话很不合时宜，只顾自己一时的个人感受，逞口舌之快，毫无城府可言。现在想来，这句大胆的话，在当时这样高压的形势下，振聋发聩，不仅深刻，而且难得。充分表达他对这场反右运动的不屑一顾。

当时整风办公室多次批示：“仍按宣传部意见，不列右派。”其理由是：“孔另境在政治上尚未发现有何反党活动，在某些场合下还能表示拥护党的政策。”这样的说法是缘于宣传部领导掌握政策，了解父亲的光荣历史，他为革命曾出生入死。了解他拥护新中国，热爱新中国。民间还有一个讲法，最近有多人曾经向我求证：“你父亲与毛泽东曾经一起工作过，关系很好?还一起打牌?”还说：“反右时，有人揭发这是吹牛，不相信，是污蔑毛主席。是右派言论。”我对此人说，真有这回事。不过并不明白，父亲说出这段历史真实，对父亲是有利，还是害了他自己?

他庆幸自己漏网。其实，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

1986年，茅盾研究会在南京召开国际研讨会，有位资深的茅盾研究专家，捷克的汉学家高利克也来与会。我第一次见他，他得知我的姓之后，问我，认识孔另境吗?他还好吗?当我告知他我的身份，他很高兴，又遗憾没能访问到父亲，因为在“文革”期间父亲已经去世了。承他相告，他在1958年来中国收集茅盾资料的时候，曾到上海想访问父亲的。但是被有关方面拒绝了。究竟怎么回事?我很想知道。于是提出会议休息时带录音机访问他，他接受了。

他说，那年他从北京到上海，向上海作家协会提出要求访问孔另境，那位接待他的是王某某。我知道王某某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师。王对高利克说：“此人反右运动期间问题严重，不宜会面。”拒绝了他。于是他求其次，要见其弟孔令杰。这位弟弟他见到了。高利克说：“孔另境与茅盾的关系更深，在很多历史时期，他是见证人。很可惜失去了这次见面的机会”。

我很奇怪，父亲当年并没有被戴上右派帽子，应该不是敌我矛盾吧!但是事实如此，反右运动带给他的政治影响很坏，“待遇”与右派没有不同，外事活动是不能参加的，是得不到信任的人。以上所述，仅限我知道的一则事例。

“文革”大字报

在“文革”抄家初期，我家后门就贴着这样《严厉警告漏网右派孔另境》标题的大字报。这件事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并不是怎么的稀奇事，已经看惯了上纲上线的大字报。然而，这张大字报里还是有些内容的，它让我记起一些事。那么，事隔这么些年头了，为什么我还要牵出这些破事来?因为这顶帽子对他本人来说是缠绕半辈子的不幸，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没完没了的检查和批斗，耗尽了他壮年的生命。对我们子女的影响也太大了，不断地要我们与他划清思想界线，认清他的反动本质。尤其我与父亲同在出版系统工作，波及至我的入团，参加基干民兵组织等等，这样的委曲，给我要求上进的心制造了极大的负担；自卑的感觉，又给我在底层的生存空间里磨练成长。好在有给出路的政策，那就辛苦地改造自己吧……受到这样的精神折磨，两代人之间产生的隔阂、埋怨，甚至怨恨，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产生。

先看署名“革命出版社”的贴在我家后门的这张大字报，内容如下：

漏网大右派孔另境一贯对党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民愤极大。1957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白彦包庇过关，在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更加变本加厉大放厥词，对我党和我国政府进行疯狂地攻击，引起群众极大愤慨，纷纷提出要求将他严办，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方学武，用假批判真包庇将其包庇过关。

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大长了人民群众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我社革命群众莫不拍手称快，但是孔另境并不死心，当社会上刮起翻案风之际，他又蠢蠢欲动，写了一封“愤怒的控诉”竟丧心病狂地抹煞我国十七年来的辉煌成就，向我社红卫兵革命群众反攻倒算，公然叫嚷向他赔礼道歉、低头认罪，阶级敌人疯狂到极点。

为了坚决击退阶级敌人的反扑，迎头痛击反革命的翻案风，我社革命群众揪出孔另境进行了斗争，将其反动面目痛加揭露，彻底将他斗倒、斗垮、斗臭。

我们勒令他每月向居民委员会汇报思想一次，老老实实地服从居民委员会的监督劳动。不得违抗。

希望里弄群众对孔另境严加监督。

这450字的大字报没有具日期，应该是1967年2月27日以后的事，原因是这天他拄着拐杖去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交自己的小字报《愤怒的控诉》，才引来了再一次抄家和这张大字报。“革命出版社”，即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被革命造反派砸烂之后的新名称。这个编辑所果然在“文革”之后被取消。这是另外的话题。

我们家在1966年8月31日被抄。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天深夜是我开的门，一阵训话之后开始查抄父亲的家，可是，对我亭子间小屋的书籍和物品也一一查抄，并检查我的日记和私人信件。我是革命群众，参加工作已经5年，应该和父亲区别对待，要讲政策，这是我的想法。当我对造反派头头表示这个不满意见后，他们认为我态度不好，不支持这次革命行动。第二天，到我单位贴了我第一张大字报，大骂我这个孝子贤孙。就此，我也成为在单位被贴大字报的对象。这也是另外的话题。

那么，为什么在最初的抄家以后，父亲还想据理力争?他在检查书《我的检查》一文中讲到他当时心里不服，才拄着拐杖去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交自己的小字报，后来，单位里把它抄成大字报，贴出来以后引起革命群众的不满。引来更为严厉的批斗和抄家，抄家后在楼下后门贴了这张大字报。父亲出于自尊，没有仔细看过大字报的内容，他对儿子说，你去把这些文字抄录下来，我要知道上面写些什么?所以才保留了下来这份原始的记录。大字报贴出后，里弄里熟悉的邻居悄悄地向我们劝说：“对孔家伯伯说，识事务者为俊杰，何必去作无谓的反抗。”这话传给父亲听后，他叹了口气说：“真没有说理的地方。”他是个犟脾气，又很迂。

要知道，当时这批受整的人，真切地感受到不幸，似乎人间已无公理、已无人性，时间又太长了，足足十年。有的不堪受辱，早早地而以自杀抗争；有的神经错乱，葬送了前程……，而我父亲不是，他要抗争，要发言，死硬到底。他的个性让他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记得，他也曾想改改自己的“大炮”脾气，说话要有节制，在书房的墙上一角，亲自用毛笔写了“慎言”两字，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乱说话。但是，没有多大用处，他自己知道，不久，他把这纸条撕了，……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不是这个个性，他就不是我的父亲了。

现在，父亲去世已三十七年，子女也都到了退休的年龄，追究此事没有什么功利可言。是时间，是现在宽松的政治环境，给了我这个权利和责任，追溯历史，解开谜团，父亲的反动右派言论究竟是些什么内容?

2009-3-13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