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会

2009年7月5日，中国发生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其一，新疆乌鲁木齐大规模骚乱，凸现出“三股势力”(即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笼罩下多民族国家的统治之痛；其二，澳大利亚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及其3名中国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逮捕。

这两个“7·5”事件，一东一西，遥相呼应，成为2009年以来最大的动态。其中力拓案因直接涉及澳大利亚居民，并且是在与中国关键行业高度相关的全球第二大矿业巨头头上动土，立刻惹来澳大利亚一顿暴风骤雨般的舆论轰炸。尽管如此，中澳贸易和经济关系由于事关两国各自最敏感且重要的战略能力，所以是在健康的轨道上，不会因此实质性下滑。

不过，力拓案的涉案人员，看来已经的确符合犯罪构成的四要件：主观故意，客观后果，主体实施，客体受害。

澳大利亚为什么攸关中国的和平发展?

澳大利亚联邦自1901年1月1日成立以来，在其221年的历史上，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复杂多彩，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互相高度依赖。

中国正在引发国际体系的调整，其标志就是二十国集团峰会。世界终于开始转型，则发端于美欧金融危机。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7月3日在《悉尼先驱晨报》发表题为《不必为中国的崛起感到惊慌》的文章所说：2008年11月15日第一次金融峰会召开之前，世界处在七国集团的控制之下；2009年4月2日第二次金融峰会结束之后，全球影响力从西方转向东方。如今，中国这样的盈余大国坐在主桌，正在从经济强国走向战略强国。

在此种变化之下，世界经济重心正稳步移向东方，澳大利亚人对不可避免的新事实非常警惕，他们与传统西方的主体板块欧洲的隔阂将更深，感觉自己越来越是一个亚洲国家，尽管这种认识的转变是大势所趋，迫不得已。反过来，澳大利亚正在远离欧洲而去，除界定自身的西方价值观以及与英国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之外，美国才是澳大利亚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之一。

1951年，澳大利亚成为美国的正式盟友，并签订美澳新条约。1986年，因为澳大利亚通过了“澳大利亚法案”，使澳大利亚正式结束了对英国的从属关系，英国的最高法院一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从此不再是澳大利亚的终审法院。现在，澳大利亚仍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仍是澳大利亚的女王。1999年，澳大利亚人否决了转变为共和国的全民公投。从1972年的大选后，越来越多澳大利亚国民认为，未来他们的国家会成为亚洲的一部分。

这与2008年主要澳大利亚贸易伙伴的排位顺序十分一致。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继续依赖于农矿产品出口，日本、欧盟、美国，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是其主要贸易伙伴。2008年，澳大利亚前5大市场分别是日本、中国，韩国、印度和美国，前5大供应国分别是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和德国。意思是说，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总括起来说，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的头号贸易伙伴，进出口都保持着强劲的扩展势头。

澳大利亚矿业资源十分丰富，从19世纪初至今，一直享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的美誉，储量巨大、且经济上十分重要的矿产很多。比如，有世界13％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铅矿储量，以及大体相当份额的铁矿石，铝土矿和锌，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12％、11％和10％。澳大利亚的矿砂储量占世界份额格外地高：钛铁矿占31％，金红石占15％，锆石占27％。世界大约30％的低成本铀矿也在澳大利亚。镍、铜、锰、金的储量也处于世界级水平。

澳大利亚还有储量巨大的煤和天然气，石油储量也很丰富，铀自然不在话下，所以是无可争议而且潜力无限的能源净出口国。液化天然气多年来都是出口到日本，成为澳大利亚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澳大利亚与中国达成一项重大的液化天然气合同；2003年与韩国达成了类似的合同；2005年又与美国达成此项合同。但是迄今為止，日本仍然是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的最大买家。特别指出，2006年底，澳大利亚议会批准向中国出售非军事用途的铀，但拒绝向印度出售，除非签署《核不扩散条约》。

至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如小麦、羊毛、牛羊肉、乳制品、海产品，更别提龙虾，鲍鱼、海参，鱼翅，中国已经连续多年都是其最大客户。

显然，20年前的冷战终结和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运行的方式。主要原因是，中国已经承担起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中澳经济贸易关系已经成长为一种高度互惠的战略关系。力拓案会促使两国更清醒，更注重规则，而决不至于使这种战略关系发生逆转。

胡士泰现象

力拓案成为国际风暴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胡士泰处于风暴中心。

力拓案——不论它是一桩令人震惊的间谍案，还是一桩广为牵连的贿赂案，或二者兼而有之，都对中国钢铁业甚至更为广泛的商业环境造成了强烈的冲击。钢铁业是龙头行业，相关的制造业必然蒙受连带损害。行业专家们说，近来中国70多个城市的房地产迅猛涨价，与钢铁业缺乏稳定的铁矿石供应不无联系。可见，力拓案确实具有掀起巨浪的能量。

胡士泰这个力拓案的主角，一时间频繁出现在全球各地的商业媒体，现在真正是扬名世界，家喻户晓。主要原因，不仅由于他是澳大利亚籍人士——归化而成的澳籍华人，因此备受澳大利亚官方和媒体的瞩目。也不仅由于他是排名世界第二的英－澳矿业巨头力拓集团上海首席代表兼力拓铁矿业务中国区总经理，而且最根本的非同寻常的热点，其实是他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息息相关的历史见证人效应。胡士泰的人生轨迹，可以照亮无数当代中国精英的背影，难怪他的所作所为骤然间引发了超出预期的热潮。

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就是这个胡士泰，其雇主力拓公司拒绝发布任何关于他的最基本的简历资料，包括年龄在内。各种中文媒体上谈论胡士泰的报道和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大体沿用一个版本：生于1963年，原籍天津，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6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中信集团工作。1990年加入一家澳大利亚技术服务公司AWA，帮助它在中国推销交通管理系统，期间短期逗留澳大利亚并获得当地公民身份。1996年，胡进入澳大利亚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哈默斯利工作，力拓收购哈默斯利后，胡成为力拓铁矿石部雇员。1997年，胡士泰获澳大利亚国籍。

实际上，以上经过笔者根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9年7月27日报道部分订正的胡士泰简况表明，胡现年已经50多岁，不是60后。有媒体透露，胡是1956

年生人。

据介绍，认识胡士泰的人说，他精明，苦干，低调，风度翩翩，为人亲和，做事周到，在和胡士泰打过交道的客户眼里，许多方面，胡都可以被看作是职业人士的典范——灵活稳重而训练有素。

还据说，胡士泰一生谨慎。

试想，这样的举止及其背后的勾当，是否让人联想到抗战时期一表人才的汪精卫?

7月16日，广州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载有特约撰稿人张小平的精彩文章，题为《“谍影”胡士泰》。文章说，和大多数跨国公司中国区总经理频繁高调出入于各种酒会不一样的是，胡士泰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也极少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公开出来。而胡士泰之所以有如此反常的举动，并不仅仅出于自身的性格，更与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因为胡所从事的工作，正好是与国家利益有着高度冲突的工作。

“胡士泰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也是那些跨国公司驻华高管时常处于两难选择中的典型代表——在职业素养和国家利益之间，他们常常充满困惑，但又不得不做出选择。”

“这些跨国公司驻华高管在面对自己国家利益和外国公司利益两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之下，如果选择维护国家利益、放弃公司利益，他不能得到前者的任何奖赏而可能会遭到后者的责罚；如果选择损害国家利益、维护公司利益，他会得到后者的奖赏并有极可能脱逃前者的惩罚。”

文章的结论是，果断选择维护公司利益的胡士泰，尽管已经成功地把国籍改成了澳大利亚，但思维上却依旧很“中国”。他很巧妙高超地利用自己的“中国智慧”去为外国公司谋取最大的利益。他无疑是一个缺乏爱国意识的最佳职业经理人。

台湾著名记者、前三军教官亓乐义先生曾经评论道，选拔谍报人员，教官会首先剔除那些靓男俊女，他们太扎眼了，反而是相貌普通、机警稳重的人才会成为上选。后面这样的人，如果有合适的职业掩护，又忠心耿耿，就会成为谍报圈中的极品。

请看，胡士泰是不是很称职、很有两下子?

再进一步，如果同文同种，同学好友遍神州，深谙目标机构的行为规律和弱点，只不过换了一个外国身份，因此“虽我同族，其心早异”，却频频得手，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那么，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人物，因为他可能会恶意利用别人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友谊，从而让你防不胜防。

这样的情况，在当今中国可能相当普遍，但胡士泰揭开了冰山一角，所以，我们称之为“胡士泰现象”。

禁区何在?

全球化信息时代，“胡士泰现象”被证明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

间谍，顾名思义，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被敌方或外国派遣、收买，从事刺探军事情报，国家机密或进行颠覆活动的人。由此可知，间谍肩负着明确的使命，是国家行为的秘密执行者，其活动结果更多地体现为一国的政治收益。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高级间谍。

但上述定义可能无法概括出现实世界中间谍工作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让我们主要从寻求信息的一方(窃密者)进行分析，并且主要从一般的商业间谍的观察角度，而非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即国家机密的方面展开论述。商业间谍可能主要是为了促进本公司的竞争优势，因而或许远离国家行为。我们姑且称之为低级间谍。

重申一遍。所谓高级间谍、低级间谍，二者之间没有黑白分明的界限。前者可以很容易地为后者的商业利益服务，后者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成果效力于自己国家的政治利益，特别是后者的雇主处于关键行业或垄断行业的时候，两者往往合二为一。

与任何竞争关系一样，处于攻防两侧的双方，目标相同，即赢得优势，甚或击败对方。然而，在动机相同、利益迥异的博弈中，制胜的砝码往往是信息。成功和失败之间，信息能够左右结果是到处都存在的现实。

首先，这个问题难以用职业道德加以说明。丧失了立场，就越过了红线。虽然职业道德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可以自动约束攻击一方的大部分行为。但是，职业道德不足以抑制由信仰、立场、牟利冲动所决定的冒险行为或以身试法。换言之，职业道德的边界，止于遵纪守法的人、本分的人。

既然如此，那么第二，了解竞争的实质至关重要。当市场疲软、人们想获取优势的时候，信息就关系重大；在合并或敌意收购的情况下，尤其关系重大。这时，双方对另一方的谈判条件，真实意图、标的范围，价格底线、风险偏好乃至成交时机，会极其敏感。稍有不慎，就会蒙受对方对己方信息的不当使用，甚至遭到恶意欺骗，从而使双方的强弱态势发生于己不利的逆转，最终不战而败，被迫放弃或忍痛达成交易。

第三，公司间谍，通常被认为是低级间谍，但他们构成商业间谍的主体。他们的核心注意力，可能会聚焦于竞争对手的技术诀窍，营销网络、原料来源和经营规划等。至少从理论上说，公司间谍与合法的信息收集之间的区别相当清楚。接触有关一个竞争对手的公开渠道的文件，与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闯进其办公室拿到该文件，性质完全不同。但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区分合法与非法收集信息。比如，千方百计获取明显超出职业需要的对方信息，或确知有损对方重大而实质的利益但施展手段获得对方信息，这种情形，对方不知情但遭到恶意损害，违背公认的职业道德，违背双方合理而善意的共识，违背获取信息的合法途径，这时候，合法就变成了非法。

第四，使用非法手段获取非法信息。通常，间谍可以通过物色在目标公司工作的某个人获得私有信息。如果这个人能够被收买、胁迫、恐吓而就范，那么这就是商业间谍活动。如果这样的间谍被抓获，他可能面临民事指控，也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如果刺探的标的信息属于国家机密，或者刺探过程和手段已经触犯法律，那么，这样的间谍理当承担刑事责任。

最后，高级间谍与低级间谍活动的重合。严格意义上针对一家私有企业的商业间谍活动，与针对一家国有企业的商业间谍活动，有时候并无区别。如前所述，所有制不是绝对的衡量标准。当这家私有企业是一家垄断企业，或者是一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企业，或者既处于具有战略地位的经济命脉产业，又同时享有垄断地位，那么，这种企业的间谍活动，就直接涉及到双方各自的国家安全，这种间谍活动就触犯目标公司母国的国家利益。

可见，力拓案的施害主体力拓集团难逃干系，但对力拓的策划或教唆进行取证，将非常艰难。但是，对施害主体的行为人，即力拓案的主角胡士泰，却可以依照中国法律，履行一切必要的司法步骤。

不再是冒险家乐园

力拓案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抓捕涉嫌危害中国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力拓在华员工，彰显了中国依法治国的决心，体现了用法律手段管理国际合作，维护国家利益的正确思维。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求变心切而又奋不顾身的合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在很长时期内，过于仰仗西方善意，过于具有牺牲精神。这种在国际商业合作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做法，固然有“取经”、“交学费”等无奈的一面，但这尖锐地暴露出中国在涉外事务，特别是涉外商务领域严重缺乏制度性基础设施的局限性。

经过这30年的锤炼，人们认识到，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平等互利，业务上必须建立在熟练掌握国际惯例的基础上，政治上则必须建立在坚决运用执法能力的基础上。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国的学习曲线逐渐平缓下来。这意味着，中国到了拿出自己的东西，开创符合一个崛起中世界大国的应有身份和正当诉求的游戏规则的新阶段。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引领一系列健全规章制度和立法行动的新潮流。现在，这一刻终于到来了。

仅仅一两周之前，澳大利亚诸多政客和媒体还在暴跳如雷，争先恐后地对中国口诛笔伐。但仔细浏览一番澳大利亚主要门户网站，譬如www.news.com.au的网民留言就会发现，澳大利亚民众对力拓案的意见十分冷静，客观，认为这种事在西方各国早就司空见惯而对胡士泰的被捕，完全不像政客们那般恼羞成怒，认为他不是罪有应得，起码也是运气不好。有的网友对政府要员的轮番作秀十分不以为然，“堪培拉应当记住，西方国家告诉中国必须放人，这样的治外法权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力拓案被高调炒做，其实不是坏事。澳大利亚民意并无出乎意外的反应。这种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有人说这是中国对其经济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调整，中国正将国家安全与经济方面的关切结合起来，这算是一次大转变。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教授所说，不管是否面临风险，企业界都不能忽视中国这一亚洲大国。中国崛起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隨之而来的是，中国信心增强，目标更高。不消说，美欧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加速了这一趋势。

国家和个人一样，不打不相识。澳大利亚总理卢克文说得对，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将如何处理力拓案。在这一点上，力拓案无疑将成为先例。坚定而专业的处理结果，肯定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