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耿

1983年，两个“推销员”出现在中国。

一个在北京的舞台上，一个在义乌小商品市场。

这是改革开放的第五年，计划经济的闸门已被撬开，致富的渴望日渐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

1982年，英若诚应邀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教学。剧作家阿瑟·米勒和他仔细探讨了选一出美国话剧在北京人艺演出的可能。

米勒最初的建议是《严峻的考验》。1978年他访问中国时，曾经听说许多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往事，深有感触。然而，英若诚却引导他选择了《推销员之死》。

英若诚认为，“文革”已过去了好几年，如果光是以不公正的迫害为主题，选择《严峻的考验》没有多大意思，中国所受的创伤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最终，米勒同意了。

《推销员之死》是米勒戏剧创作的巅峰之作，荣获普利策奖和纽约剧评界奖，曾在纽约剧院连演742场。剧本描写推销员威利因年老体衰，要求在办公室工作，却被老板辞退。老推销员做了一辈子的美梦幻灭了。最后，为了使家庭获得一笔人寿保险费，他在深夜驾车外出撞毁身亡。

1983年5月，首演很成功，英若诚在台上演着威利，能听到观众的欷歔声。他越是说的兴高采烈，听到观众的欷歔声也越大。这简直是演员和观众在直接交流。大幕闭上后，观众席上一片寂静，突然间，不知谁领头，雪崩一样，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观众们涌向舞台，大声喊着“好”。

这是“文革”后的中国舞台第一次演出外国剧作。

四“千万”

伴随赞美，责难声也很大。很多中国人认为这部话剧在宣传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穷人潦倒不堪，处于社会最底层，却还拥有一台让国人羡慕的冰箱，甚至吃着高档食品——当威利回到家，他妻子说：“去楼下取点奶酪。”

同事告诫英若诚：“你们最好小心为妙，不要将房子弄得富丽堂皇。”

某些外国记者认为，英若诚选中这个剧本别有用心：“在米勒所有剧本中，为何选中这一部?难道是因为中国政府意欲暴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来面目，想表现那是一台残酷的绞肉机?”

东西方论辩很激烈，唯独遗漏了“推销员”这个主角本身。

在《推销员之死》公演的当年，真正意义上的推销员群体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活跃起来。为了一个致富的目标，他们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够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这就是后来总结浙商成功经验时候经常提到的四“千万”)。有学者把这一年称为中国的“推销元年”。

这一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由分散走向集中。7月，义乌县政府投资58万元，建造起一个占地220亩的摊棚式市场，场内全部是水泥地面，钢架玻璃瓦，这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专业市场。挑着货郎担“敲糖换鸡毛”的传统“推销员”从此有了合法的营业场所。

《文汇报》记者沈吉庆向《瞭望东方周刊》描述了当时的“盛景”：“在1.4万多平方米的水泥地上，排列着2000个货摊，每个一米开阔，上盖黄、绿两色玻璃棚，下有水泥板货台，摊主坐的是统一定制的有编号的靠背椅。”

沈吉庆是第一个报道义乌的媒体人。他听熟人说在浙江有个叫义乌的小地方，一种新颖小商品或新技术只要在国内的城市商场一出现，没过多久，人们就可以在那里的市场上找到。他饶有兴致地赶到了义乌。“看到市场，我的眼前一亮，第一感觉是繁荣，第二感觉是活力。”

当晚他睡在县政府招待所，又领略到当地“夜市”的繁荣：“商人们打了烊，晚上出来逛，出来消费，又带动了市场。”工商所同志请他吃义乌有名的狗肉，“感觉热乎乎的”。

趁着热乎劲，沈吉庆写出关于义乌的第一篇报道《小山沟里的大市场》。当期《文汇报》的发行量是180万份。

全民大推销

“义乌的小生意搞大了!但归根到底，都是从小商品、小服务的推销做起来的。”沈吉庆还讲述了另一个例子。1983年，有关部门提出要“解决新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鼓励简易快餐、轻装前进。于是，一种铝箔包装的海宁榨菜风行上海。

“一角八分钱一袋，开袋即食，放几个月也不坏，一袋够两个人作早饭菜，剩下的晚上还能冲一碗汤呢。”沈吉庆说。

关于榨菜的品质，四川涪陵榨菜科研所工程师向道训说，论内在质量，四川榨菜高一个等级，但浙江榨菜经过小包装和严格选料的再加工，弥补了先天不足。营业员也喜欢卖小包装榨菜，经营重得搬不动的瓮头榨菜是件颇为头疼的事。“海宁榨菜是一次成功的推销。”

同年，有超过十万名温州人奔波于全国各地，推销产品和采购原料。在这些购销员的四方奔忙和穿针引线下，乐清、苍南等县日渐形成了400多个商品交易集散地。其中一些稍具规模的被统称为“温州十大专业市场”。

这一年秋天，四川的刘永好每天背着大包去新津附近的县镇推销鹌鹑蛋。因为走的路很多，使他幼时受伤的左腿旧伤重发，最终落下了微瘸的后遗症。

在深圳，那个喜欢拿《大卫·科波菲尔》当枕头的王石也在干推销。通过倒卖玉米，从1983年4月到1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王石赚了300多万。为日后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公司万科积累了第一桶金。

摸着石头过河

1983年，《文汇报》还在上海圆明园路办公。一个大雨天，—名披着油布雨衣、裤脚一高一低的男子来到报社门口，操着安徽口音点名要“找沈记者”。这个人叫年广久。

那一年，年广久已是远近闻名的瓜子大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年广久的炒瓜子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极一时。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起来，安徽省的报纸也出现了一些对他不利的声音。

“年广久很聪明，经人指点，找了一家大报为他解围，这样其他声音他都可以不听了。”沈吉庆说。

年广久的问题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在过去的两年里，年广久们雇用8个以上帮工算不算违法的争论一直没有停下来，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谁也不敢违背，但现实却好像膨胀的气球，眼看着要突破局限。

包括已经初具规模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也受到了争议，有人给省里写信，惊报“义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小温床”。

邓小平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一份关于如何处置私营业主超出规定多请帮工的请示报告上，他用潦草的笔迹写下自己的意见：“放两年再看。”

这体现出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思想，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史1978～2008》中对1983年下了这样的按语：“那是一个梦想的时代，那是个创业的时代，那是个观念转变的时代，那是个奋进的时代!”

不约而同，英若诚也在自传中提到了关于追梦的时代背景：“中国人很容易把美国人当成另一群欧洲人，可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历史不同，是一种充满了革命精神的历史。这个国家最终成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是经过奋斗的，她代表了一个美国式的梦想，就像《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的哥哥本。”

他非常自信地说：“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部戏剧将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时至今日，当商业的幽灵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细胞的时候，中国人才可能对威利式的悲凉有了些许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