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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四月呼唤

2009-10-31

瞭望东方周刊 2009年43期
关键词:时任影展摄影

刘 芳

作品《约会》,利用逆光拍出两只靠在一起的空船的剪影,原意不过是捕捉生活中的诗情画意,但却被批判为“暗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约会”。

“我可是买了五张票来看你们展览的!里面挤不动,汗味熏天,看一会儿就得出来透透气,然后再买张票憋一口气进去。你们就不能找个大点儿的地方吗?”朋友这样大声抱怨着。农业出版社美术编辑王志平一边道歉,一边惊喜。

他不曾想到,这一天,1979年4月7日,中国摄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就此掀开。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由他作为组织者之一的《自然·社会·人》摄影展正在举办。这间不大的砖制平房闲时用来养花,少有观者,当日却被挤得水泄不通。

这之前很多年,人们在报纸上、书籍中见到的照片,无一不与领导人、工农兵的崇高形象或者轰轰烈烈的祖国建设有关。照片上哪一个人、哪一个地点出现与否,甚至成为敏感者判断时局的有力依据。

而这一天,在四月的这个影展上,观者惊奇发觉,摄影可以不谈政治。公园里的花花草草,胡同里的小猫小狗,邻居家的孩子乃至自己的妻子,居然都能成为摄影作品的主角,堂而皇之挂上了墙。

“原来照片还可以这么拍!”咋舌感慨的观者中,包括彼时尚未成名的钟阿城、张艺谋,包括日后在纪实摄影领域树起标杆的贺延光、王文澜。一个“还”字带着些辛酸,还透着点豁然开朗。

起自“四五摄影”

举办摄影展览的是王志平与朋友们自发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四月影会。之所以取名“四月”,是因为这些摄影爱好者或工作者们于3年前的四月相识---1976年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前后,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拍摄了大量纪实照片。

那年,北京新兴袜厂工人罗小韵下了夜班就往广场跑,一台老式莱卡相机,保定胶片厂生产的“代代红”黑白胶卷,拍下了送花圈的老人和孩子,即兴演讲的工人和学生,念诗、抄诗、写血书的义愤的人群……“那是我第一次省悟摄影的真正意义。”

北京铁路局工人吴鹏,拍摄下群众冲击大会堂、烧小车、烧楼、手挽手喊口号等画面;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李晓斌,每天把相机放在军用挎包里去广场,随时拿出来拍照。

王志平把自己在广场拍摄的照片精选出300多幅,用白卡纸装裱,收进一个半尺厚的木盒里,整理成影集《国丧》。“我只是想寄托哀思,没想到所有亲朋好友都来借,有人给我的册子题了诗,还有人送到了邓颖超那里。她让侄女来找我,说能不能洗一些照片送给她,她付相纸钱。这怎么可能要钱!”

《国丧》使王志平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1978年,他与吴鹏、罗小韵、李晓斌等人被特邀借调出来,编辑摄影画册《人民的悼念》。为搜集更多底片,他们又认识了王苗、王立平、金伯宏等不少摄影爱好者,很多人后来成了四月影会的骨干。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编辑组的几个人迅速成为“四五英雄”,媒体前来采访报道,作品也被广泛刊用。

荣誉突如其来,几个年轻人反而觉得不是滋味。一天,王志平对李晓斌说:“咱们不吃政治这碗饭啦,咱们搞艺术吧!”

光玩艺术行不行

按照王志平的想法,这一次他们要“另起炉灶,不拜神佛”,组织自己的影会,举办自己的展览,单纯关注普通人和生活。

选片的地点设在王志平租住的12平米小屋里。1979年春寒料峭的二三月份,这个放盆水都能结冰的小屋,却成了熙熙攘攘的聚会地点。屋里经常塞着二三十个人,人人冻得搓手跺脚,各自捉对儿谈着与影展相关的话题。照片摊在床上“叠罗汉”,王志平低头看片子,有人敲门就头也不抬地大喊一声“请进!”

王志平学过美术,又是一群年轻人中年龄较大的一个---1979年他29岁,大家对他很服气。第一届《自然·社会·人》的展览,基本上是王志平个人趣味的体现。

“第一年选片的过程表面是民主选择,实际上每次选完之后,王志平和我再选一遍。有一天选完后我回了家,后来王志平告诉我,那晚他一夜没睡,又选了一遍。”李晓斌说。

在这样的标准下,第一届影展共选出摄影作品170幅,按照新华社当时报道的说法,“直接与‘四化有点关系的仅有两幅”,其他的,“从名山大川到狗尾巴草,从中国人到外国人,从男女之间谈情说爱到动物间倾吐‘爱情,从雪后泥泞的街道到水面上划动的一只桨,以及残荷、落叶、枯枝、花冢等等,内容五花八门”。

许多照片下面还配着诗句和说明词,有一幅白桦林被砍伐的照片,题字是:“怯生生,我们挤靠在一起,猜想着,将会发生什么。”另一幅《皇城青松》则配文:“青松啊,你不能高傲,雄奇的身躯,虫洞不少,不能总陶醉自己的英姿,我希望你欢迎啄木鸟。”

在展室门口,王志平手写的前言掷地有声:“新闻图片不能代替摄影艺术。”“是时候了,正像应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一样,也应该用艺术语言来研究艺术。”

两只小船也能上纲上线

四月影会的悖论在于,组织者希望只玩艺术,而实际上它从未与政治脱开关系。

一幅名为《笼里笼外》的照片,从笼中猴子的角度拍外面的人群,配文说:“我很自由,你们也很自在,到底谁在笼里,谁在笼外?”原本只是视觉角度的创新,但肯定者将它解读为“对四人帮的控诉、对改革开放的渴望”,批评者则称其“影射社会主义将人关在笼里,没有自由”。作者王苗大喊冤枉,这是她想也没想到的。

她的另一幅作品《约会》,利用逆光拍出两只靠在一起的空船的剪影,原意不过是捕捉生活中的诗情画意,但却被批判为“暗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约会”。

“两只小船都能上纲上线,更不要说那幅《塔》,‘只要它不倒,就有人朝拜……在那个年代,意识形态是逃不掉的。”2009年,四月影会30周年研讨会上,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龙熹祖直言。当年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新闻界、摄影界人士顶着压力,给四月影展大力支持。

事实上,举办影展本身,如果没有某种保护和默许,也难以顺利举行。第一届影展举办时,几个组织者压力很大。李晓斌曾去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家求助,后来又通过关系把作品送给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请他审看。

几天后李晓斌去拿照片,胡耀邦之子、当时同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胡德平说:“我父亲说他没看出什么大问题,就是个别照片情趣不高。”李晓斌赶忙问是哪一张。“就是一个草帽下边露出女人大腿那张。别的就没有多说什么了。”李晓斌这才松了一口气。

之所以能得到高层认可,一个重要原因是四月影会大部分成员都有不凡的家庭背景。王志平,父亲时任北京对外展览中心经理;李晓斌,父亲时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罗小韵,父亲时任中宣部领导;金伯宏,父亲时任建工部部长;刘世昭,祖父时任林业部部长;王苗,公公为农业部部长;任曙林,父亲时任商业部部长……

四月影会成员基本都来自高干或高知家庭,在文化资源匮乏的年代,他们拥有相机,能看到内部资料、国外画册。有这样的成长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更多人关注国家大势的年代,他们却更希望回归艺术。

但事实上直至今天,有关四月影会的讨论也与政治紧密相连。更多评论认为,影会最大的意义和作用在于打破了摄影作为政治工具的沉闷局面,第一次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很难想见70年代末的北京拥有怎样的文化气氛,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兴奋地集聚在一起,想方设法在各个领域呼吸更多新鲜空气。

1980年,第二届四月影展改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第三届,进了中国美术馆。殿堂越来越高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知名度也越来越大,但几个组织者一商量:不办了!

诸多摄影者的说法是,第二、三届展览整体质量下降,一年不如一年。而据李晓斌介绍,另一个原因是,1981年下半年,文化部出台明确规定,任何民间组织都要有上级主管单位,要有工商管理的注册,“四月影会”无法办到,就此停办。

或者可以说,四月影会的一大功绩是催生出大批目前国内知名的摄影师,只是,影会及其所谓的“四月精神”已经淡化。

2009年,在四月影会30周年研讨会上,影会成员马健大声发言:“历史是死的,我们必须从历史里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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