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炜

民生记忆之60年代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1965年的时候,北京市延庆县铁炉村还隐匿在群山之中。这个村子拥有那个年代农村共有的特色:交通不便人员往来依靠两条腿,村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中学毕业往往被戏称为秀才,吃住艰苦营养不良,就医不便土方盛行。张厚在这村子里生活了十多年,像其他被附着在土地上的中国农民一样,一出生命运就已经写定。

但在这一年,刚刚毕业的中学生张厚的命运被一条政治决策带上了另一条路。1965年,“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即将走出学校的张厚面临着继续求学和务农两条出路,但当时的家境并不允许他继续读书。

但幸运之门还是对张厚打开了。当时,各地根据中央政府提出的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意见建议,挑选一些有文化底子的年轻人,送到县市医疗机构培训,发展“半农半医”型的乡村级卫生员。后来,这个制度与农村三级卫生网络、合作医疗制度被誉为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初级卫生保健的成功经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张厚就在这个大背景下被挑选到县里接受医疗卫生知识培训。

现在看来,当时这些“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简直是全才。在张厚学习的两年中,他所学的教材涉及中医、西医,并系统学习了内外科的诊治方法。“我们更像是一所流动的医院。”张厚30多年后回想起这段日子,依然自豪。

学成之后,张厚回到铁炉村边务农边行医。对于基本的头疼脑热他全能应付,他的卫生所在村民心目中可以说是一座小型的医院。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从此走向了全国。

当时,正值“文革”,知青以及一些老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乡村锻炼。这又成了赤脚医生的重要来源,同时知青及下放知识分子中的医学工作者,也给赤脚医生带来了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张厚所在的村子就接待过原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这样接触医学名家的机遇实在是难得,张厚在与这些老医务工作者交往中学到不少知识,更做成了朋友,后来,这些知青、医生回城后,他们之间彼此还有联系往来。维系他们的是:悬壶济世的梦想,以及最纯最真的为人民服务的热心。

但是乡村医生的局限,导致这个“全能型的医院”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张厚的行医生涯中,遭遇过一次束手无策:一个女社员,在轧草过程中,被机器绞伤了手掌。张厚赶到的时候,血已经染红了那姑娘的整个手臂,张厚的乡村卫生所没有治疗设备,只能简单包扎后送往县医院,后被转到北京市积水潭医院治疗。

1985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赤脚医生”的称呼逐渐消失。2004年1月1日,《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实施,规定乡村医生须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领取行医执照方可开业行医。“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

张厚取得执照后,在村里经营一家卫生所,一直从事着为村民看病送药的工作。在外人看来,张厚的经历,就是一部浓缩的新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发展史。

60年代民生关键词:

三年困难时期

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加上其他的天灾人祸,中国人民进入了后来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2009年4月8日的《广州日报》引用水稻专家袁隆平的话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代食品

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饭菜,西安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随后各地纷纷展开此种做法,但大部分地区主要是以水进行勾兑,稀释粮食。由于营养和热量不足,导致一些人患上浮肿、肝炎等疾病。

鉴于农村严重缺粮,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要求。

而代食品共分为四类:一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包括秸秆、根、叶及壳类;二是野生代食品,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等,比如榆树皮榆树叶;三是浮游生物,比如小球藻、红萍等以前用于喂猪的浮生植物;四为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等。

这种解决办法并没能阻止饥饿死亡事件,也没能遏制浮肿病。

特供品和凭票供应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相关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特供,是特殊困难时期的无奈之举。

但与此相对的是城市里的蔬菜副食品开始限量供应,居民要凭票购买,但实际情况是很多居民拿票也购买不到相应的物品。

再到后来,限量供应的物品从食品扩展到衣物及生活必需品,于是,60年代提倡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种情况不仅仅体现在普通人身上,连政府首脑出访要赶制一件制服,都找不到合适的扣子。此事被记录在《共和国密使》一书中。可见当时物质生活有多匮乏。

蜂窝煤到煤气罐

60年代,农村烧草烧柴,城市大多用蜂窝煤,冬天没有暖气就靠炉子取暖。使用蜂窝煤,最担心的是一氧化碳中毒,俗称“煤气中毒”。

当年,每当送煤的师傅挨家挨户送煤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客气地倒茶送烟,为的是希望对方能给自己家多送一些干的蜂窝煤。1965年11月,第一座供应民用液化石油气的罐站在北京西郊建成,并率先向北京一些居民区域发展用户,当时一罐煤气的价格是2.7元,一般人家仍然难以承受。

住房改造—里弄和高干楼

1960年10月15日,原建筑工程部向中央递交关于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报告,提出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住宅面积远落后于实际需要,各地都有无房不能结婚、婚后不能同住、几户同住一屋的现象。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各大城市开始了改造旧住房的工程。

上海在60年代改造了著名的蕃瓜弄,使得改造后人均建筑面积由原来的3.06平方米,提高到7.27平方米。

北京在60年代则竣工了著名的安化楼,该楼主体9层,附属楼8层,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体现了公社化的原则,房间里没有厨房等生活设施。该楼装有电梯,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装电梯的居民楼,入住该楼的人,不但要有身份,还要有足够的收入,因为当时房租每月要10多元,被称为“高干楼”。

自行车

60年代至70年代,自行车曾作为结婚四大件之一,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60年代,永久、凤凰、飞鸽逐渐创出了品牌,在全国自行车评比中名列前三位。那个时代,拥有这三大品牌自行车的人并不多,一旦拥有,就像现今开奔驰、宝马一样让人羡慕。

据北京市统计局资料显示:1965年北京拥有各种品牌自行车94万辆。可见自行车在当时居民生活中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