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光

在改革步履已经30年的“深化”进程中,通钢改制重组本该“通顺”。然而,决策层的决断、民企的举措、职工的处境、群体的激愤,最后凝成陈国君的鲜血,变成“省政府宣布建龙集团永不参加通钢重组”的结果。

虽然通钢事件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事件反映的问题却让人忧虑——通钢“不通”之虞,与决策之短相关。

决策“三短”导致劳资悲剧

回首通钢事件,2005年7月27日,吉林省国资委发布了通钢整体改制重组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称通钢集团的整体重组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1000万吨产能的总体目标要求。其后,新进入的建龙集团实现了控股经营。2006年建龙集团参与通钢集团股份制改造后,因大幅裁员和在岗职工收入下滑,引起职工不满。从2008年6月开始,钢材价格暴跌,通钢陷入“生产越多亏越多”的怪圈。到今年2月,亏损一度高达10亿元。

今年初,建龙集团提出控股要求,否则将退出通钢集团,吉林省国资委今年3月与建龙集团初步达成分手意向。当建龙集团撤出通钢时,“整个二道江就像过年一样,鞭炮齐鸣”。3个月后,通钢当月实现盈利近7000万元。但7月22日,通钢集团突然接到国资委通知称,建龙将增资扩股,持有通钢集团66%的股份。在工人极度不满的背景下,7月24日陈国君被殴致死。而为整个事件划上句号的决策是上级主管部门宣布“建龙集团永不参加通钢重组”。

从通钢事件进程的4个决策关键点,一是2005年国资委的整体改制重组指导意见和建龙集团进入通钢;二是今年3月建龙集团撤出通钢;三是今年7月国资委决定建龙集团再度进入通钢;四是最后“省政府宣布建龙集团永不参加通钢重组”。最终决定建龙集团“进入——退出——再进入——终止进入”通钢的只能是主管部门。

由此看,通钢之虞的关键是主管部门的决策之短:

一短在决策的徘徊性。通钢是吉林最大的钢企,巨大的产能,上万的职工,对通化市经济举足轻重。如此要事,民企入主国企如自由市场购物,可以买了退,退了再买,主管部门决策如小孩游戏,游走于股掌之间。

二短在决策的草率性。建龙再进入通钢的决策,可以在两天之内因为工人反对和陈国君的死而180度掉头。如果建龙进入通钢的决策是正确的,就不应该因工人反对和陈国君的非命而收回;如果最后“建龙集团永不参加通钢重组”的决策是正确的,此前建龙进入通钢的决策就不应该出台。两个相反决策在两天内登场,只能说明主管部门在某一决策上的草率。用工人的话来说,“4年没解决的问题,怎么3个小时就解决了”。

三短在决策的片面性。建龙集团进入通钢,职工多次以不同方式表示不满。因为管理苛刻,2008年12月,通钢就发生过炼轧厂厂长宋凯被下属员工用大锤砸死的事件。这些问题理应成为建龙进入通钢决策的考量因素,但是,允许建龙两次进入通钢的决策,似乎“一意孤行”地忽视了工人这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把国企命运仅仅等同于资本牌局。

领导层应寻找内外部决策平衡点

从决策理论看,通钢决策之短的原因之一,在于忽视了决策成本。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曾在其名著《同意的计算》一书中,对公共决策的成本进行了分析。公共决策所包含的成本有两部分。一是决策的内部成本,是为作出公共决策付出的成本,一般而言,公共决策的内部成本与决策参与人数成正比——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多,决策的内部成本越高;当一个社会所有人都参与决策时,决策成本也得到了最大化;当此项决策不造成任何人受损时,达到帕累托最优。二是决策的外部成本,是决策者作出的决策可能对不参与公共决策的局外人强加的成本。一般而言,公共决策的外部成本与决策参与人数成反比——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少,决策的外部成本越高。当所有的人都参加决策时,一项公共政策的外部成本也达到了最小化即零,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权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决策。

对应于公共决策的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相等时的点就是均衡点,在这个点上,公共决策可能被强加的外部成本与人参与决策时所要付出的内部成本是相等的。这一均衡点就是民主与集权的均衡点。一项决策虽然内部成本很低,但可能造成的外部成本却很高;反之,一项决策虽然内部成本很高,但可能造成的外部成本却很低。领导艺术的精髓之处,就善于在决策的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之间达到恰当的平衡——通过民主和集权之间的必要张力获取最低的决策成本。

从决策过程看,少数人参与的决策节约了内部成本,却可能因为利益局限、知识局限、思维局限、环境局限而导致外部成本的增加。较高的外部成本反过来会证明,少数人所做出的公共决策必然有对公众利益的有意或无意的漠视,必然带有徘徊、草率和片面。建龙集团进入通钢,从股东权利看,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事,少数人参与的决策具有较低的内部成本;但是,职工是通钢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股东决策可能会造成较高的外部成本,如下岗、工资降低、福利缺失等,这必然导致整个决策成本过高。结果是职工采取极端做法与主管部门的决策进行博弈,陈国君之死正是这一博弈的结果。

由此看,通钢“不通”之虞,在于少数人的决策之短:忽视公共决策的外部成本——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走群众路线,不问百姓疾苦,不听职工呼声,不要民众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