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兴

摘 要:“抑情就理通今古”是作者借张大公之口对蔡伯喈行为的总结性评价。这句话不但客观上体现了作者刻画人物所依据的思想基础,而且也是作者为了保证其创作意图能够顺利被读者和观众理解,而对伯喈形象之性质所做的理论定性,具有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抑情就理 创作思想 理论定性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2-

高明的《琵琶记》①是一部宣传封建政治伦理思想的南戏代表,具体说是借蔡伯喈形象来表达“忠孝两全”的思想观点。作者不仅具体地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来表达创作意图,而且为了使读者更明确该剧的主题,在理论上直接加以定性。这就是在第四十出借张大公之口说出的“抑情就理通今古”。

这句话隐含着丰富的信息内容,读诗有“诗眼”,而这句话恰可以认为是该剧的“剧眼”。它清楚地体现了作者行文的思想依据,并且也是我们理解作者创作蔡伯喈形象之性质及原意的切入点。笔者下面就此两点对这句话进

行分析探讨。

一、作者创作思想的揭示与体现

“抑情就理”意思是说暂时压制情感的冲击,而遵从“理”的原则。“情”在剧中具体指父母与子女的骨肉亲情;“理”则是指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类的“天理”。为什么如此定位呢?因为这句话是张大公在已经了解了一切前因后,遇到携妻归乡省墓的蔡伯喈对其劝慰时说的,所以它可以说是对之前伯喈行为的总结。然而伯喈的行为其实就是“三从”,“从”恰是“三纲”,具体说是“父纲”与“君纲”的行为表现。

伯喈最初是有着凌云壮志的,也对自己的才华相当的自信。然而双亲年事已高,自己独撑门户,不得已暂弃功名而侍养高堂:“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但是蔡公担心时光催人,老而不见子贵:“只恐时光,催人去也难留。惟愿取黄卷青灯,及早换金章紫绶。”他希望伯喈荣登榜首,获取功名。当伯喈以合家欢聚,共享天伦之乐为由拒绝时,他骂道:“卑陋,论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驰骤。”伯喈又分辨云:“真乐在田园,何必当今公与侯?”此时,蔡公暂且没有继续逼迫,因为真正时机尚未成熟,即黄榜未下。而一旦黄榜下来,蔡公就迫不及待的逼着伯喈赴试。这就是第四出的内容。在这一出开场,伯喈就表明自己要“力行孝道”,表示重孝于忠:“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然而在蔡公的刺激逼迫下,伯喈不得已而顺从父亲意愿赴京科考。不论是发自内心的自愿,还是来自外界的逼迫,伯喈的行为总归是符合了封建社会孝道规范的,是“父为子纲”伦理要求下的合理行为。

满腹才华的蔡伯喈一举中第,接着被权势熏天的牛丞相看中意欲招为女婿。而一心想要回家侍奉双亲的伯喈却不接受丞相的好意断然拒绝,恼羞成怒的牛丞相向皇帝参了伯喈一本。伯喈此时仍然想向朝廷辞官,这样既可摆脱丞相逼迫,又可满足自己回乡尽孝的心愿,但是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的堂皇理由拒绝了伯喈的请求。伯喈于是被逼留京为官,被逼入赘牛府。这就是“三不从”中“辞官不从”和“辞婚不从”的情节概要。由于伯喈的入赘牛府也是遵照皇帝的旨意而为,所以此次伯喈“从”的行为也正体现了“君为臣纲”的伦理规范。不论伯喈的服从是否是发自内心的自愿选择,但行为上的屈从已经符合了臣、子之道,那么他就是忠臣与孝子。何况他的不情愿的服从都有着合情的理由,那就是强烈尽孝的主观愿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抑情就理”中“理”就是作者塑造蔡伯喈形象所依据的封建统治者提倡的“三纲”,具体说是“父纲”和“君纲”。而“通今古”则是讲“抑情就理”这种行为选择或者说其体现出的伦理规范在封建社会中的普遍性和可行性。至于其中的原因,这句话并没有明确的提示,但是稍加分析就可知道,除了封建统治者和正统儒家知识分子所赋予“理”以“天理”的地位,从而使之具有了强制性之外,我们从剧中具体的描述中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忠就是大孝的思维逻辑。

当秦汉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真正建立以后,“朕即国家”(韩非语)的君主国家一体观完全形成,因此君主要求臣民完全向自己尽忠。而臣民也认为君国同一,向君尽忠即是向国尽忠。此时封建统治者开始把中国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孝”加以改造。他们宣扬“孝”不仅仅是“能养”且“敬”的“小节”②,而更重要的是“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大也”。(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即为国尽力,效忠国君,能够光宗耀祖,才是“大孝”。这样就从理论高度把忠孝结合起来。同时统治者在制度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那就是“封赠”,指政府给予贵族及官员亲属的荣誉称号及此类行为。如《新唐书》、《宋史》的《百官志》和《元史》卷九十一志及《元会要》中对封赠都有详细的规定。在统治者思想宣传和相应制度措施的相互影响下,封建时期的中国人便陷入了统治者设好的圈套。

在《琵琶记》中对这种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并被封建家长虔诚接受的“忠孝合一”的思想有着形象具体的体现。第二出蔡公劝伯喈时曾骂道:“卑陋,论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驰骤。”第四出张大公也劝伯喈“早班行装前途去”,对于伯喈的犹豫,他给出的理由是“子虽念亲老孤单,亲须望孩儿荣忠”。他认为博得一第,子贵亲荣要比跟躬奉亲侍重要!而后蔡公出场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但得他为官吾足矣。”实际他的心愿也只是“改换门闾”。再后来父子争论何谓“孝”,伯喈的定义是“孝”的本义:“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问其寒襖暖,骚其疴瘁……。”而蔡公以伯喈所说为“小节”,不是“大孝”,随后解释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之终也。”其实父子二人对赴试与否和对“孝”的不同态度和理解,反映的是情与理的矛盾。二人所言均来自《孝经》。但是蔡公的理解已与《孝经》的本义不同了,蔡公反映的是封建统治者的思想。蔡公的初衷即是盼儿子一举高中以便改换门楣,光宗耀祖,自己则可扬眉吐气。即使在之后生活困苦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蔡公仍然表达了只要伯喈富贵自己甘愿付出的执着([前腔]):“养子教读书,只望他身荣贵。……休聒絮,毕竟是咱两口受孤恓。”另外,在伯喈辞官辞婚时,黄门也这样劝他:“你做官与亲添荣耀,高堂管取加封号,与你改换门闾偏不好?”(第十五出)即使忍苦受难的五娘对蔡公的心思也是深表理解:“教导,暮史朝经。愿得荣亲并耀祖,一举便成名。”(第三十五出)如此频繁的相同意思的表达,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作者对统治者“忠孝两全”思维逻辑的清醒认识和认同,并以此作为刻画伯喈形象的行文依据。

上述内容即是对“抑情就理通今古”深层含义的揭示。虽然这句话本身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但是清醒的作者同样借张大公之口对该句话做了补充和论证,那就是第四十出最后时张大公的唱词:“……况腰金背套,不枉了光荣门户。”这也同样证明了我们上面分析的正确性。

总之,“抑情就理通今古”这句话不同程度的揭示和体现了作者塑造蔡伯喈形象的思想依据,其中是以“三纲”中“父纲”和“君纲”为基础,以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忠孝两全”的思维逻辑为核心。

二、蔡伯喈形象之性质的理论定性

既然“抑情就理通今古”揭示与体现了作者塑造蔡伯喈形象的思想依据,那么相应的这句话就是对伯喈形象之性质的理论定性,是我们理解作者本旨的切入点。伯喈暂时压制住了孝敬父母的强烈情感冲动而赴试,而为官,而完婚,并且最终使得一家人都得到了国家的封赠赏赐,完成了父亲的愿望,是“大孝”而非“小节”。“这种行动上的屈服,当然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于是把‘全忠的帽子强加在蔡伯喈的头上。蔡伯喈父母虽然穷饿而死,但是因为儿子做了官,死后得到封赠,这也符合统治者所标榜的大孝,于是又加了一顶‘全孝的帽子。所以题目用上了‘全忠全孝字,并非不符合客观情况。”③所以作者借张大公之口肯定了伯喈这种“抑情就理”的“三从”行为,认为自古至今这都是被普遍接受的合理行为。也就是说,这句话是从理论高度对蔡伯喈的行为予以肯定。

然而作者为何又要从理论上对人物形象的性质做一番判断呢?因为对于接受者来说,对剧中人物的评价主要是依据其言行和剧情发展,并不需要作者特意的点明和提示,如果这样反而会妨碍接受者的审美判断和审美享受。所以对于作者高明的这句话,我们需要从该剧主题的设置和情节的安排入手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作者是按照“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剧作观来塑造“全忠全孝”的道德楷模---蔡伯喈。据作者的思路,蔡伯喈的忠与孝的结合就像钱南扬先生的总结的那样,基本是封建伦理观念的图解。然而“忠孝自古难两全”,出于功利性的目的,封建统治者将孝加以改造,简单粗糙地以尽忠即是大孝的思维逻辑把忠孝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以此为依据刻画出来的人物形象必然是干瘪失色的,作者高明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很巧妙的采取了一种策略。据孔子的理解,孝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能养”;二是“敬”。而伯喈由于赴试而不“能养”,所以只能在主观孝心上大做文章了。具体上,在十七出伯喈允婚时,唱道的:“只是我,不合来,长安看花。”二十一出中伯喈月下的独自弹琴诉怨;二十三出他思家时的“他乡游子不能归,高堂父母无人管”的自责和“悲伤,鹭序鸳行,怎如乌鸟反哺能终养?谩把金章,绾着紫绶,试问班衣,今在何方”的痛苦追问。用牛相的话说就是“蔡伯喈不忘其亲”。但是作者如此的反复渲染,实际上客观地反映了伯喈夹在情与理之间尴尬、矛盾的心情与处境。这样一来,容易使得读者和观众对伯喈产生一种同情、怜悯的态度,从而影响对该剧主题的认知。如吕天成就评价云:“情从景出,一段真堪断肠。”④

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伯喈双亲不幸亡故的情节设置。我们知道双亲亡故情节是为刻画五娘的贞烈坚韧的贤德品质而设,但毕竟对伯喈形象的刻画也会产生影响。因为从普通读者和观众的审美心理来说,伯喈这样至诚的孝子不应该得到这样一个悲惨的打击,他们会以此来怀疑伯喈作为孝子的真实性。还有一部分人会简单的将双亲的亡故的责任直接归结到伯喈的不归,虽然剧中已经借张大公之口表达了“三不孝亦非其罪”,但是作者仍然担心读者和观众的误解。所以作者更明确地以“抑情就理通今古”对伯喈的行为做理论上的肯定,清楚地告知读者和观众自己的创作意图。

总而言之,通过上面我们对“抑情就理通今古”这句话的分析,可以知道该句话对本剧剧旨表达的重要性。它是作者高明有意识地情节设置,是对伯喈行为的理论上的肯定,然而却从客观上明显地揭示和体现了作者以封建统治者提倡的纲常伦理思想和“忠孝合一”的思维逻辑为创作依据。于此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文本阅读和鉴赏时要注意从细节去理解和发掘文本题旨。

注释:

①(元)高明,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论语•为政》中有云:“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据此我们可以总结孔子“孝”的包含“能养”与“敬”两个方面。

③钱南扬.戏文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

④中国戏剧研究院.中国古典戏剧论著集成(六).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