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卉

摘 要:《伤逝》中子君的悲剧有其自身的原因,同时涓生的狭隘与冷漠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苛求,也使子君成为牺牲品。子君的悲剧在今天依然能够给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以启示。

关键词:《伤逝》 子君 悲剧 原因 启示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写于1925年10月,它曾经打动了无数读者,时至今日,它依然以描写的细腻与思想的深刻而触动我们的情感,引发我们的思索。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1]小说开篇涓生即是要以一个忏悔者的形象道出关于两个人的故事。故事还没讲述,追忆和感伤已经弥漫开来,基调很明显,这是一个悲剧。不能不赞叹鲁迅是为人物起名字的高手,从阿Q到孔乙己、从闰土到华小栓、夏瑜,每一个名字都意味深长,耐人寻思,而涓生与子君,也是两个极好的名字。涓形容微小、细小,涓生意为大时代中的一介书生,平凡、文弱;子君这个名字与涓生相对。这两个文雅、充满书卷气的名字背后是两个怎样年轻、美好的生命;他们又有着怎样沉痛、悲怆的故事?读者不禁沉下心来,随着涓生的叙述,去那寂静空虚的会馆、去吉兆胡同他们曾经满怀希望的小家一探究竟。

涓生是热烈地爱过子君的。曾经他的视觉和听觉仿佛都只为子君才生动,等不到子君时,还会生出种种翻车、撞车之类的不祥的猜测,从这猜测也看得出,他是多么害怕失去子君。

不见的时候是狂热的思恋,见面之后,是涓生的宣讲布道时间,打破家庭专制、打破旧制度、男女平等、文学诗歌,这些当时知识青年中最大胆、最流行的思想,一定让子君对这个破屋中的青年充满了崇拜。或者是对涓生的爱令稚气的子君很快接受了这些思想,或者是涓生高谈阔论的这些思想加深了子君对涓生的好感进而演变成爱情。半年后,当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时,涓生的灵魂不仅受到了震动,而且“说不出的狂喜”[3]。推想一下,震动是因为不曾想到短短半年子君心智能如此迅速地成长,已经完全接受了个性解放、恋爱自由一类的思想;狂喜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所说的发现了中国女性的可救,更说得通的原因应当是子君这话已显示了与家庭决裂的勇气与决心,那么他和子君爱情道路上的障碍应当是破除了。

其实对于子君而言,什么思想都不过是个幌子,是过眼云烟,她需要的只是爱,相信的也只是爱。与其说她是受新思想的感召,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宣言,不如说她是在爱情中发现了自我(只是当时她不会想到不用多久就会迷失自我)。爱情的确是一种激发人奋进的力量,对于男性来说尤其如此,涓生就说过:“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4];可是“对女人来说,爱情激发的则是牺牲自我多于确立和肯定自我,女人在爱情中发现的是作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5]子君骄傲地踩着新时代辉煌的节奏和涓生走在了一起,自由无畏地结成了幸福的伴侣,但最终子君在冷却的爱情和封闭的家庭中走向毁灭。

子君的悲剧有其自身的原因:“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时代的变迁与知识的增加并没有改变子君作为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地位,子君的悲剧仍是中国传统女性在婚恋领域中一代一代重复上演的自我丧失的悲剧。她置父亲、叔父于不顾,与家庭绝裂,与涓生同居,这的确显示了果敢与勇气,但是和几百年前崔莺莺与张生私定终身并没什么本质的区别。虽然她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和新意识的灌输,也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但她对爱的憧憬和相像却仍旧是狭隘的——寻找可靠的丈夫建立稳固的家庭,然后以母鸡抱窝的形式生存到底,不论丈夫情感变异与否、是生离抑或死别都将终生不渝地忠实和坚持对他的爱。

子君在整个爱的过程中缺乏活跃的创造力、缺乏对自身的深刻反省以及对存在的敏锐感受。恋爱时,她听着涓生的种种理论,“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6],完全是被动接受;成立家庭以后,她追求的只是表面的安定与幸福,基本上放弃了真正意义上的爱,放弃了她与涓生之间精神上进行对话的可能。柴米油盐酱醋茶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宁静的小家庭生活和温馨的两人世界是她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个性解放的思想激励子君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7]这样大胆的宣言,但却没有帮助她重新认识定位自身的价值。子君把创造力消磨于琐碎的枯燥的、重复性的家务劳动中,并把这些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而正是这些使得她日渐平庸、乏味,进而造成了涓生对其感情的逐渐枯竭。涓生眼里,会馆中的子君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而搬入吉兆胡同后家庭生活中的子君,简直庸俗得可怜可笑,不到半年就令人厌倦了。在涓生的渐趋冷漠面前,子君除了迷茫和哀痛外别无选择,最终回到了奋力逃出的封建家庭,并忧郁地死于“严威和冷眼的包围”[8]之中。子君并非完全不能避免悲剧,正是那种积存已久的依附性使她过深地陷入泥潭。子君的悲剧为中国女性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提醒大家:女性不可能在繁重琐碎的家务中保持外在的优美动人和内在的诗意性追求,更不可能以自身完全奉献给家庭和男人为代价来换取或保障爱情常在和生活常青。

子君的悲剧有自身的原因,同时我们也发现:这是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无法挣脱既定命运的悲剧。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是整个社会要求个性解放、争取个人自由的一部分。然而对于子君这样的“新女性”而言,严峻的现实是:女性既要在容貌和品行上保持传统标准,又要在经济上、精神上与男性并驾齐驱,否则仍将可能免不了被男人抛弃的命运。在涓生以及一些男人的眼中,妻子或爱人既应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同时也应是他们生计上的分担者与精神上的对话者。然而当时社会还没有为女性的这种双向发展提供足够的基本条件和可能。成为新女性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子君没能完成,仅仅做了一个不成功的实验,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爱情生活中,涓生自始至终是绝对的主导,追求子君时,热情澎湃;与子君同居后自己的生计和意志受挫,无力开拓新生活的时候就一味地抱怨、厌倦于子君的乏味和平庸。一个男子不竭尽全力去改造或适应生存环境,而大加指责和埋怨自己的妻子或爱人如何缺乏理想、如何浅薄等等,这不能不说是对女人的一种苛求,是寻找苦闷排泄的藉口。他在黯淡的人生道路面前一筹莫展,唯一能够“反思”的是他与子君的关系,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他只有在子君面前才会有“居高临下”的感觉——从传统观念方面来说,子君是他的女人,而从精神上来说,他又自认为他比子君更深地洞悉了人生的要义,更清醒地认清了爱的现状和前景。曾经是意气风发、鼓吹新思想的青年,但在困顿和窘境面前,爱人也成了包袱,只考虑自己的出路。“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9]由此可见,涓生的爱是自私的,有着可怕的狭隘与冷漠。子君的日渐平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活窘迫所至,他却不能包容;当他想抛弃子君时,又用一种精神折磨的方式,冷淡回避子君;最后子君也如同被吃掉的油鸡、被丢弃的阿随一样,被涓生放弃。

子君的悲剧给我们以启示:女性只有在经济与精神上保持与男性并驾齐驱的态势,才能真正维持自己的独立,从而也维持爱的平衡。幸运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终于为女性实现这种平衡,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可能。

注释:

[1][2][3][4]鲁迅:《鲁迅全集·伤逝》,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0页。

[6][7][8][9]鲁迅:《鲁迅全集·伤逝》,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王卉 南京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1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