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春香

【摘 要】在罗马语中,“生存”和“在人群中”、“死亡”和“远离人群”是两组同义词。它反映了群体对于个体的不可或缺。然而个体的自然异性又决定了在实现社会性的过程中,必然要不断的经历波折与纷争。因此,古往今来,人类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可以异中求同的理想模式,从而实现个体间的和谐共生。本文从认同感、归属感在人类社会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存在的基础入手,分析道德体系产生的路径,阐述社会主义荣辱观酝酿到成熟的必然,以期丰富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识。

【关键词】归属感 认同感 道德体系

道德观的形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道德体系,满足人们对于认同感归属感的需要,不仅是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消除民族隔阂,异中求同的积极实践,在全球化的今天,必将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认同感、归属感在人类社会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存在基础

马志尼曾在抨击“世界主义者”的“所有民族不分你我,相亲相爱”的主张时指出,从心理学角度而言这无疑是异想天开。他说,对个人而言,如果人类意味着成万上亿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人们不能想象人类是什么样子,那么人类就不能互爱。因此对马志尼而言,“用同样的语言进行表达,具有同样的天赋倾向,受过同样的历史传统传统教育”,同根同源,个体间的相仿,彼此的认同,才会使得同种的民族—国家易于有效管理,人民对于国家的易于想象也理所当然地会带来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理解并热爱自己的国家。这种狭隘的民族认同必然导致走向极端,若不以固守疆域来保有单一的民族—国家那就要依赖于血腥扩张或是占优势地位的民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民族。但是,一个家庭或一个民族是不可能为全世界传宗接代的。

尽管民族—国家对于十九世纪欧洲政治的进程功不可没,但基于区域而形成的民族认同是跟不上社会的进程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融合,群体间不断扩大交流的大趋势使得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认同危机,各国都不可避免的需要寻找能够引发国民新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的新的载体。

圣西门曾断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过程中,不能没有精神力量的牵引作用。精神层面的共同的道德体系可以超越民族、种族、国家、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无疑是可以承担起引发人们的认同感,进而产生对国家的归属感的任务的。

实际上,从东西方的传统来看,人类很早就树立了善恶观(荣辱观),并形成了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理想。西方人认为真诚信仰上帝、尊从上帝为“善”,抛却信仰为“恶”;求知为“善”,强调自我完善无知愚昧为“恶”。强调自我完善。东方人则更多停留在精神层面上,如佛教的舍弃自我、成就他人,儒家的克己复礼,这里的“善”都表现为利它。长久以来,这些传统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类。

但是,“大同世界”也好,“乌托邦、理想国”也罢,却都止步于理想,善恶观的树立却并没能阻止国家的更换,或是国家内的革命战争。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需要。心理学将需要定义为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表现为对内部环境或外部环境的一种稳定的要求。需要得到满足,这种不平衡状态得到消除;当出现新的不平衡时,新的需要又会产生。因此国民不断产生认同、归属需要,又不断被满足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国家存在发展的过程。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是五个等级构成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众所周知,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结构。底层两种为低级、自然需要,当得到满足或部分得到满足后,其余三种高级、社会需要才会出现。高级需要又会调节影响着低级需要。希望高级需要得到满足是人们形成群体的真正原因。

在《管子》牧民篇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文字“四维张,则君令行。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一方面他意识到了道德确立需要有充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道德体系(知荣辱)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注意到他强调“四维张,则君令行。”,“礼不逾节,则上位安。”既然以礼领衔的道德体系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那么它必然要强调不逾节、不自进,对国民的道德要求只是为了形成一种道德束缚,以众人的不自由换取一人的自由。而这种荣辱观是不能促进自我实现的。因此即便他有“廉、耻”这样的积极思考,也改变不了道德体系伪而不真,虚而不实的尴尬事实。即便成就了齐国的霸业,却阻止不了它的灭亡。专制的政体是不能匹配体现全民共性的道德的。

无独有偶,1893年的英国。阿克兰做教育大臣时,曾将“市民生活与责任”的教学大纲引入到夜校的教学之中。每一部分都配有一段道德训言,几乎每个教育出版商都发行了这种主题的教科书,许多学校管理委员会也鼓励进行这样的教育。然而,经过了小心翼翼的试验之后,这种做法却不得不宣告失败。此时的英国应该比我国的春秋时期无论物质、文化、思想、民主程度都要高的多,但道德体系的树立却同样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应归咎于当时的私有制经济体制。不消除私有制就无法改变占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正被无情压榨,每天为温饱而劳碌奔波的窘境。当人落水为氧气而死命挣扎时,尊严或爱还重要吗?

通过回顾与反思我们发现:个体间的彼此认同,对群体的归属是维系群体存在的基础,而人的群体性又无疑是政治条件的基础。因此,提炼国民的共性,建构道德体系并以此保有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这需要具备较好的外部条件,比如政治条件、经济条件等等。人在群体中是为了谋求自我实现,因此树立道德体系的目的必须与此相一致。这样才能实现个体与群体互动的良性发展。

二、荣辱观的形成路径

从个体的荣辱观的形成路径来说,我们可以把荣辱观分为两种:一是个体通过处于群体中的经历,逐渐因交往成功与失败而从个体的内心产生的一种是非结论。这种荣辱观与个体的直接经验有关,是个体自己的主动感悟,在个体的社会行为中具有持久的导向作用,体现着强烈的认同感。而另一种是指个体接受的来自群体自上而下的荣辱观同化。这种荣辱观与个体的直接经验关系不大,是个体的被动接受。它需要个体根据自己的实际进一步内化,才能对个体的行为具有指导作用。这其中既包含同化,也包含顺应,是个体的心理发展过程。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个体的道德认知,并且始终贯穿于个体的群体活动之中。

由于个体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程度和范围毕竟有限,而且由于普遍的从众心理,在取得认同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的盲从,甚至形成消极、不利的自然群体的道德准则。因而,自我感悟的荣辱观虽然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但是它往往受到个体的限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事实上,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人类的知识绝大部分来源于间接经验。而且在以国家为最大群体的个体活动中,只有国家政府才拥有把握全局的能力,才能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符合全体利益的自上而下的荣辱观,才有能力影响个体不断地转换自己的思维方式,逐渐抛弃仅仅从个体的利益和需要出发的荣辱观,形成从整体利益和需要出发的荣辱观,从而使得个体的荣辱观得以提升,适应群体的要求。可见,自上而下的的荣辱观才是个体荣辱观得以提升的主要途径。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也主要是这种荣辱观。

问题的解决总要依赖于内因外因的共同作用。当然,自上而下的荣辱观的树立也不例外。树立荣辱观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这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一致倡导,全国范围的荣辱观树立正是应了荣辱观的群体特点。从立法的角度确立道德体系的顺利实行,加强对于领导干部的道德监管,树立身边的道德楷模,这些都不失为切实可行的举措。个体生活于社会当中,几乎时刻处于群体,或固定或随机。人类的从众心理又普遍存在,因此,在树立荣辱观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良好的环境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各行各业都要承担起树立荣辱观的责任,从生活小事做起,加强个体的道德约束,实现道德水平的提高。

当然,荣辱观的最终形成还需要内因——主体不断地加强自身修养而自觉地将之内化。因此,对于主体来说,要深刻地理解共同荣辱观的形成对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要增强自己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并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自觉地去践行,通过“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等方式,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科学的正确的荣辱观。

三、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积极探索

建国六十年,我国提出三次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道德建设,鉴于有关道德建设的研究已有很多,本文仅就几点表达个人的认识。

从内容来看,这三次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这是由于人的本性是它的自然性,从马斯洛的研究我们看到,虽然个体为满足爱和归属、尊重等需要走入群体,但也是以自我实现的需要被满足为终极目的的;而且个体在群体中要求自己是平等、自由的。从人类历史来看,革命的目的也无一不是以谋求自由为目的,因此脱离开人的自然性谈社会性是毫无价值的。然而一味关注个体的自然性同样是不可取的。过于凸显自我就会走入极端的“个人主义”,假如生存是人人的、首要的、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谁可以要求一个人牺牲生存去利益别人呢?要用国家或是社会,或是大多数同胞的名义要求这种牺牲吗?没有“我为人人”,何来“人人为我”。身处群体却都是单纯的自然个体,群体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人“生也柔脆,死亦枯槁。”的生物属性决定人类产生之初就必须要依托群体,群体赋予了个体独自实现不了的强大的一面。“人是有思想的苇草”,这种区别于其他生物种群的特质也决定了人的自然性应是以社会性为前提的,群体中不同的人的思想的交流、碰撞、整合实现了一种分享,语言、文字又可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共享,群体又赋予了个体独自实现不了的丰富的一面。根据以上的分析,人类的“群体自我”可以既保有“自我”,又实现优于独自的自我。因此,道德体系能够发挥对于群体中个体的引领作用必须是以爱群体为前提的,强调对群体的义务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权利。人类强大的想“回复自己”的本能决定了爱国主义的领衔地位。

当我们同时看到一幅画面,我们也许就会为它会表达出什么意义而争论不休。人的自然性会使纷争一直存在,并会由群体中的个体间而扩大到不同的群体乃至不同的国家。从当今世界局势来看,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产生的冲突在相当的范围存在着。人类历史的进程曾经是进步不停,斗争不止,仿佛只有残酷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人类的进步。然而,值得重视的是一方面人类历史的进程总是表现着“向上”、“向前”的趋势。一方面,以战争或是制裁以表现形式的残酷却穿越了历史,走到了今天。残酷绝不是先进的表征,因为它背离了人类和谐共生的共同愿望。不要归咎于某个领导人或某个政府吧,“是谁在买大公司的股票?是谁把某某人推上了国家领袖的位置?难道不是我?不是你?不是我们大家吗?”以马内利修女如是说。没有道德层面的共识才会导致这样一种落后肆虐于人类社会,这既证明了构建道德体系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一定时间内道德体系必须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当先进不能显示出比落后的强大,先进就失去了发言权。

没有自由,就谈不上道德,因为无论是做好,还是做坏,人对这两方向如果没有选择的自由,对于它而言,就不存在责任感这一说法。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社会。毛泽东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道德体系既是指导,也是提供给个体的一种选择机选择后的内化。只有这样,群体的道德体系才会具有活力。强制造就的只是道德的奴隶。自由人与奴隶是没有什么共性和联系的,自由是神圣的,就像它所代表的个人生命是神圣的一样。没有自由,人类生活就变成了只是有机体的作用。三次道德体系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同时又在前者的基础上不断充实,给予公民的更大选择空间。道德的同化是实现人类精神领域的自觉,既是自制,也是觉悟,觉醒。从三次道德体系的不断发展可以预见,未来社会主义荣辱观仍会得到充实甚至是一些改变。道德体系间的碰撞、交流、融合是必然的,实现人类在更大范围内的同化——最大限度保有个体自由的同化。

参考文献:

[1]史密斯,埃尔德.《马志尼传记及作品》第4卷.1891.276.

[2]何兆武.何兆武文集帕斯卡尔思想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06.

[3]以马内利修女.活着,为了什么.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178.

[4]莫尔.《乌托邦》.44.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