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总裁王建辉在《中华读书报》撰文说：所谓文化产业的“国有民用”或“民营国用”，或者换一个说法叫“民进国退”或者“国进民退”问题，近来也开始得到人们的注意。这个状况有利有弊。好的方面，都是为人民服务，假定这个“民用”与“民进”的导向是正确的，能够成为国有的一种强有力的补充，这就是好的，是新文化生产力的代表，但是，“民用”或“民进”如果挖了国有的墙角，甚至于威胁到国家的文化安全，那就是弊与害。“国进”的情况也是可能的，毕竟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国有控股，这种局面也不一定就是“民退”，民营的灵活机制将发生作用。不管是“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最后统一于股份制，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民营成分也进入股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双方都是一个提升，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刘成勇：3G阅读时代。内容的进入门槛最低

商务印书馆信息中心主任刘成勇在接受《出版人》记者采访时说：内容为王、渠道为王、终端为王、平台为王等，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在移动阅读的大背景下，出版人很想内容为王，但好像内容为王不太能站得住脚。现在，很少有出版人去关注手机上用户阅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分析到底有多少比例的内容来自于出版单位。如果主流用户看的都不是传统出版的资源，而是原创的内容，那这种内容为王和传统出版又有什么关系?渠道为王、终端为王都有可能成功，一旦成功了，他们都会反过来向产业链上游回溯，和渠道、终端、平台相比，内容的进入门槛最低。

冯威：图书媒体宣传的三要点

出版业媒体人冯威在《出版广角》撰文说：在媒体宣传推广中，值得关注的要点：一个是选择重点去发力。虽然出版社出的书很多，但要以点带面，如何选择这个领头羊很重要，除了跟编辑沟通之外，还要根据各出版社定位和市场发行数据对出版社的反馈来决定。二是宣传推广需要贯穿出版全程，从创意阶段开始，而不是等校样出来之后才开始，整个出版环节都可以出力。三是与整个营销运作要合拍，把握一个提前量。每一次宣传推广是否有效，取决于在一个地方是不是促进了发行。全国的发行量是不是上来了。如果做推广营销，发行或别的链条不到位，那就有问题。要提前做好规划，具体需要提前多少时间，根据出版社各自的需要。

陈邦武：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媒体出版社与传媒集团的互补互动关系

江西财经大学的陈邦武在《中国出版》撰文说：媒体出版社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个独特阵营。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媒体出版社对集团的作用，仅仅指望出版社在经济利润下对集团做很大的贡献是不切实际的。在西方，图书出版在传媒集团的收入构成中，通常只占很小的份额。比如哈珀·柯林斯是跻身美国前五位的大型图书出版公司，但它仅占其母公司新闻集团总收入的2％。尽管从直接的经济效益来看，出版社的作用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于传媒集团的品牌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地方性报业集团，由于图书面对的是全国市场，而报纸的经营范围主要是当地市场，因此图书出版经营得好可以使集团突破地域限制，将影响力辐射至全国。另外，出版社可以充分利用报纸资源，开发出与报纸价值完全不同的图书。这些图书不是简单的新闻结集，而是经过升级加工后，变成全新的产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厚重的文化属性。

洪玉华：近年来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的四个变化

《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洪玉华的文章说：其一，版权输出结构发生变化。版权输出类别更加广泛，结构有所改善，版权输出的语种涵盖国家、地区也越来越广泛。其二，产品输出途径发生变化。出版企业在“走出去”的方式与途径上不断探索，一些有实力的出版单位开始与西方著名出版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单纯的版权贸易转向合作出版。其三，企业“走出去”方式发生变化。一些有远见、有实力的新闻出版企业不再满足于产品、版权的输出，开始设立驻外出版分支机构。其四，内容“走出去”渠道发生变化。网络出版物“走出去”势头强劲，带动中国出版以多种形式和载体走向世界。

方颖芝：麦克米伦图书出版流程管理给我们的启示

《科技与出版》发表方颖芝的文章说：麦克米伦出版集团是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图书出版公司之一，在其出版流程管理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第一，循环式递进的编辑出版流程管理有助于控制图书质量，使图书满足市场需求。策划编辑与编写者之间的循环沟通确保了图书的编写按照市场定位与其目标进行，与读者之间的往来反馈能帮助编写者根据市场的反应，及时作出修改与调整，营销、销售人员与策划编辑、编写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图书建立在牢固的市场基础上，降低了投资风险。第二，严格的预算控制有利于节约成本，避免决策失误。第三，图书出版关注细节，追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