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　妹

重建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

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搞改革，他们首先从政治体制改革人手。

1984年2月父亲在南京视察时，曾有几分担忧地对外交部的一位领导说：戈尔巴乔夫先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不知道这个冒失鬼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一开始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就触及上层建筑，搞得好不容易，搞不好很危险。因为老百姓什么实惠也没有得到。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是很大的。对此，父亲的体会比别人更深刻。用父亲的话说：改革困难，不改革就更困难。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纪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纪委成立之前，父亲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就根据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组织起草了关于党内生活准则的草稿，共有12条：

1一切重大问题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一言堂”，反对个人崇拜)；

2如实反映情况(要讲真话，不许讲假话)；

3党内不允许搞宗派(要搞五湖四海)；

4有话摆到桌面上，不搞阳奉阴违(坚持原则，言行一致，表里一致)；

5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

6思想上理论上的不同意见，只能民主讨论，不能压服；

7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8保证党员的申诉权利；

9党内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10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

11党员之间是同志关系，不能搞特殊；

12党员必须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中纪委成立时，父亲建议将此列为第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修改，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后12次易稿，最后由父亲签发，经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于1980年3月15日公布。

他后来在中南海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谈话时说道：“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政治思想上不一致是难免的，组织上保持统一和团结，有时比弄清政治上的分歧更重要。要保持团结，当然就得有保持团结的愿望，还要有保持团结的基本规范。比如，一定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更不要随意把谁打倒。一个同志有不同意见，甚至犯了错误，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不应简单地开除他的党籍。简单地采取组织措施，没有成功的经验。”

1981年，在首都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集会上，父亲再度提出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的问题。他指出：领导者要和普通党员一样，参加组织生活，遵守党纪国法，联系党内外群众，不能因为担任领导职务而成为特殊党员。父亲说：凡属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讨论，做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党委的决定，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任何党员都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的任何个人直至中央领导人，不受打击。

为了端正党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同时，父亲着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以法治国”，并十分赞同在新修订的党章中写上：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父亲认为，端正党风不仅是党员干部的事，党员干部的子女也应为之努力。然而，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职务的方便，不法经商牟利，在群众中引起越来越大和极其不良的影响。

那是1985年，一份涉嫌一名政治局委员儿子案件的请示报告送到了父亲面前。报告写道：侦查人员因不能进入首长驻地而无法找到当事人，也无法取证。以致案子长期搁置。报告要求：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注意到，当时竟无人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他却毫无顾忌地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

有关部门还是考虑到了那位领导的身体，为了避免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中央办公厅安排公安人员在那位领导到中央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办案人员当天就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面对用麻袋装着的赃款，公安人员带走了当事人。

执法的严肃无情，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也第一次震动了中国领导的最高层。

在那几年的“严打”中，违法的干部子女有的被绳之以法，有的锒铛入狱。找父亲求情通融的电话为数不少，父亲的沉默得罪了不少长期有着很好关系的同志。

建立“第三梯队”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干部问题上，父亲曾主张“多换思想少换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看到一些思想僵化、观念陈旧的干部，虽经反复教育，还是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更不能坚决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于是提出了“既换思想又换人”。在解放大批老干部、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的同时，父亲认为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并在工作中十分注意把年轻优秀且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

1980年5月父亲说，中央书记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年龄太大了，确实需要解放思想。那时，他就积极主张选拔一批50多岁、40多岁的人进领导班子，把担子压给他们。

父亲还说：毛主席1949年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56岁，周恩来当总理是51岁，少奇同志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是50岁，小平同志1956年当总书记是52岁，他们的“天才”也是压出来的。搞四化也是“战争”。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有步骤地进一步实现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新老合作与新老交替，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王兆国、田纪云、乔石、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启立、尉健行、张万年、李铁映、宋健、邹家华、罗干等。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制度改革，父亲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梯队”的概念。他明确指出：“为了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必须从现在开始搞好第三梯队的建设。”

父亲解释说：“我们党内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是第一梯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靠他们运筹帷幄；考虑到第一梯队的同志都年事已高，为了使他们集中精力考虑大事，我们党搞了第二梯队，这就是现在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上工作的同志。第二梯队的许多同志也不年轻了。所以，我们下决心搞第三梯队，就是要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厉行机构改革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时，邓小平严肃地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

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几天之后，父亲也在宣传精简和改革机构座谈会上讲了话。父亲说：“经过两年多的考虑，党中央决定从1982年开始，干一件事情，一件比较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建国初期基本上不存在的，也是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解决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干部体制根本改革的问题，是我们组织路线的问题。干部制度根本改革的问题包含的内容很多，现在看起来恐怕有四个最主要的内容：

“第一，我们五中全会提出来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这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假如我们党的一个有功的人，一个贡献最大的人，只能上不能下，干党的主席，干国家主席，干一辈子，干到最后一口气，这怎么能不产生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呢?要区别‘革命到底与‘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第二，机构一定要精简，这是针对我们的机构臃肿提出来的。我们是个干部国，我们的干部有2000万，差不多等于整个罗马尼亚的人口。在北京盼党政军机关就有60万干部。一个文件盖几十个章子，哪里有这样办事情的!

“第三，就是坚决实行退休、离休制度。现在全世界都有离休、退休，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没有。我们是包起来，一包到底，职务也一包到底，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现在我们的领导班子老化了……我们现在新干部提不上去，盏往了。小平同志两年前用了这么个词，就叫‘盖住了。盖住了就要揭盖子才行。……于部制度改革改得动改不动，关键在于我们几百万老于部。我们有200多万建国以前的老干部，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这食改革坚决奋斗!大家把这个问题想远一点，想深一点。我们革命革了几十年，晚年再给党做一个最大的贡献。”

我曾亲耳听见父亲多次深恶痛绝地说：“我们党的许多事情，都坏在干部终身制上”，“‘文革最后搞成那个样子，也是终身制造成的”，“老人政治最要不得!”父亲还对我说过：“我一定只干一届，到70岁就退下来，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他还设想：“今后我们党要做个规定，70岁以上的同志一律不再担任高级领导职务。”

父亲曾多次公开明确表示，他将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退出领导岗位。父亲说：“我们同志里面造成这么一种舆论，谁可以退，谁绝不能退，一退就不得了啊!当然，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想问题不能这么想，我们党不能靠几个人。从更长远的观点看，要新老交替，从政策上、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