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榆

母亲取出白色的麻布孝衣给我的时候，我本能地抗拒。

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衣物，它用手工缝制，粗糙而简陋。还有，它使我重睹哀伤。

16年前我就是披戴着它悼念父亲辞世的。在它的衣襟，曾经留下过我的泪水，留下过我跪坐在地祭守父亲亡灵的尘土。往昔的哀伤已逝，我不愿意重温。然而，这些衣物当年在被我们脱去之后，又被母亲洗净折叠起来偷偷放置在衣柜里。现在16年前为悼念父亲穿过的孝衣，又要再度披挂。

我看见土坡上的哥哥姐姐以及弟弟都披挂了起来，我心脏颤抖着，也穿戴了起来。

我想我是不能拒绝把哀伤再次披挂在自己的身上。哀伤，也是上天的神来之笔，它跟我们的关系从来是不请自来。穿起孝衣，内心就深陷悲伤。我们沿着大道往村里的一个巷口走，几个同样身披白布麻衣孝服的男孩子拄着哭丧棒跪在巷口迎接我们。我看见停在灵棚的四爹的棺木，看见在香烛之间四爹的肖像。那是跟我父亲极其酷似的相貌。尖利的唢呐在晴空之下吹奏着丧葬的乐曲，穿透了我的耳膜如刀锋刺进我的心脏。我不愿意下跪。下跪这个动作一直是我抵抗的。自从父亲辞世之后，我不想再为任何人下跪。

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跟父亲极其酷似的人，他流着和父亲相同的血液，甚至流着和我相同的血液。我还是跪下来。为和父亲酷似的四爹，为这个和我们有着相同的血脉的老人奉献出我们的哀思。四月的乡村，天空碧蓝如洗，阳光金黄，照耀在身上温热。四月的乡村，阒静寂寥，人烟稀少。

我环顾着四月的村庄，远处满目是高耸的黄土塬，塬下昔日奔流不息的黄河已经断流枯干，裸露的河床遍布白色的枯石，看不到一滴水。这是我的祖籍之地，我的故土和乡间。在我身穿白衣为四爹跪下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在为我的故乡跪下。这是我的来处，我生命之流的源头。

乘车奔驰在山西偏关县深隐在群山和黄土之间的乡间道路时，我对坐在车后座的母亲说：

“当时幸亏妈走出了这座大山，否则我们兄弟姐妹终生就在这里厮守了。”

母亲从车窗看着外边弯腰荷锄背着柴火在山路上走着的农妇说：

“要是当年不离开村里，现在妈就和那个女人一样在这里劳动。”

我和母亲，还有我的兄弟姐姐，都庆幸没有被封闭在这个村庄里。

50年前母亲17岁，和刚刚从军队转业的父亲骑着一头毛驴走出她所生活的村庄。

父亲是17岁离开生养他的村庄的。那时候黄河汹涌，父亲为村里的地主放养着一群马匹，他在下游的河渡口坐下来，躺在一块巨石上睡觉。天空突然阴云密布，雷电交加，父亲赶着他放牧的马匹想要回村，席卷而来的山洪裹挟着泥沙和石头冲决而下。受惊的马匹挣脱开父亲拉着的缰绳四处狂奔，转瞬之间没有了踪影。父亲很害怕，畏惧被惩罚，就转身上山，寻找在深山里藏匿的八路军游击队。此后，父亲跟随他的同志东奔西走，南征北战。

随着时间的迁移，从游击队到正规军，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父亲经历了战火的洗礼，1953年，他结束军旅生涯回到故乡。他娶了在乡间戏班里唱戏的母亲，带着母亲从偏关县杨家营村出来，转业到大同工作。那时候，偏关县还没有现在的车马大道，只有遍布碎石的乡间羊肠小路。母亲挎着包裹，骑在驴背上和父亲走在当年的羊肠小道中。

我对故乡的记忆并不深长，在我有生以来回到故乡只有三次。一次是爷爷去世，一次是父亲去世，还有就是这一次，四爹去世。我们回到故乡多半是缘于亲人的辞世。只有死亡这种重大的时刻会把我们从各自的生存之地召唤到故乡。

第一次回到故乡的情景我已模糊。记忆中，只有父亲和母亲携带着我们一家大小七口辗转奔走，长途客车，短途马车，白天行走，晚间宿店。那时回故乡的道路漫长遥远而无限曲折。我几乎不记得回到故乡之后的情景，依稀是父亲母亲和我们此刻一样，为爷爷穿起白衣孝服。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丧葬的服饰，我本能地恐惧。我拒绝到爷爷的灵棚里，拒绝到他的灵柩前。那一次回乡我只记得舅舅抽着旱烟冒出来的幽蓝烟雾和辛辣气息，记得村里豆腐坊瓷实的豆腐和麻油坊飘动的胡麻油的香气，记得姥姥裹着的小脚和姥爷花白的长髯。

再次回到故乡的时候，我已长大成人。我有了自己的家室，自己的女人和自己的女儿。那些源自故乡的父系的血统在我们这里得以延嗣。然而我也同时身陷于父亲病患带来的困境。在67岁的时候父亲被诊断出胃癌，家里瞒着他，不让他知道真实的病情。

父亲并没有说他知道真实的病况，但是他对母亲说：“老子要回村去，要住村里的窑洞去。”

父亲到晚年始终想念养育过他的村庄，想念那里的窑洞。他对大哥也说：“送老子回老家，老子要看看那里的阳婆。”

谁也无法说服父亲放弃回老家的愿望。大哥就找单位的车送父亲回老家去。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大哥也用车把准备做灵柩的棺木拉回老家。因为有各自的工作，那时候我们要轮替着侍候父亲。我是第二批去的，我到达的时候已是深夜，长途汽车停在村路边的时候，我看见有一间窑洞的大门打开，窑洞昏黄的灯光流泻出来，映照着一个女人的身影。我看出那是母亲，我叫了声妈，母亲手里端着的铜盆就掉落在地，铜盘发出金属落地旋转的鸣响。

母亲带我到窑洞，我进去，母亲对躺在炕上的父亲说：“你看你二小子来看你了。”

我只有半个月没有看到父亲。在他走之前我还陪着他在家属区附近的林间散步，给他买他喜欢的白酒喝。现在父亲扭过头，我感觉头皮发麻。我的父亲已经衰弱成枯。

四爹新碹起的石窑在村口的道路边，那是他准备为儿子娶亲用的。父亲回到村里，四爹就把这间窑洞腾出来为父亲送终。那段时间四爹还在山上放羊，早晨他赶着一群毛色杂陈的羊出去，晚上又回来。在出去的时间里四爹为父亲找到墓地，并用山上的石头为他碹好墓穴。四爹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父亲住的窑洞看望父亲。他盘腿坐在父亲的身边，一条大炕就是他们兄弟两人，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们相貌的酷肖如同一个人。

这就是四爹送给我们的恩情，他在父亲临终之际接引了他，为他安顿好了最后的去处。

父亲撒手人寰的时候，我穿起母亲已经准备好的白布孝衣，系起麻绳。我觉得只有这样粗粝的服饰才能够传递我内心的悲怆。我为父亲守灵，长久地盘坐在他的灵柩之前，这是我能体验到的真正属于我的家族属于我个人的哀恸。

那些白色的粗布衣物在我们安葬了父亲之后并没有被扔弃，母亲把它们洗净，晾干，折叠起来，放置到衣柜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衷恸和悲伤并没有完结。

我们有一天还会重新披挂起来，让哀恸和悲伤重新覆盖我们。

去年我接到表弟的电话。他说四爹病了，医院检查出是食道癌。

他说家里不知怎么办。他们希望到北京来治疗，但是庞大的医疗费用使他们望而却步。

表弟说，村里的情况很不好。有人在村里同时开了好几家铁厂，铁厂经常冒出滚滚的黑色浓烟，那些混杂着各种化学毒素的浓烟使土地和庄稼受到污染，连续几年颗粒无收。

村民们不满，聚众找铁厂的老板说理，要求关闭铁厂，没有人理睬他们的抗议和诉求。

侄儿说：他的哥哥找铁厂老板说理，还没等他进去就被门口的保安按倒在地，一顿乱拳之后被扔出来。

很难有人能说服铁厂老板关闭铁厂。铁厂高大的烟囱没有停止过浓黑的烟龙的排放。

烟尘使村里的土地和庄稼日益变黑。那些农民们看着衰弱的庄稼秧苗就蹲在地里哭。

表弟说：哥你回来看看吧。你来看看，帮助一下我们。这么下去，村里人是死路一条。

哥你帮帮我们吧。这是表弟最后对我的恳求。

放下电话，我很难过。我知道我的家乡和我家乡的父老们遭遇了困厄。

但我不信我能帮助他们什么。我依靠什么帮助他们呢?我反问自己。

我在北京工作，我的职业是记者。在他们看来就是希望。

然而记者这种职业和它所有的能量已经使我深感怀疑。

真实的痛感和生活的真相在抵达新闻媒介的道路上荆棘丛生，遍布障碍。

在新闻中心的办公室，我想我和我同事们的案头都会积压着来自各地因为痛苦和灾难而发出的呼告和吁求。那些呼告和吁求已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埃。

媒介的属性是商品，它抵达的终端是消费；媒介的属性也是工具，它的功能就是充当权力者的喉舌。媒介作为社会公器，维护社会正义，传达事实真相，在现实世界里只存在于教科书。这是我感觉无能的缘由。我想很难有媒介会真实地关心一个遥远偏僻的村庄的兴衰，很难有媒介会真切地关注这个村庄被污染的庄稼和依靠它活命的农民。

想到故乡的遥远，想到回故乡的道路的漫长和曲折，我放弃了回故乡的愿望。

我想，即便回去我也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情。那时候我感觉无能的力量在增长。

家乡遭遇的困境我也还是牵挂着，我想在时间从容的时候再回去。我可能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我还是应该知道一下那里发生了什么。然而我始终没能找出从容的时间。

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随手在碎纸片上记录下来的表弟的电话已无法找到。

即使我不回到乡间，我的乡亲们的容貌也是清楚的。

他们就像我在北京这座城市看见的那些民工，他们衣衫褴褛形容倦怠，出没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

我觉得所有在这座城市中出没或潜行着的底层人群都可能是我的乡亲。他们在高架桥上乞讨，在地下铁中卖艺，在深夜的火车站露宿。他们在城管的驱逐中四散奔逃，在警察的管制中束手待擒。在一座物欲和商业气焰高涨，繁华而昌盛的都市，他们困顿而无助，劳苦而不得。

是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正义的实现异常困难。

正义是悬浮和飘散在我们天空之上的沙粒和尘埃。那是我的所见，也是我最痛彻的感受和体察。作为职业记者，我终年奔走在中国的城乡，繁华的和凋敝的图景使我同时看见；荒淫豪奢和困顿饥馑同时被我目睹。我的记忆塞满了他人的哭泣、呼号和吁求。

我们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公共视界的生活和我们经历并体察的现实生活。

如同一种声音找不到它能发声的喉咙，我想作为新闻记者，我找不到能真实表达的媒介。

我们的表达是曲折的，被抑制和肢解的。

我们的表达也是功利的，算计的，它和发行、广告额紧密相连。这是媒介的属性，也是特质。

1993年苏丹大饥荒，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来到战乱的苏丹拍摄饥民的情况，走进灌木丛，他看到一个小女孩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来。他蹲下准备拍照时，一只大秃鹫落在女孩背后。卡特等了20分钟，那只秃鹫还不肯离开。秃鹫是专吃死人肉的。卡特拍完照，坐在一棵大树底下点起烟，叫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饥饿的小女孩》获1994年普利策摄影奖。两个月后，卡特自杀，他用一截软管将汽车废气导入车内。人们在汽车座位上找到他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出了欢乐的程度。

现在我就像凯文·卡特。虽然我面对的不是饥荒和死亡。

但是生活呈现出的痛苦的侧影被我看见，令我精神深受打击，心灵饱受磨难。

我感到愧对家乡和家乡的父老，他们的困顿和祸患无法被外界关注。

他们的痛苦和绝望我无法向外部世界呈示。

自父亲辞世我回故乡算起，已经过去16年。

在16年里，大哥和母亲还经常回乡去扫墓。我则没有。

父亲已经不在了。按照生命轮回的说法，他应该已经转世。即使没有，他也是和我们相异的生命体。我无法让自己执著于那个生命体。我的故乡的山岭之上，那里只埋着父亲的遗骨。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留给我们最后的纪念。那时候我只有遥望故乡，把自己的情感托付于虚空。

我不是勇敢的行动者，我知道有很多矢志于环境保护的志愿者，他们奔走大地，穿越沙漠和荒原，攀援险峰和高地，为环境的保护做不懈的努力。

我确凿地感受到自己的无用。我面对一座村庄的受难，面对它被铁厂污染的天空、枯竭的河流和衰弱的庄稼无能为力。是的，出于私心，我寻找了我在媒介业内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供职的媒介。我期待他们能关切和倾听一个被污染村庄的故事。然而，我转给各方的讯息在游走一圈之后，原封未动。它们使我面对现实时更加抑郁、更加绝望和更加愤怒。

表弟再没有给过我电话，他可能也知道找我没有用处。

我记得我跟表弟说：“你们寻找律法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吧，不要等我。”

是的，律法不是万能的，而且律法也可能是被利益掌握并解释的。

但它仍然可以作为一种能够对垒的武器被使用。

那是无权者的权利。

这样过了一年，我再无故乡的消息。

自从父亲辞世之后，姥爷和姥姥也先后辞世。我们和故乡血缘上的联结越来越微弱。

然而，四爹病故的讯息使我决定必须再回故乡一次。

表弟没有给我电话，他给母亲电话，告诉母亲，四爹去世的消息。

那时候我正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地带奔走。

灾难使我陷于巨大的悲伤和虚无中。然而更为切近的死亡的讯息还是震动了我。

我决定赶赴故乡，为四爹送行。

搭机返京，再乘火车回大同。从大同坐汽车赶赴偏关县杨家营村。

到达的时候，已是第三天的中午。

我是做好准备要看到故乡的荒败的，我想我会看到轰响着机器的铁厂，和升腾着浓烟的巨龙。

我准备着看一条被污染的河流，看落满烟尘的山岭和草场。这是表弟曾经描述给我的景象。

到达村边的时候，我们就下车。

我和哥哥、弟弟、姐姐披戴起白衣系起麻绳，我们在四爹的灵前焚香。然后去见四妈和表弟们。

表弟们苍老的面容布满被太阳晒黑的颜色。他们伸出来的手掌粗糙而脏污。他们和我一样披挂着粗粝的白衣系着缠结的麻绳。我也见到了74岁的舅舅，他比从前更衰老，他依然木讷，依然穿着有破绽的衣服，依然习惯蹲在地上说话。可是我没有看到村庄里有铁厂，没有看到传说的笼罩在村里的滚滚浓烟。

我找到给我打电话的表弟询问村里铁厂污染的情况。

表弟说现在情况好了。给你打电话求你的时

候是污染最严重的时候。

地里全被污染了，污染的土地长不出像样的庄稼。

“我爹一辈子放羊，到最后就不敢再放羊。因为山上的草也是被污染的。”

村里人跟铁厂老板讲理不赢，就聚集起来到铁厂集体抗议，群情激愤的村民围住铁厂跟铁厂老板论理。铁厂老板叫来治安队，把领头的村人抓起来，把聚众的人驱散。

铁厂老板势力大，据说在县政府里有很大的靠山。

参加聚集的表弟被人打伤，被村里人抬回家，半个月卧炕不起。

然而村民们并没有屈服，他们抬着被打伤的表弟，带着诉状告到地区法院。

村民们只找法院的大门。县级、专区和省里。

“最后的结果是法院判铁厂停工，关停迁移。村里的人，每一户获赔2000元。”

2000元，太微薄，但却是这个村里的人们平均一年的收入。

表弟讲着这些话，我感到惭愧，也感到如释重负。

我觉得这些被贫困囚禁在土地上的乡亲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自救。

他们并没有等待我。就像一种声音找到了它能表达的喉咙，我的乡亲们找到了他们理论的武器。

小时候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

逆来顺受的黑奴汤姆叔叔逃离囚禁他的庄园之际，对女奴伊丽莎的儿子哈利说：

“记住孩子，人只有自救，才能被救。”

那句话直到电影散场也一直响在我的耳边。

在四月的故乡，为四爹敬完香，我离开人群。坐到河岸之上的高塬，坐在盛长的青草之间。

午后的金黄的阳光照耀着我。天空碧蓝，乡间的空气清澈。那时候四爹的灵棚持久地响着唢呐吹奏出来的悼亡曲。我重孝在身，我穿着白衣戴着白帽腰间系着麻绳。

然而我感觉悲伤正在远去，我的心静如止水。

附记：

写作本文之际，我在互联网看到一则发表于2006年6月30日的简讯——近日，环保执法人员对偏关县窑头乡火头沟村两个违法生产小铁厂进行了查处。这两个小炼铁炉2006年5月初开始生产，现场检查时两个小铁厂正在违法生产，污染严重。在检查中还发现除群众举报的这两家小铁厂外。偏关县孟家圪旦村的小炼铁炉也死灰复燃，据群众反映这种现象在偏关县比较普遍，有大面积复燃的趋势。

国家明令要求停产的企业仍在大张旗鼓地生产，汾河的一级支流偏关河被各种垃圾和污水破坏得遍体鳞伤，工厂肆无忌惮地冒烟，轰隆隆的噪声严重地侵害着周围居民的身心健康。进入偏关县城，三根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流着浑浊黑水的环城河流便显现在眼前。国家早在1997年就明令关停的小硅铁厂、小硅锰厂、小硅钙厂仍在紧张生产，刺鼻的气味弥漫全厂，扩散到周围地区。

责任编辑白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