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肖华

秦地小说的民生权叙事本是农村题材陕两版中的重要核心母题话语。在这一话语体系中，因柳青、王汶石等的小说文本的存在，其话语权自然在五六十年代就具有霸权性，形成了在此创作领域内独有的传统与先锋特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因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的先后胜出，出现了诸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这样描写中国农民民生权叙事的表现亮点。然而这一亮点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下并未得到应有的彰显。随着90年代中后期世俗化文学生态大环境的挤压，使《白鹿原》等作品初始触摸到的中国农民民生权描写亮点也即渐逝，这一核心母题话语的创作也滑落至滞重的瓶颈状态。当2007年即14年后(《白鹿原》1993年——《高兴》2007年)，贾平凹小说《高兴》的出现，再次显示了，秦地小说民生权的深度叙事，使这一叙事话语得到了应有的回流和更大限度的彰显。

《白鹿原》：民生叙事的触点与渐逝

谈论秦地小说民生叙事的审美价值，其生机恰恰在于作家们对农民生命经历和生存空间的不断开掘，而秦地农民的民生权在文学中的表达便是最为直白的存在关怀叙事。引领秦地文学标志的三届“茅盾文学奖”之作《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就隐含了这样一种新的创作视角的转移与开掘，达到了中国农民民生权意识深度关怀的最终目标。这说明，农村题材陕西版在对已往黄土地生活事象的描写上实现了又一次新超越。

作为揭示民族“秘史”的《白鹿原》，尽管人们对其秘史见仁见智，但我以为，陈忠实以其揭秘的手段，打开了隐含在悲怆国史、畸型性史背后的久抑与尘封的民生权的失落史、纷争史。这是陕西作家以其生命在场话语，对农民民生权问题的一次深切关怀。早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命平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造物主”赋予他们的不可转让的权利。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人权宣言”。在阶级社会里，人权并不以本我的转让与否而常常被剥夺、被蚕食。

试看陈忠实笔下白鹿原人的生存境况，全然滑离了“造物主”所赋予的天赋权利，在阶级人赋权利的漫漶下，殃及池鱼，祸及生命。白孝文这个自家祠堂精心培养下的仁义典范，其人原本有的意欲权被无情地阉割。婚后夫妻的房事缠绵，被“奶奶替你打狼”的粗暴监听而阻断，板直的父亲进而以没能割断床上那点事的“豪狠”而严厉训斥，继而断定“一辈子成不了大事”。白孝文这位血气充溢的年轻人，其萌动的生命意欲就这样被所谓的礼义廉耻所扼杀，使其成为纷争场上的葬品、“废人”。这是一个外守礼义、内存意欲的仁者与逆子生存权的冲突。而白灵面对的是自由权和享受教育权。一个在白家看似依着性子撒娇的掌上明珠，实际的自由极有限，被锁定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赋权利的固有围圈。当她以逃离的方式获得了身体的自由权后，却被割断了情感上的亲情享有权，被冷酷的父亲判为“死刑”，声称“全当她死了”。白灵争取身心的生存自由换来了什么呢，是情感的缺失与冷酷。一个孝子，一个娇女，白鹿原上处优群类民生权的如此倾斜，作家的观照是何等的忧愤与通透。那么，作为白家庭院的主妇又几何呢?仙草遇到的是女人的尊重权。可以说，她是白家人财两旺的福星，得到丈夫的抚爱与尊重是理出自然，但实质上她却扮演着传代工具和干活帮手的角色，领略夫爱和尊重少得可怜，一次坐月子时仅喝了丈夫白嘉轩亲自端来的一碗开水而感念泪下，其悲哀足以可见。

从理论上说，意欲权、自由权、尊重权本是中国农民民生权中重要的“天赋权利”，它是人的生理必须，是人类普遍公认的权利，因而具有普世性，不受人赋权的制约。然而在仁义白鹿村，人赋权利以浓烈的阶级色彩，极端冷酷的礼仪伦理，不仅侵蚀着“造物主”给予人的天赋权，而且野蛮又血腥。如外姓女子田小娥的生命享有权顷刻被吞噬。她仅仅为了做个庄稼院好媳妇的微末愿望，也再三被白鹿原上的男人们欺凌、侮辱、利用、杀害、焚烧，连同尸首也不放过。又如为求取婚姻幸福权而不得的鹿兆鹏媳妇，同样于悄无声息的意淫幻想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正如陈忠实将小说确定在揭示“民族秘史”的立意上一样，白鹿原上充满着全景式的天赋权利与人赋权利的激烈斗争，人人被无形或有形的人赋权利所控束，个个失去了天赋权利应有的民生权自由与平等。中国农民民生权的深度沦丧秘史在这里被揭示得淋漓尽致。如“交农事件”呈现出的生存权；农民协会凝聚的反抗权；白鹿书院蕴含的安居权；以及黑娃几经变幻的反叛权；鹿兆鹏拒婚的自主权；鹿三缺失土地的拥有权等。甚至白鹿原上仁义承载者白嘉轩，其貌似挺直板正的身躯内依然存储着的民生权一再飘落的一腔苦涩：仁义的分化，礼教的瓦解，逆子的背叛，爱女的出逃，妻子的逝去，土匪的劫抢，政治的纷繁，王旗的变幻，一切呈现出江河日下道将不存的末世。使原本威望的家族，仁义的风范，如同自身直不起的佝偻腰，砸碎了的仁义碑一样，在“公元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这个神秘短促的日子里，永久性地消失了。是的，历史改变了原本。白鹿原上农民民生权的悲哀沦丧结束了。

然而，作者陈忠实以其大著《白鹿原》所触摸到的中国农民民生权问题的叙事亮点，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语境下却并未引发其创作者们的普遍关注，就民生权叙事极其重要的创作视角转移上，也未被作家们所重视，评论家们所推崇，如同流星一闪滑落至自闭悄然的创作茫野中，使90年代中后期以来长于农村题材创作的陕西文坛处于久滞的沉闷状态。这一阶段，就陕西文坛而言，从创作产量看，似乎各种体裁的文本日甚源源，富裕不减，但掷地有声、具有标志的上品却微乎其微。似乎50年代的火爆远逝，八九十年代的陕军征战乏力，农村题材创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困境。于是，敏锐者提出陕军断代的疾呼，其实这与所谓断代并无因果，断代仅是个扶植培养新人问题，如“70后”、“80后”作家，并不意味原有的消亡，而重要的是未断代的又如何呢?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于是，又有论者提出“文化风水流转”之说，这就更为诧异了，难道好风水偏顾柳青、路遥、陈忠实时代?而惟独遗漏了当下时代?我以为其症喉所指仍在作家：一是使命感、忧患意识的变味走样，即国家大使命减弱，个人小忧患增加，沉沦于名利欲、拿奖欲、版税欲中。这种过分倚重神行于实、滞于物的功利性增加，文思贵在静虚心态的减弱，自然就遮蔽削弱了文学创作的神圣感。二是随着国人生活质量的高追求，作家们普遍安逸于城中一隅小天地，从意识和行为上没有了农民、农村、农业的在场感和生命体验。前辈的“奢侈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柳青话)的论断被日渐淡漠，于是也就极难再有柳青第二、路遥再现的创作景观。相反，作家们以挣脱两翼(陕北、陕南)，进军省城、京城成为发展“事业”的时尚，实现着个体所

谓生活质量层次翻番的欲望谋求。如此没有“三农”民生体验，远离“三农”忧患心态和行为，又怎能写出具有“三农”生活体验的作品呢?三是不可否认，在西方解构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陕西作家同样不同程度地解构着本属于自己创作特色的“史诗意识”和宏大叙事。一些极有潜力，且已颇具影响的作家，一味沉溺于个人私语化写作状态，使富有才华的笔触游离于对当下农民生存状态的感情抒写。如叶广芩创作出现的令人遗憾的“错位现象”。她20岁离京到陕，在陕工作生活40余年，然而写皇亲家族的文字大于写秦地民生生活，且津津乐道，回望其问，与三秦大地，父老乡亲，与白鹿原、蛤蟆滩、双水村、清风街、渭河两岸黄土高原的当下民生生活擦肩而过。(当然新近的《青木川》回返新机)叶广芩创作的“错位现象”具有典型性，概言之有三：一是当下生活与流年生活的错位，这是个创作视角问题；二是回望皇亲与存在关怀的错位，这是个感情投向问题；三是文学精神与文本范式的错位，这是个叙事修辞问题。其错位之要害是传统经典创作理论在叶广芩等作家们笔下的失离，于是发生了创作方向上的根本性移位。所以说，类似创作积累如此丰富的作家叶广芩等，其创作本不再是个所谓断代问题，而是代际作家对前辈文学精神，经典创作理论及方法如何汲取与创新问题，否则，个人化欲望叙述的导致，作品卖点仅供京城里文人雅士、街巷坊人对已逝的皇亲旧事之玩味的事实将不难再现，其作品受众也将远不及《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高兴》等。从这一角度看，重说秦地小说的民生关怀，聚焦秦地农民民生权的叙事，回归《白鹿原》民生权叙事的新触点当是紧贴“三农”生活、走出瓶颈的重要一步。

《高兴》：民生叙事的回流与彰显

依沿《秦腔》的民生情结，不难看出《高兴》对秦地农民民生权问题的演绎与诠释，既是作家贾平凹一以贯之的创作情怀，更是在此问题上的一次叙事性深化与推进。

民生权是人的价值的集中体现，是人的需求和幸福程度的综合反映。权利是地位的标志，地位是由权利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制度赋予不同的群体权利，使之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从权利的享有角度说，有物质的，更多是精神的。因此，《世界人权宣告》表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那么，以文学诠释民生权，以故事人物演绎民生权，就成为“文学是人学”解读的必然入口和路径。刘高兴作为中周九亿农民的代表，他的做人的权利可否得到保障，这些权利在现行中国社会制度中的摆布如何，现行中国对刘高兴们应有权利的认知程度如何，小说《高兴》作了淋漓尽致的、有意味的、准确的逼真反映。刘高兴从携五富由乡及城的那一天起，到命丧咸阳背尸离城止，期间一切事象、生存过程、生命演绎都嗣绕在民生权的争得上。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一切生存遭际，生命演绎，其实质无不系于民生权这个结上。中国的历史，从某种程度讲就是一部农民民生权的纷争史、心酸史、血泪史、生命经历史和奋斗史。作家贾平凹心存民生，情系民事，胸怀民权，以“我是农民”的感同身受和农民生命认知，在细细解读着刘高兴们的悲喜哀乐，描摹着他们在民生问题上的情感诉讼，关注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可否得到和享有。这些政治家们惯常说教的问题，在作者的笔下以刘高兴为中心故事的民间叙述方式中，涉及了诸多农民民生权问题。概括起来我以为有生活权、幸福权、尊严权、爱情权、法律平等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人身权、生命权、迁徙权、未来畅想权等等。《高兴》活画出了刘高兴们在这些权利上的悲喜无奈，抗争无门，不得不高兴着、快乐着、解脱着、释放着的民生权纷争图像，使作品达到了与农民血脉、命运休戚与共的民间认同，使农民民生权问题进入了形象化的哲学思考。

所谓生活权，即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这些基本生存保障，刘高兴们在煎熬中苦苦地纷争着。他们在池头村住的是最廉价的屋，吃的是最简单省事的饭，能饱即福、即足。付出的却是劳动强度极大的卸车、送煤，早出晚归，拖着疲惫的身躯在无边的城市街巷中游动着，漂浮着，吆喝着，被人眼贱着。这些苦做苦为他们明白，不就是为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吗?因此，家里的麦又黄了该收割了，五富却为了在城里能多挣点钱而放弃回家助收。乡情亲情的无奈阻隔，难以抑制的感情撕裂，使这位40多岁的人，拉着声狼吼鬼叫地哭了，“我爱我老婆……她可怜。”可见，生活权对于刘高兴们仅处在生活维持的低端，更高层的幸福权的享有自然是一种奢望了。物质享受是贫乏的，一件收到的城里人弃之的西服，成了刘高兴重要外事的盛装。街上的出租车似流星般飞驰而过，如同坐着敞篷车检阅千军万马，其感觉是极爽的。未曾享有过的农民黄八自然是极羡慕的，想着能卖掉这些收到的贷“我也要坐出租车，一次要两辆，一辆坐着，一辆厮跟着”，然而“钱是势利眼”，感叹“城里人是凤凰，乡里人是乌鸡”，至于什么文化品位更高的观足球、赏芙蓉园之类就无从谈起了。人的权利是做人的资格，人的权利至上主张人人无差别地享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基本权利和待遇。然而现行中国的城乡户籍制度导致并决定着人的身份地位、人身价值及与此相关的不同的福利待遇。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城镇居民和农民区分开。分别执行不同的赔偿标准。例如，在西安市车祸中死亡者为城镇户口，最高赔偿金为45万元，死亡者为农村户口，最高赔偿金为6万元。这种显示在生命权享有上的意识性高低贵贱之落差，使得刘高兴们本应享有的人格尊严权丧失，成为中国社会人群中人格最受歧视、利益常遭侵害、生命最无价值、生老病死最无求诉、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即近年社会公称的弱势群体部落。刘高兴当为代表。贾平凹以其简约辛辣之笔，极尽揭示了刘高兴人格尊严的备受侵害，逼真、鲜见，如同周围发生一般。刘高兴帮人开锁解难却被四邻提防，捡了钱夹送失主以恐反诬为偷，某地失窃警察动辄首抓农民工，就连单位小小门卫也不屑刘高兴一类而冰冷傲慢，更不用说市容队猛如虎的暴虐行为了。刘高兴的这些遭际归咎于其社会地位的低下。据报端披露，中国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不足7年，处在文明童年期，使得农民通往文明化的进程受阻。五富的愚蠢，杏胡的粗俗，黄八的痞性，以及刘高兴的笔墨略识，孟夷纯人艳无技而做皮肉活的境遇，都是农民教育未得到足够享受的结果，因而其一个个文化盲点无法使他们进入上流社会，成为城里的“凤凰”。也因此滞碍较高品位的爱情权的择取与享有、法律平等权的知情与参与、人身权的安全应对与抗阻，以及生活寓居地迁徙权的自由选择(“城乡分治，一同两户”制所限)。一双女子高跟鞋的精心守护，象征着农民刘高兴追慕和渴望城市文化

品位的爱情权的享有，他为此付出了所有的物的、情的热情、热心和真爱。然而，有着同样农民身份的姑娘孟夷纯，除被城里男人韦达们一次次享用外，其更不幸的遭遇使她同样有着渴望城市文化品位的爱情享有权成为幻想。刘高兴、孟夷纯，一对农民命运的可怜者，城市爱情追慕的悲悯者。刘高兴的爱情终究还是没有在城里发生和享有。悲情东流，黯然失神，原来这爱情也有着城乡的标识，附着着像钱一样的势利色彩。乡里人爱情的选择只能在乡里、在土里!

如果说，爱情因其环境、地位、条件等的制约，纯属个人情感世界的选择，刘高兴、孟夷纯之情爱不足为训的话，那么，法律公正权的享有无论怎么说是不以城乡身份而失衡的。但是，发生在孟夷纯、五富、石热闹、刘高兴身上的法律却并不见其阳光的灼热与透明。刘京杀人后逃逸，给盂夷纯替兄讨公道带来了无尽的经济耗费。因为公安局拘人要当事人交钱款待出警人员的吃喝住行等所有的费用。内蒙、云南、山西、甘肃每去一地，得交万元，然而案子并未见其果，当事人又情不知，事不明。孟夷纯只好一次次交钱，在一次次等待中失望，在失望中更加困窘。法律公正权的丧失就这样无情地置农家女子孟夷纯于更深的风月泥淖。还有那石热闹的老上访户，五富光天化日之下收货遭讹等大至人命、小到受骗的农民寻法难的法制社会之尴尬。一言以蔽之，城乡分治，二元对立，以牺牲乡里满足城里供给的经济失衡，以反映在政治待遇、社会地位、文化教育、生存、法律、尊严诸多层面人权享有的失衡与失范，使农民刘高兴们只能以阿Q式的无奈自我安慰心灵，寻求片刻安然的生存方式而不高兴却高兴着，不快乐仍快乐着，采取农民特有的方式释放着心中的郁闷：“有了男有了女为什么还有穷和富”，“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五富痛苦地说：“城里不是咱的城里。”

实现城乡一体化，还刘高兴们原本民生权的享有，是《高兴》的基本指质之一。从《白鹿原》到《高兴》，从陈忠实到贾平凹，世纪的更替，生命的演绎，秦地农民的民生权叙事便有了历时性的递进观照，这就是说在以人为本的社会生态中，这一新的描写触角不仅是秦地小说的，更是中国当下文学的本来走向。我以为在中国，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是两大基本问题，倘若社会忽略了它们。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倘若文学叙事缺失了它们，将没有质地的坚实和生命的灵光。

①《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1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

②陈忠实《白鹿原》第6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马平川《陕西文学：寻找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作家》，《文艺报》2004年9月7日。

④李震《论文化风水流转》，《陕西日报》2004年10月10日。

⑤赵海林《农民的出路》第91页，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