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杨鹤龄老师的时候，杨老师给我们讲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因为是在日本统治时期，大家对日本人的仇恨都融在血液里边了，那时候大家不敢说，可是都心照不宣。举个例子，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日本老师，因为恨日本人，所以我们就恨这个教日语的老师。那时候的日本男子大多剔光头，他姓阎，所以我们叫他‘阎和尚。那时候冬天，学校会生火炉子，每天工友会早早生好，等我们去了教室就暖和了。有一天工友起晚了，去到教室的时候全都是烟，我们一想，第一堂是日语课，我们就决定不开窗户，好呛‘阎和尚。后来“阎和尚”进来了，说：‘你们不开窗，存心想呛我呀?那谁也别开窗户，我是老肺，我不怕，你们是小肺，看谁先怕呛!我一个人，你们好几十个人…… 结果，我们呛到我们自己了，呵呵。这说明什么呢，其实是大家的仇敌之情没地方发泄。”

同样是青春年少时，我们的世界充满个性、时尚、梦想、独立、国际化、人性、hip—hop……然而，杨鹤龄老师所处那个时代的青春世界里——社会主义是梦想，列宁、毛泽东、朱德等人是心灵的领路者，加入共产党是可以献身的理想，地下党工作是他们的骄傲事业，恶搞日语老师是他们生活在黑暗世界里的稚嫩乐趣。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造就了一代特殊的人，和他们的特殊经历与特殊回忆。在杨鹤龄老师的讲述中，我们了解了，只属于那个时代的专有名词——单线联系；我们听了，只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突击入党，我们也知道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本期，我们将在杨鹤龄老师的笔下进步了解到她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以及那个时期发展共产党的特别之处，还有发生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那场血案。

(七)“突击”入党

杨鹤龄

谈起近来“三人小屋”议论过的话题，江浩问我：“你不是向往一个自由、平等、没有压迫的社会吗?我告诉你，那样的社会如今已不是空想了。”

“在哪里呢?快说给我听听!”我急切地追问道。

“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利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的人，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1917年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以后，列宁立即返回俄国，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当选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他领导俄国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三次武装进攻和国内的叛乱，使俄国的经济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简称苏联。就是那样的社会，在那里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

我听得入迷了。从这以后，我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了列宁与斯大林，知道中国也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我还听江浩告诉我，中国共产党领导者有毛泽东、朱德等人：还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也有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一批由工农群众组成的抗日队伍，而且已经在延安等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领导人民进行着抗日战争。知道了这些情况，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仿佛看见了抗日胜利的曙光，冲动的我对江浩说“我想投奔到解放区去，参加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大干一场!”

江浩娓娓地对我说：“革命工作有多种方式，咱们不是讨论过文艺工作和其他形式的宣传工作也有巨大的作用吗?在敌占区也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做。”沉思了一会儿，他接着说，“经党组织对你的考察，决定吸收你参加共产党，做一名共产党员。”

听了他的话，我真是又惊又喜，难道他早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不一会儿，他又严肃地对我说：“革命是会有流血牺牲的，所有的革命都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殊死绞杀。如今，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恶极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面对的斗争会更加艰巨和残酷。你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你有抗日救国的思想，可是，你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吗?”

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坚定地回答道“我能，为理想而献身是我的志愿!”

是呀，我在想，我国历史上为革命和牺牲的何止一人，春秋时期，秦国商鞅的变法，满清戊戌政变六君子等等，不胜枚举。而今是为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的事业去献身，正如《国际歌》所写：这是最后的斗争

要砸碎旧世界的锁链，要消灭剥削压迫。我愿为真理而斗争，为事业而献身。想到这里，我心潮澎湃，决定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革命。

“那你写一份入党志愿书吧!”

“怎么写呢?”

“写上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写上你的决心还有姓名、年龄、职业、家庭成员不过，”他神秘地说“姓名需要取一个假名，在敌占区都要用假名，为了保护自己，长期隐蔽，不能暴露真实姓名。”

“那我叫什么名字好呢?你发展我入党，你当然已经是党员了，你的假名叫什么?”

“我的假名叫魏民。”

“那我就叫艾仲吧。”

“我和周二哥两人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当天深夜，家里人都睡熟后，我一个人坐在灯下，写入党志愿书。当我刚刚写了半页纸时，父亲突然推门进来，直奔我坐的桌子。“写什么呢，怎么还不睡?”他还瞪大眼睛看着我手中的纸，我被吓了一跳，来不及把纸藏起来，心里突突直跳!所幸他没戴眼镜，高度近视的父亲离开眼镜什么也看不清。他没认出我写的字，只说了一句“快睡吧!”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我才平静下来，怀着不平静的心情写完入党志愿书。

一个星期以后，江浩通知我：“上级批准你入党了，入党日期按你入党志愿书的日子，是1945年12月25日，候补期半年，半年后你就成为正式党员了。”

12月25日，这一天正巧是“圣诞节”，是耶稣为救世人而降生到人间的日子。

这一天也是我成为共产党员的一天，是我政治生命诞生的日子，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就这样，我入党了。当时在敌占区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是秘密存在的。要求进步的人和组织中的人，不知道谁是党员，也不知道党组织在哪里。因而无法向党提出入党申请，而是由党组织长期培养、教育，一旦认为够条件时，由党组织通知发展对象。从长期培养到一朝发展，当时称为“突击”发展党员。我就是这样被“突击入党”的。因为没有党组织的支部活动，所以就没有经党员举手通过，更没有像林道静那样的面对党旗的宣誓。直到北平解放后，第一次北平地下党员大会上，我才见到印着鲜红的镰刀斧头的党旗。我始终认为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一颗为事业献身的决心。

不久，当江浩“突击”亚南入党时，没想到她拍腿大叫“糟了，糟了，我还以为我只是陪着忆平一起学习，我已经……我另外……”

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是“撞车了”她已与另外一条线有了联系，或许她已经入党了。

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是单线联系的，不允许发生横的关系，这是为了更好的保存组织，避免更大的牺牲

和损失的有效措施。江浩原本是把“三人小屋”当作培养和发展党员的课堂，准备把我与亚南同时当做发展对象，不料只成功一个。这样，我们和亚南只好切断联系，“三人小屋”就不能再共用了。

北平解放前不久，我也有过一次失败的“突击”，同班同学王宝琴，经我多日培养，同时也经上级同意发展，出乎意料的是她竟拒绝参加，她说：“我支持你们的事业，不参加组织也一样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可是参加组织我还没考虑好，我还要看一看。”

“突击”失败了，但她没告发我，而且表示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不久，我们高中毕业了，她去外地上学了。

我的另外三个联系对象，两个是同学，一个是我的小叔叔。他们都是经我培养由上级安排，继而转到另外的系统“突击入党”的。

(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门。当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就向共产党和人民举起了屠刀。为了独吞胜利果实，他们抢先接收日本占领区，掠夺敌伪产业，迫不及待地加紧进攻解放区。

他们妄想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一概排斥在外。北平的国民党当局，决定举行“圈选”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由他们指派，老百姓只能在候选人名字上划圆圈。为了揭穿这一反民主阴谋，北平地下党于1946年4月2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了“反对国大代表伪选举大会”，约有五千市民参加，大多为大学和中学的学生。

我记得在那天临近开会时，会场西侧出现了一群凶神恶煞的人，他们不是参加大会的人员，只见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主席台，扫视座位上的听众，还有的人手里提着棍棒。

四点整，大会刚开始，大会主席沈勃致开幕词时，国民党特务及其党羽三青团，迫不及待地跳上讲台打砸会场!并向听众投掷石块及鸡蛋，有些打在主席台上，有些打在群众身上，我穿着布大褂，背后也中了鸡蛋，蛋液流了一身。朝阳大学演讲人陈谨昆教授从法律角度揭穿“圈选”的假民主时，一砖头击落他的眼镜，太阳穴被打伤流下鲜血。陈教授愤怒地斥责：“你们这帮特务流氓，干这样下流之事，太给国家丢脸了!”然而大块的石头、瓦块不断打来，大会无法继续，工作人员只好把陈教授扶往后台，工作人员被迫撤离。群众和许多学生也都受伤流血了，我的同班同学余德一额头被打伤流血，住进医院。一群暴徒冲上主席台拿棍棒一通乱砸，桌子被砸成碎块，椅子被掀倒在地，把主席台拆的七零八落，大会被迫中途停止。血的洗礼，使参加大会的学生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

国民党政府在接管日伪政权时，那些“接收大员”大搞“五子登科”争夺条子(金条)、票子、房子、车子、女子(美女)，人们称他为“刮民党”。抗战胜利后，人民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艰难。短短三个月，物价竟上涨了15倍，日伪货币兑换法币，5元兑换成1元，人们叫苦不迭。流传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尽管人民已经感到失望，但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不了解，仍把国民党政府视为正统，对国民党的假和平谈判抱有幻想。为了揭穿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打破“正统”观念的束缚，北平地下党发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号召。

我们的直接上级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在学校开展工作，在同学中加强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认识，发展进步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和党的队伍。

1946年春，北平地下党组织了一批青年学生到张家口解放区参观学习，江浩先后送走了六名中学生。国民党当局多次发布训令、密令、电令，严防学生去张家口，设置许多岗哨盘查阻止。所以前往张家口的学生，必须化装改扮。他们大都装扮成农民或小贩，才能避开国民党的阻挠，顺利到达解放区。江浩帮助每位同学改装，亲自送到前门火车站。当时前门火车站是通往外地唯一的通道。解放后，直到有了北京站，前门火车站才退役，改为后来的工人俱乐部。

被江浩送走的同学，其中一位叫王大明的同志到达张家口后，在解放区入了党，然后又被组织派回北平从事地下斗争。另一名年纪很小的学生叫曹大为，装成卖菜的小贩，江浩替他扛着筐白菜，步行到前门站，送他上了火车，他也是解放区入党，以后又在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

在发展党的工作中，最让江浩欣慰的是，在他就读的平民中学中，他发现并培养了一个好苗子，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小同学，这个小男生天资聪颖、头脑清晰，有正义感，很快就接受了江浩为他灌输的革命思想。后因江浩高中毕业，党的关系从党的中学委员会转出，把这位小同学的关系转给中学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以后年仅14岁的他，就加入了地下党，成为一名最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就是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部长王蒙同志。

在王蒙的自传著作《半生多事》中，他这样写道：以后江浩在年迈多病时，往往为自己不能再工作，却享受离休待遇而感到不安时，我就会安慰他：“你不必惭愧，你对党是曾经有过贡献的，至少曾经为党培养过一个作家、文化部部长，一个北京市的人大代表。”

(编辑严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