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龙　谢真元

重庆抗战文学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凋零”论，这不仅关乎定位重庆文学的历史价值，也涉及如何看待抗战时期中国作家的主体人格问题。

如同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所说，个人的成长“不是他（她）的私事。他（她）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1】 同理，“文学”的成长亦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休戚相关，即每一个时代都具有烙印了时代印迹的文学思潮、样式。1937年7月—1949年10月这段长达12年的特定时期，无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史称“抗战时期”（亦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救亡图存”如火如荼的时代风云，文学显然不能袖手旁观，“抗战文学”应运而生。随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是整个抗战时期文艺界最大的统一战线组织）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抗战文学”无可争议地成为此时期文学的主潮。当时大多数中国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并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勇猛的“文艺战士”，力求将“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见“文协”《发起旨趣》）。

战争硝烟散尽，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过境迁，学界开始重新解读、审视“抗战文学”。不少论者殊途同归抑或异曲同工予其大致相类的评判，主要观点可概略如下：（1）充当了时代的号角、鼓手，笃信“一切为抗战服务”【2】 ；（2）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