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龙　谢真元

重庆抗战文学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凋零”论，这不仅关乎定位重庆文学的历史价值，也涉及如何看待抗战时期中国作家的主体人格问题。

如同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所说，个人的成长“不是他（她）的私事。他（她）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1】 同理，“文学”的成长亦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休戚相关，即每一个时代都具有烙印了时代印迹的文学思潮、样式。1937年7月—1949年10月这段长达12年的特定时期，无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史称“抗战时期”（亦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救亡图存”如火如荼的时代风云，文学显然不能袖手旁观，“抗战文学”应运而生。随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是整个抗战时期文艺界最大的统一战线组织）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抗战文学”无可争议地成为此时期文学的主潮。当时大多数中国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并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勇猛的“文艺战士”，力求将“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见“文协”《发起旨趣》）。

战争硝烟散尽，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过境迁，学界开始重新解读、审视“抗战文学”。不少论者殊途同归抑或异曲同工予其大致相类的评判，主要观点可概略如下：（1）充当了时代的号角、鼓手，笃信“一切为抗战服务”【2】 ；（2）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3】 ；（3）作家主体人格的丧失，即“作家们一旦服务于战争，却立即失掉了自己的声音，放弃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而完全淹没于国家权威话语之中”【4】 ；（4）未能产生出俄罗斯式经典的战争题材作品等。毋庸置疑，这些论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皆切中肯綮。但是，在对“抗战文学”做了较为翔实的考察之后，笔者发现，这些论说皆存在可再斟酌、商榷之处。尤其是对抗战语境下的中国作家的主体人格的探讨，尚需矫正、深化。

尽管有“文协”之类的组织机构的领航、掌舵，大多数作家对其亦心甘情愿、激情勃勃地追随，但笔者认为，对于抗战语境下的中国作家的认识，仍不能轻率、粗疏地以点代面或以偏概全。此时期的中国作家大致可分为四类，即“伪作家”、“准作家”、“主流作家”和“边缘作家”。囿于抗战这一特定的一元化文化语境，上述四类作家的主体人格皆烙印了此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小我”被“大我”遮蔽，“个人性”被“公共性”淹没。但是，从每一种类型的作家的主体人格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看，仍能发现其异质性。因此，采取“一刀切”等方法对于考察这些作家的主体人格无疑有失公允，甚至是无效的。

所谓主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始终是主体，主体即人。但对于现实的个人来说，袁贵仁认为“人和主体并不完全等同，并非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的主体。主客体关系的建立、主体地位的确定，既取决于客体的性质，也取决于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当人具有主体意识，主体能力现实地作用于客体的时候，他才可能成为活动主体，具有主体性。主体性是在人性前提下对于人的更高层次的规定性。就人来说，人可能成为活动主体具有主体性，也可能不成为主体不具有主体性。但人不论是否是主体，是否具有主体性，人总是人，具有人性”。【5】 由此可见，作家的主体人格即作为人的主体意识，通过文学创作活动来成为“活动主体”，从而确证其所具有的主体性。勿须赘述，置身特定的抗战语境，当时中国作家的主体人格中的“大我”远远多于“小我”，或者说“大我”凌驾于“小我”之上。与其说这是一种异化，毋宁说是在特定语境之中的暂时“调整”。“危巢之下岂有完卵”，“亡国灭种”的非常时期，强调“小我”显然是本末倒置或不合时宜。因此，“大我”替代“小我”这样的主体人格的调整无可厚非。

但是，本文着重要强调的是，抗战语境下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主体人格的表征并非千人一面，即或同为“鼓手”、“号角”，仍能从他们所发出的大致相同的恢弘的声音中辨别出细微的差别。

对于第一类作家——伪作家来说，他们压根就不存在着人本意义上的主体人格，更谈不上主体人格的丧失、异化。对于第二类作家——准作家来说，他们的主体人格原本就一片混沌，也谈不上主体人格的丧失或异化。之所以称他们为“伪作家”、“准作家”，实乃他们不过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为应时代之“景”而被拔苗助长的对象。尤其是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的文艺方针之后，创作“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无疑成为了中国作家们的令箭。尤其是在“解放区文学”（亦称“延安文学”）中，更是呈现出作家们与老百姓一起致力于文学创作事业的空前盛况，形成了似乎“全民皆可作家”的虚华景象。不少“农民作家”（甚至是“文盲作家”）自然应运而生。这样的作家尽管曾红极一时，但无情的文学史只能把他们放置于“伪作家”之列。与“农民作家”这类的“伪作家”不同的是，“准作家”们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是，文化知识只能是成为作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由此可见，真正遭受了主体人格丧失、异化之苦的作家，笔者认为应属当时的文学创作的主要群体——来自五四时代的作家和在抗战时期涌现出的新生代作家。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作家，在新的时代语境面前，他们要么改变而求新生，要么自闭、沉沦，但终归无法自由挥洒基于人性的主体人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炎黄子孙的良知、血性理所当然会敦促他们勉力进行审美调整，寻找新的主体人格。笔者认为，如果说他们的主体人格在调整中异化，那么这种异化无疑是一种“合理”的异化。也就是说，以“自我”为核心的主体的失落，正好意味着另一种“主体”的生成。那就是向人民大众靠拢，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这样的主体并非一无是处，因为不管作家们如何尽力把自己等同于大众，但他们作为“作家”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等同于大众，他们顶多能成为大众的“代言者”。不言而喻，代言者的身份赋予了他们一种使命、责任，还有一定的话语权。

由是，他们可以游离于“自我”和“他者”之间，从而生成出一种更为丰富更为有效的主体人格。这是一种全新的主体，这样的主体既符合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又确保了他们在文学与革命、战争，“小我”与“大我”的夹缝间，找到了生存之一隅，亦为作为艺术的文学和作为现实功利的文学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尽管这不可避免要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文学的品格为折中甚而是妥协的代价。但笔者认为，这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这样的价值选择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不妥协，也未必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个热闹的事业，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皆可妻可夫的大众情人。任何一个时代所能留存下来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从来就不会数以千记（顶多数以十记）。因此，这种审美的调整对于大多数学作家来说非但不是灾难，甚至是一种“幸运”。反正他们有限的艺术才情不足以支撑他们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如若避开现实境遇而沉溺于一己之叹，显然不能留存下任何声响。毕竟，为时代而歌唱的他们中的不少人，还留存下来了一堆所谓的文化史料。当然，这种调整对于那些才情丰沛的少数作家来说，的确不啻为灭顶之灾。他们所遭逢的戴着脚镣跳舞的惨痛，只能说他们生不逢时。面对滔滔向前的历史洪流，个人的命运的确无足重轻。尤其是对于那些企图将主体意识和时代意识完美结合的作家来说，他们沤心沥血写就的的作品不得不被一次次修改，却常常不能跻身主流，未能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其尴尬的处境委实可悲可悯。何其芳无疑最具代表性。他曾写出过《画梦录》这样的艺术水准颇高的诗作，被誉为“一支忧郁的短笛”。可是，当他作为“传令官”到达重庆，传达《讲话》精神，就再也写不出有一定艺术水准的作品了。还有，老舍、巴金等，在此时期他们都遭逢了大致相类的创作之殇。这的确是极端的不幸！

然而，我们仍旧不能因此就将这个时期鲜有经典作品流传，仅仅归罪于那被战争、政治完全异化的时代氛围，以及作家主体人格的丧失、异化。此时期的第四类作家——边缘作家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大多生活在沦陷区，因为远离了大时代的中心，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存主体人格，但他们中除了钱钟书、张爱玲等留下了颇具艺术水准的作品外，我们所期待的伟大的战争题材作品并没有在他们中产生。这的确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

从世界文学发展历史看，按照“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文学常情，许多经典作品往往产生于那些非常的时代。同样是作为时代“传声筒”、“书记官”，同样是表现民族战争，俄罗斯文学中却诞生了伟大的战争题材作品。而且，这些作品的伟大并非为时政所哄抬，而是得到了世界文坛的普遍认可。何也？我想，还是应该从作家自身找原因。也许应当归结为中国人普遍所缺乏的人文意识和精神，作家们也不例外。因为中国的人文传统还没有内化成作家们坚实的内在人格。唯因如此，也许他们从来就不曾想明白“为什么要写作？”、“究竟为谁写作？”、“怎样写作？”等最基本最本质性的问题。即或他们中不少人曾受过五四精神的洗礼，毕竟，那个辉煌而短暂的时代氛围给予他们的启蒙太过轻飘，仿若一团晨雾，很容易被新的时代之风所吹散。因此，笔者认为这个时代文学的贫血，表面上看是时代的问题，实质上应是文化传统的问题。这才是症结之所在。在一个缺乏深厚的人文传统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我们实在不能对他们奢望更多：希望他们面对历史的洪流而保持住作家的人文良知，不随波逐流，即或融入洪流也不让自己异化，这实在是勉为其难！

综上所述，时过境迁，当下的评论者们恣肆地为抗战文学盖棺定论，苛责其“主体的失落”、“政治标准第一”、“背离五四精神”等，多少有点求全责备和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疑，还有点放马后炮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脱离了具体语境下的文学批评都是无效的，除非我们把文学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纯粹语言的实体。既然我们并非是用这种文本自足的观念来评判抗战文学，任何脱离其语境的评判明显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 见[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2】 见庄汉新.中国20世纪散文思潮史思潮学苑出版社。

【3】 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4】 李新宇. 硝烟中的迷失:抗战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5】 参见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