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香

[摘要]英国作家和诗人哈代的悲观主义倾向与日常生活中的悲观厌世之间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其作品充满浪漫与乡野的自然气息，弥漫着一股基于人物形象更源于他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忧郁甚至悲观气氛。创作，状态的作者与接受状态的读者之间，是在悲观主义的旗帜之下，交互进行的，也是一种属于审美范畴的欣赏与陶冶、宣泄与治疗。

[关键词]哈代；悲观主义；审美范畴

英国作家和诗人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一生完成了15部长篇小说，47部短篇小说和近千首诗作。其作品充满浪漫与乡野的自然气息，弥漫着一股基于人物形象更源于他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忧郁甚至悲观气氛。

由这些作品勾画出来的形象，使我们可以想象哈代在卫撒克士广大的起伏的草原上、在月光下，或在晨曦里深思地徘徊着；天上的云点、草里的虫吟、远处隐约的人声都在他灵敏的神经里印下不灭的痕迹；或在残败的古堡里拂拭乱石上的苔青与网结；或在古罗马的旧道上，冥想数千年前铜盔铁甲的骑兵曾经在这日光下驻踪；或在黄昏的苍茫里，独倚在枯老的大树下听前面乡村里的青年男女在笛声琴韵里歌舞他们节会的欢欣；或在济慈或雪莱或史文庞的遗迹悄悄地追怀他们艺术的神奇……在他的眼里，像在高蒂闲(theuophile gautier)的眼里，这看得见的世界是活着的；在他的“心眼”(the inward eye)里像在他最服膺的华兹华斯的心眼里，人类的情感与自然的景象是相联合的；在他的想象里，像在所有大艺术家的想象里，不仅伟大的史绩，就是眼前最琐小的事实与印象都有深奥的意义、平常人所忽略或竟不能窥测的。从他那60年不断的心灵生活——观察、考量、揣度、印证——从他那60年不懈不弛的真纯经验里，哈代，像春蚕吐丝制茧似的，抽绎他最微妙最桀骜的音调，纺织他最缜密最经久的诗歌——这是他献给我们可珍的礼物。

哈代在写作之余，还拉得一手好琴。音乐也无形中影响了他的创作：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诗歌和短篇小说里洋溢着一片优美的田园风光，像A弦上轻快的歌唱；晚期作品则忧郁低沉，仿佛G弦上凝重的叹息。

青年哈代希望通过在教养、学识方面的个人奋斗打开通向上层社会的大门，却遭到了等级社会无情的拒绝。正应了《无名的裘德》扉页上的题词：“那字句是叫人死。”这种个体悲剧一直贯穿了他整个小说创作：《还乡》中的游苔莎、《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亨查德等都是血性丰沛、个性鲜明的人物，他们的浪漫热情都在现实中遭遇了挫折。亨查德在与社会对抗的过程中走向毁灭的悲剧命运，表达了对抛弃了亨查德的社会绝对权威的怀疑。在《苔丝》中，这种怀疑更上升为对社会的强烈谴责。哈代将笔触深入到资本主义入侵后的乡村，描写了道德风俗变迁在封闭的农村引起的索福克勒斯式的悲剧。通过对爱情、婚姻等问题的描写，着力表现个人对抗社会惯例和宗教法律观念的悲剧冲突。

哈代的《给人生》中这样写道：

人生带着个凄凉的面孔

我不想看到你的尊容

你的肮脏外套跛脚走路

你那过于做作的轻松

关于死、时辰、命运

你能谈的我都懂——懂之以久懂之以熟

熟悉他对我的作用

哈代说：“生命就是在一阵黑暗与另一阵黑暗的间歇中度过的。幸福不过是悲剧中的偶然间歇。”这是他的人生观，是他几乎所有的创作的大的心理背景。

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苔丝》讲述了淳朴的农村姑娘苔丝的悲惨故事：由于家境贫穷，苔丝迫于无奈去富人德伯维尔家工作，被花花公子亚历克诱奸后离开，生下一小孩却夭折了。后来去一家牛奶场工作，遇到了安琪·克莱尔并与之相爱。在新婚之夜她向克莱尔坦白过去，没想到说深爱她的克莱尔却无法原谅她，离开了她。最后她又迫于生计和亚历克同居，当克莱尔回来找她时，苔丝为了证明自己对克莱尔的爱，杀了亚历克，但是社会的强权势力却连这样的弱女子也不放过，最终酿成了她的悲剧。《苔丝》的题记引用了莎剧的台词：“可怜你这受了伤的名字，我的胸膛就是一张床，要给你息养。”哈代将这个失贞、杀人的女人称为一个“纯洁的女人”，表现了他对美丽善良的苔丝不幸遭遇的巨大同情和对冷酷无情的社会的强烈谴责：是社会对苔丝犯了罪，先让她受苦，再让她失贞，最后逼得这个质朴善良的女孩杀了人。在苔丝失贞的那个猎苑之夜，哈代愤怒地质问道：“苔丝的保护神到哪里去了?她虔诚的心所信仰的上帝到哪里去了?”

这里哈代禁不住从情节里脱离出来，深情地写道：

在世间一切事物中，恰当适宜的计划执行起来就变成失当，渴求的呼唤很少引来应答呼唤的人……生出了种种焦虑、失望、恐惧、灾难，以及种种短暂的离奇的命运。

离愁别绪，触物伤情。当人生的离别转化为永久的虚无，就表现为对宇宙规律偏离的询问，即美学中的悲态。像荆轲刺秦王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壮怀激烈，视死如归；屈原《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穷极追问；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怀才不遇的悲哀；李煜“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河山”的国破怀伤，“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无奈忧郁，由此引发对人生的哀怨伤惋，对不幸遭遇的痛彻询问。确乎是：审美人间衷肠事，无不悲喜交加时。

托马斯·哈代被誉为“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这种悲戚来源于哈代自身的时代精神、哲学思想、自然感悟等诸多方面，但“悲戚”绝不代表颓废，“刚毅”才是哈代这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家、诗人、小说家的性格和作品的真正底蕴。哈代准确把握了威塞克斯地区人物的文化心态，从经济方面人手表现他们的悲剧，反映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他在小说中注意表现现代文明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巨大创痛，具有浓重的危机意识。哈代在解释他笔下那些人物的悲剧时，常常归咎于“命运的作弄”。哈代小说主要描写威塞克斯农村社会毁灭的悲剧，但是从思想上经历了从“牧歌”到“悲剧”的嬗变，这种主题思想的变化既是由于时代生活的影响，也是他哲学思想变化发展的结果。

这里，前人所论中使用的“悲戚”一词，我以为实际上是在避免使用另一个容易造成混淆的词——悲观主义。其实，作为文学家的人生观创作观的悲观主义，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的人在具体的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悲观主义是有着质的不同的。文学家的悲观主义在文学创作中被表现出来的时候，因为处于一种艺术建构过程中的表达状态，创作状态，就已经脱离了绝弃人生的沉默；与具体生活中的悲观厌世有了根本的不同，携带了审美的成分，成为一种审美视角，足可让具有同质人生慨叹的读者进行酣畅的渲泄，从而在享受艺术品之后能够在内心里重新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平衡。

受哈代影响至深而且翻译了大量哈代诗歌的徐志摩，在1924年写了诗歌《一条金色的光痕》，发表于2月26日《晨报副刊·诗隽》，原诗有序，其中有对哈代评价：“汤麦士·哈

代吹了一辈子厌世的悲调；但是一只冬雀的狂喜的狂歌，在一个大冷天的最凄凉的境地里，竟使这位厌世的诗翁也有一次怀疑他自己的厌世观，也有一次疑问这绝望的前途也许还闪耀着一点救度的光明。”这实际上说明了徐志摩已经本能地体悟到了作为创作过程中的视角即使是悲观主义的，其背后也依然是一颗对生命执着热爱着的滚烫的心。

徐志摩所写的国内第一篇全面论述哈代的一万多字的长文《汤麦士哈代的诗》，其中的第三小节就主要是对“哈代是个悲观主义者”的观点的质疑与反驳。徐志摩先是以不无戏谑的口吻指斥这种贴标签的做法为一种“新发明的便利”，一种“教科书式的文学批评”使然；接着从剖析这种论调人手，具体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徐志摩认为“哈代是个悲观主义者”之类的观点，其含义“就像哈代有了悲观或厌世的成心，再去做他的小说，制他的诗歌的”。应该说，这个剖析是颇为高明的，充分显现了徐志摩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与高超的批判智慧。因为他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种论调的致命死穴：“成心”。正是从这个词语出发，徐志摩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反驳意见：首先，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所谓成心“是艺术的死仇，也是思想大障”；接着，引述哈代个人的论述来反驳这种论调——在诗集Late Lyrics and Earlier的作者自叙里，哈代认为其做诗的本旨同华兹华斯(徐志摩译作：华茨华士)当时一样，决不为迁就群众好恶的习惯，不是为讴歌社会的偶像；而一般人所谓他的悲观主义，其实只是一个人生实在的探险者的疑问。其间，徐志摩特别提到了哈代所引证的一句诗"Ifway t0 the better there be，it exacts a full look at theworst，”徐志摩这样理解这句诗——“即使人生是有希望改善的，我们也不应故意的掩盖这时代的丑陋，只装没有这回事。实际上除非彻底地认明了丑陋的所在，我们就不容易走上改善的正道”；并且认为，这话应该是现代思想家所常说的，是对所谓肤浅的乐观的最有力的驳斥。至此，徐志摩的反驳应该是相当有力的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徐志摩并没有停留于抽象的反驳，而是进一步将这种认识落实到哈代的创作及哈代本人身上：就哈代的诗歌(包括小说)创作来说，所谓悲观只是“不完善的人生”的反映，而作为作者的哈代“只是大胆的，无畏的尽他诗人，思想家应尽的责任”；就哈代个人来说，徐志摩认为“最妙的按语”是英国诗人Laurence Binyon(译作：劳伦士平盈)的一句话——“如其他(按：哈代)真是厌世，真是悲观，他也决不会不倦不厌的歌唱到白头，背上抗着六十年创造文艺的光明”。

在这篇文章中的第五小节，徐志摩更以具体的诗歌创作为例讨论了哈代的悲观问题。第三小节立足于批驳别人的观点，所以仅仅是在理论层面展开的；虽然也曾涉及哈代的诗歌创作，但显然只是理论表述的投射；所谓“哈代诗歌创作所表露的悲观只是‘不完善的人生的反映”是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的，我们必须回到哈代的诗歌创作中去具体地寻求这个答案。徐志摩首先谈到了烦恼着哈代的“终古的疑问”：“人生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既然活着了，为什么又有种种的阻碍?使我们最想望的最宝贵的不得自由的实现。”徐志摩将哈代的所谓悲观细致地区分了三种情形：一种是决绝的悲观。徐志摩举了两首诗即YellHam-woods Story和I Said to Love为例，并且特别提及了后一首诗中的一句：“Mankind shall cease，——So let itbe”，说什么“哈代有时竞可以这样极端的狠毒，这样的斩钉截铁——‘人类必定灭绝——也就让他去休…。另一种是“在‘不得已中求勉强的得已”。徐志摩举了四首诗为例，即To Life，In aWood，Song ofHope和First or Last。还有一种是“疑问他自己的疑问”。徐志摩举了一首诗即The Darkling Thrush为例。诗歌中那只在天惨地暗的冬景里歌唱的“上年纪的冬雀”何尝不是彼时彼刻哈代的自我写照呢?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徐志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时他专看黑影的视觉，竞瞥到了刹那间的光明，他几于跳出了他的灰色的‘迷圈”。

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一次次的创作，一次次的阅读，即使是在这种所谓悲观主义的旗帜之下，交互进行的却是某种隐蔽的审美的愉悦。艺术家建立起自己表达的平台，以自己自觉不自觉的先天积累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旦在受众之中获得共鸣，审美活动既已达成。对心灵的宣泄与治疗，不论于读者还是作者都已经是一种处于完成时与进行时的圆满。

所以说，活到88岁而寿终正寝的哈代所终生秉持与探索的悲观主义，不过是他审视这个世界的一个特殊的角度，是他建筑他的艺术大厦的一个自觉不自觉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