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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与骚动》的人物悲剧与创作思想解读

2009-10-23周文娟

电影文学 2009年12期
关键词:喧哗与骚动

周文娟

[摘要]《喧哗与骚动》中主要人物的悲剧原因无疑是由于他们缺失了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判断。福克纳向往着尊重人性的理想境界,因此,他的作品展现了现代人在丧失传统道德之后的焦虑与失落,有力地揭露与批判了美国南方社会压迫人性的罪恶,无情地批驳了新兴资本主义的极端自私的价值观念,表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

[关键词]《喧哗与骚动》;创作思想;人物悲剧

一、解读《喧哗与骚动》的人物悲剧

福克纳曾说:“今天世界上的各种力量竭力以人们的恐惧来剥夺他们的个性、他们的灵魂,竭力把他们变成没有思想的人。”些没有了个性、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思想的人,自然不再是正常意义上的人。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福克纳笔下为什么刻画了那么多人格不正常的典型人物。

1凯蒂

凯蒂是福克纳笔下美国旧南方妇道观的牺牲品,婚前失贞铸就了凯蒂的人生悲剧,是一个最为典型的被异化的人物,具有十分明显的象征意义。《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首先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漂亮、热情、富于同情心的、人性美好的化身,她对人,尤其是对弱者充满了理解、同情、关怀与爱,与她母亲康普森夫人的自私冷漠相反,凯蒂总是热心地照顾班吉,常常不惜违抗母命坚持爱护班吉,为了哄班吉高兴,她不顾母亲的反对,把自己心爱的坐垫拿来让班吉玩;甚至当杰生恶作剧剪破班吉的纸玩具时,凯蒂不顾一切地与杰生厮打了起来。最后当她要结婚离家时,她要昆丁发誓一定好好照顾班吉。小说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位爱与美的化身——人性美好的象征。然后又描述她的不幸失贞,进一步让我们看到她在社会的逼迫下堕落,由此给读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跌宕,这正是福克纳的高超之处。

美国旧南方清教妇道观从精神上奴役妇女成为被动接受男人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凯蒂试图反抗而违反了“南方淑女”的规约,因此她再也无法正常地生活,注定无路可走。美丽而善良的凯蒂多次被遗弃,她的丈夫们无法忍受由于她的过错而蒙受的社会羞辱,这就是凯蒂人性异化甘愿堕落的直接原因。凯蒂从一个古老世家的闺秀到占领军将军的情妇,其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生活过程,那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历程;它体现的是凯蒂对于生活与人生的绝望,是对于传统的反叛和与命运抗争失败之后的无可奈何。小说中,福克纳使用班吉上帝般超自然力和昆丁的善良与理性来挽救凯蒂,但他们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福克纳以此告诫读者,在摧残人性的加尔文清教主义的淫威之下,无论是天上的上帝,还是人间的理性与善良,都无法为凯蒂找到一条避免堕落、得到幸福的生活道路。

福克纳着意塑造了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尽管他并没有在小说中直接露面只存在于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但凯蒂的故事却成为整部作品的主线。

2班吉

班吉是被福克纳蓄意安排在小说之中,用于嘲弄与讽刺基督教虚伪的说善教义。福克纳借班吉这样一个蓄意安排的白痴角色,在小说中渲染了康普森家浓烈的颓败气氛,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白痴角色贯穿在小说之中,无疑将使《喧哗与骚动》大大逊色;此外,福克纳又以班吉反衬了其他人物,因为白痴是不可能给任何人回报的,因此,对白痴的态度就像一面镜子客观地反衬了小说中所有人物的丑美善恶,福克纳也因此用班吉衬托出了杰生的丑陋与凯蒂的善良。

为了强化对基督教的嘲讽效果,小说中班吉故事的时间背景是班吉的33岁生日,而耶稣正是33岁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里的影射性显而易见。这个影射着上帝的班吉竟是一个白痴,甚至不会说话,只能“毫无意义”地“喧哗”。为此,福克纳赋予了他笔下的班吉有着耶稣般的超意识力,竭力想阻止凯蒂的堕落。然而这种耶稣般的超自然力并不能拯救凯蒂于走投无路的逆境之中,凯蒂还是堕落了。这里影射的含义是十分直白的:耶稣竟像白痴一样的无奈,只会“毫无意义”的“喧哗”。

通过班吉对世事痴迷的意识流表述,我们不难从中体会到福克纳是通过这个杂乱的痴人故事,有意识地传达了他意欲传达于读者的全部感受:康普森家庭颓败的气氛、人物与环境。作品影射对主题的深化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福克纳借助“耶稣”的无奈,来揭示南方旧传统体制的没落是无可挽回的,即使是上帝的超自然力也无能为力。如果不用影射上帝作为衬托,这一主题远不会揭示的这样深刻。

3昆丁

昆丁是没落的康普森家族和南方旧时代的象征。昆丁的悲剧在与他的个性敏感却又非常孱弱,他的意识又背负了太多的传统而难以应对生活的现实。

昆丁眷恋自己的家人尤其是深爱着妹妹凯蒂。他之所以将凯蒂的失身归咎于自己,并不是他真的乱伦,也根本不可能那样做;只是由于长老会万劫不复的天谴说教深深地纠缠着他的意识,使他以为只要人们认为他们兄妹乱伦,不用麻烦上帝,他就可以把妹妹和自己打人地狱,从而使康普森家族得到解脱。并且,在那里他就可以永远监护着她,让她在永恒的烈火中保持白璧无瑕。这里体现的是他对南方旧道德观念的忠实守护,那个造就了他却已经不复存在的旧南方传统梦魇牢牢地控制了他,他没有办法走出传统梦魇的阴影,因此,昆丁的死是一种注定的宿命。也正是这种宿命感使得昆丁世界中的一切不再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他失去了对于现在的认知能力。昆丁的精神情感中有着太多的理性,而缺乏生命的活力,他对妹妹凯蒂的爱也是抽象与苍白的和他的生命无关,仅仅是传统价值观念和家族荣誉的需要。所以,凯蒂的堕落使他感觉到自己挽救康普森家族的一切努力都是无济于事,感到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因此,他的死亡是自身价值观念的幻灭,是一种思虑已久、从容不迫的病态期待。是凯蒂的命运使他彻底失去了最后的心理支撑,可见,他的自杀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昆丁是福克纳所创造的旧社会走向终结的象征。

4杰生

稍加品味,我们不难看出杰生这个《喧哗与骚动》中的恶人,其鲜明与饱满的程度不亚于莎翁笔下的经典恶人埃古和麦克白夫人。杰生和“斯诺普斯”三部曲中的弗莱姆·斯诺普斯一样,是被“新南方”资本主义异化的产物。如果说通过对康普森家其他人的描写,福克纳表达了他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那么,通过对杰生的漫画式的刻画,福克纳鲜明地表示了他对资本主义“新秩序”的厌憎。福克纳说过,“对我来说,杰生纯粹是恶的代表。依我看,从我的想象里产生出来的形象里,他是最最邪恶的一个。””

在福克纳的笔下,杰生成为一个没有理性、不切实际,对生活现实充满了仇恨与绝望的报复狂。福克纳通过杰生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揭露了人性中的丑陋罪恶,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物质属性的残忍与贪婪。在这个意义上,埃德蒙·沃尔普对《喧哗与骚动》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部分代表现代人,过着充满喧嚣和愤怒而又毫无意义的生活。”福克纳通过小说精彩的细节描写,表明人赖以生存的精神价值遭到瓦解的恶果,把美国旧南方社会转型时期

人性扭曲的贪婪无耻刻画的令人憎厌,揭示了现代南方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中异化人性的丑恶现象。

5迪尔西

迪尔西这个人物是福克纳作为异化人性的对照写进小说中的,其意无疑是出于对复活美好人性的呼唤。福克纳将迪尔西与杰生相对立来体现他的积极思想:“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存、诚实。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同情心永不枯竭似的从她身上涌流出来;她不畏惧杰生的仇视与世俗观念的歧视,虽然地位卑微却勇敢地保护着弱者。迪尔西这个形象体现了福克纳“人性的复活”的理想,也正是小说主题的健康性所在:福克纳没有因为人性的异化而丧失信心,说明他揭示人性的异化正是为了呼唤“人性的复活”。因此,这一章把迪尔西作为主人公安排在复活节绝非偶然。迪尔西是小说中惟一能够理解基督之爱的人物,并且通过她在康家的行为对这种爱做出了反馈和回应。福克纳以善良的迪尔西向我们宣示了人性复活的希望。

二、解读《喧哗与骚动》的创作思想

眷顾西方历史不难发现,基督教思想是西方社会历史进程中一种主导人们精神生活的文化因素,这种影响作用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随处可见宗教思想对其社会生活的渗透与体现。因此,福克纳的文学创作也毫不例外地根源于基督教文化,尤其是旧南方社会的严酷社会现实,使他别无选择地关注于加尔文清教的社会作用。

人性的异化,归根到底是人生存价值的异化。《喧哗与骚动》中主要人物的悲剧原因正是由于他们缺失了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判断。而摧毁这种对自身生存意义的认识能力的罪魁祸首,正是南方的基督教清教主义。福克纳以他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认识,超越了自己的情感,从而使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南方社会的腐朽,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摧残与异化人性的加尔文清教主义,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立场。同时,他通过对南方种植园经济制度解体的描写,也无情地批判了新兴资本主义无比贪婪的价值观念。他的作品在更大意义上展现的是现代人在丧失传统道德之后的焦虑与失落。

福克纳生活在美国旧南方,旧南方传统社会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多角度的影响,造就了他纷繁复杂的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尽管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弥漫着浓重的基督教文化色彩。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异化人性的罪恶进行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因为他所信奉的人道主义更多的是他对人存在价值的基本思考。福克纳的伟大贡献正是在于,他竟然从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角度,无情地揭露与批判了基督教加尔文请教异化人性的罪恶行径。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立场,使他对被宗教异化的人性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才使得他对造成这种异化的压迫揭露与批判显得如此有力。

新旧交替的时代造就了杰出作家多元而深刻的思想,这不仅因为他们常常处于多角度的视野来观察世界与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往往生活在新旧事物异常激烈对立、冲突和交替的复杂社会环境之中,这种历史变革时期的复杂环境,成就了他们艺术的成长。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正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福克纳正是这样一类伟大的作家。

福克纳生活在美国南方时代转折、社会转型的时空之中。当时,旧意识形态的解体和经济落后的现实,使依赖于传统价值观念生活的南方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精神支柱,深陷于前所未有的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危机之中,对社会前途、生活意义和人身价值思虑无着的焦虑与迷茫。可以说,价值观念的缺失使当时美国南方陷入了比南北战争更为严重的危机之中。《喧哗与骚动》正是诞生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新旧观念激烈冲突的时代,这种历史变革时期的复杂环境,成就了威廉·福克纳着意创作异化人性悲剧故事的文学创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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