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艳 郭 印

[摘要]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经典小说《简·爱》首次出版于19世纪40年代，简·爱鲜活的经历充分体现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萌动和成长，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父权、宗教笼罩下的女性带来清新的气息，但《简·爱》无法完全摆脱时代的印记。文章从精神分析批评的角度剖析《简·爱》中的性道德，将视角推入文学人物精微奥秘的心理空间，以期透视其性道德的潜意识及意识对其命运的影响。

[关键词]性道德；原我；自我；超我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动荡不安，新旧价值观交锋磨合，在此背景下，家是稳定和安全的港湾，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的诗《家里的天使》赞美逆来顺受，俯首帖耳，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虔诚纯洁的女性，这种理想女性被社会、政治、宗教认同为道德生发的核心。女性开始获得一些权力，其独立意识开始萌动，但是主流的女性价值观仍然是“家中的贤妻良母”，女性被教导不能追求自我，而应压抑欲望并顺从、依附男性。禁欲主义成为宗教的主流，只有为了生育，性在婚姻中才是被允许的，婚外性行为则严厉禁止。但是，随着女权意识的日益清晰，新女性从中产阶级客厅的知识女性中脱颖而出，她们拒绝婚姻，提倡避孕，通过工作获得独立。禁欲主义的影响日渐淡化，传统的理想女性形象及性道德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父权体系下的男性社会和宗教社会都感到威胁和压力。精神分析批判的创立者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为三元结构，即“原我——自我——超我”，“原我”中充满原始的本能冲动，“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与“原我”有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黄源深等166)而“自我”居于其间，起到平衡作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小恶魔，人们都小心翼翼地平衡着道德和性之间的争斗。

如果社会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而家庭依赖女性的某种角色，那么，改变这种角色就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框架，因此，社会、宗教、个人的完整性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女性情欲和道德之间的选择。

一、罗彻斯特先生与伯莎

罗彻斯特在年轻时做过这种选择，但是一败涂地。他的父亲为了给儿子谋得一份可观的财产，有预谋地为他和牙买加商人的女儿伯莎·梅森订了婚。罗彻斯特并不了解伯莎，但是发现她确实是个漂亮女人，他“被刺激得迷惑了”，他的“感官兴奋了”，“年轻人的好色、冲动和盲目会促使一个人什么糊涂事都干得出来。我几乎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就事实上和她结了婚。”罗彻斯特以年少无知为借口，掩盖他选择了女人情欲的事实。他承认：“我从来没有爱过她，从来没有敬重过她，甚至从来没有了解过她。我简直不敢确定她的天性中是否有美德存在。”(夏洛蒂·勃朗特365)罗彻斯特人格中的“原我”完全取代了“超我”，恣意操控“自我”，使潜意识的冲动放荡不羁，进而落入痛苦的漩涡，伯莎婚后的放纵促使她遗传的疯病发作，无情地鞭笞折磨着罗彻斯特，让他“经历了一个娶了放纵、淫荡的妻子的男人所必然经历的痛苦和烦恼。”(夏洛蒂·勃朗特366)

二、简与罗彻斯特先生

童年的简寄人篱下，备受欺侮，显示出强烈的叛逆性格，尽管洛伍德学校的波洛克·赫斯特先生极力压制学生的本性，“要她们吃苦、忍耐、克己”，(夏洛蒂·勃朗特69)简仍然成长为一个充满激情的女性。听到英格拉姆小姐和罗彻斯特订婚的消息，尽管简被深深地刺痛，但她仍然保持忍耐和顺从，然而这只是掩盖内心激情的假象。当罗彻斯特先生带着朋友回到桑菲尔德时，简在经历漫长的思念和焦急的等待之后，迫切地渴望注视心中的爱人，“我看了，看的时候有一种内心宛如刀割般的欢乐，一种甜蜜而辛辣的欢乐。像纯金，却有着痛苦的钢尖；像一个渴得要死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爬过去的那口井里放了毒药，但仍然要俯身去喝那甘泉。这就是我感到的欢乐。”(夏洛蒂·勃朗特205)此时，“原我”求助于“自我”，而“自我”受到“超我”的抑制，作为一个保护系统将本能冲动遣返到潜意识中去。(黄源深等166)当罗彻斯特先生最终向她袒露爱的心声时，简终于释放了满腔激情，“自我”通过知觉和思维来满足“原我”的要求。(黄源深等166)费尔法克斯太太准确地判断出二人之间性的吸引，她建议简：“务必和罗彻斯特先生保持一定的距离。别相信他，也别相信你自己。”(夏洛蒂·勃朗特313)然而简并没有接受她的建议，“我的未婚夫正在成为我的整个世界，……因为上帝创造了他这个人，我反而忘了上帝，我把他当成了偶像。”(夏洛蒂·勃朗特324)她已经将欲望置于对上帝的爱之上，不能够提供幸福安全的家庭生活的道德核心。后来，罗彻斯特疯妻的存在打断了简的婚礼，这迫使简认识到激情不能成为幸福的基础，同时认识到社会和教堂在婚姻中的重要角色。尽管罗彻斯特痴迷地恳求和倾诉：“我善良的天使，一种庄严而炽烈的激情来到我心中，它靠向你，把你拉到我生命的中心和源头，让我整个的生命围绕着你并且燃起纯洁而又猛烈的火焰，把你我熔为一体。”(夏洛蒂·勃朗特376)简在欲望与道德之间挣扎，“可怕的瞬间，充满了黑暗，挣扎和燃烧!”为了尊严，她痛苦地抑制激情，回到上帝的怀抱：“相信上帝，相信自己。寄希望于天国，希望在那儿和你重聚”，(夏洛蒂·勃朗特376)“超我”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中战胜了“原我”，简拒绝这次婚姻并离开了桑菲尔德府。

三、圣约翰与简

在莫尔府，性和道德之谜在圣约翰和罗莎蒙德的关系中被再次探讨。罗莎蒙德天真而且孩子气，但是她对圣约翰的影响显然是与性有关。禁欲主义者的虚伪或者说假正经在圣约翰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简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见到罗莎蒙德会发抖而且脸红时，圣约翰辩解道：“我倒是在鄙视自己的软弱，软弱是可耻的。那只是肉体的软弱，那不是灵魂的震颤。”并自称“一个冷酷无情，心如铁石的男人。”(夏洛蒂·勃朗特447)他认为来自罗莎蒙德的性诱惑威胁到了他的宗教理想和高尚道德，为了摆脱这种诱惑，他极其自私地，也是极其变态地向他所不爱也不爱他的简求婚，并非出于激情或爱情，而是出于实现宗教理想的目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冲动主要表现为性欲，当人的性欲不能获得满足(即处于压抑状态时)，往往会出现性变态、性倒错的反常现象。(黄源深等167)圣约翰对基督教的狂热、对禁欲主义的标榜，以及扼杀女人的自然角色使之成为宗教祭品的行为无疑是性变态的一种外在表现。然而，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简的激情更加成熟，发展成传统的女性对家庭的渴望，她意识到圣约翰“是可以寄托大事大计的坚强堡垒，可是在家里的火炉边，却往往像一个冰冷、笨重的石柱子，既乏味又碍眼。”(夏洛蒂·勃朗特469)她更加渴望回到真正的爱人罗彻斯特的身边。此时，简人格中的“原我”没有被疯狂的“超我”所扼杀，“自我”通过知觉和思维满足了“原我”的要求，潜意识经过守门人前意识的批准，成为了意识。

简离开桑菲尔德府之后，罗彻斯特在简的道德指引下，没有重新沉迷于轻率、鲁莽的声色犬马，而是留在桑菲尔德府，作为对违背道德的惩罚，他在试图救出大火中的疯妻子伯莎时失去了右臂和视力，同时，他的道德得到了救赎。简与罗彻斯特的第二次相互追求缺少第一次的汹涌炽热的激情，它是精神的而非感官的，道德与性的完美结合给简带来了理想的婚姻，也使她最终成为“家里的天使”，家庭中道德生发的核心，其人格结构中的三元素得到平衡和统一。

四、伯莎

被罗彻斯特囚禁在阁楼里的疯妻子伯莎-梅森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她是与“家里的天使”极其对立的形象，也是一种警示：如果简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变成又一个伯莎。伯莎被描画成一头野兽，但是野兽服从自己的性冲动天经地义，而伯莎背弃道德的纵欲淫荡加速了她的疯狂。这个被罗彻斯特描述为“最粗野，最下流，最堕落的生命”(夏洛蒂·勃朗特366)被囚禁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也影射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性”被压抑封杀的社会现状。伯莎袭击他人的肉体，被罗彻斯特称为“魔鬼”，(夏洛蒂·勃朗特369)简在描述夜晚撕扯婚纱的恐怖女人时称她为“吸血鬼”，(夏洛蒂·勃朗特335)这与梅森先生被袭击后的话“她吸血，她说要把我心里的血吸干”(夏洛蒂·勃朗特251)相呼应。夏洛蒂-勃朗特将此与道德威胁联系起来，这种性与道德之间的联系清晰地揭示了人们对当时女性解放给社会带来的威胁的担忧，而且这种担忧贯穿整个J9世纪。简无意间闯入重婚的误区，违背了道德；伯莎的放荡更是与道德针锋相对，两个灵魂的“自我”都受到“原我”原始冲动的支配。不同的是，简在“超我”，即道德意识的指引下忍痛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得到幸福；而伯莎却放弃了“超我”，任凭“原我”潜意识操纵“自我”，最终在象征地狱的大火中放弃了生命。由此夏洛蒂，勃朗特深受宗教影响的性道德观可见一斑。

五、结语

《简·爱》并不是非常传统的小说，它体现出维多利亚时期一个小范围但是有影响力的阶层所追求的有限制的性道德观。英国文学评论家伍尔夫认为，夏洛蒂·勃朗特所有的一切的力量，由于受到压抑而变得更加强烈，全部倾注到这个断然的声明之中：“我爱”“我恨”“我痛苦”。(唐建清等242)

简在对上帝的爱和充满激情的天性之间痛苦挣扎，既可能成为天使，也可能变成恶魔。《简·爱》常被称为女权主义作品，尤其是其振聋发聩的内心告白更是引起女权主义者的热切关注，“你认为我穷、低微、不漂亮、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样，心也跟你一样健全!，然而，正如Martin，Robert B所指出的，这不是对一切平等的祈求，而是强烈情感的表白。(Martin，Robert B 93)简从未质疑过自己有限的职业选择或恭顺的角色，虽然相信自主，但她仍不是一个纯粹的、足以拒绝传统道德的新女性。伯莎的存在暴露之后，当罗彻斯特乞求简留下时，简人格中的“原我”和“超我”正在殊死搏斗，争夺对“自我”的控制权：“我要遵从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我要坚守那些原则，它们是在我清醒时而不是像现在这般迷乱时被我接受的。……它们是有价值的——我一向这么坚信。”(夏洛蒂·勃朗特378)像圣约翰一样，她不能免于性感受的影响，但是能够认识到它是一种诱惑，纵欲等同于精神错乱，伯莎便是典型的例子。简的“自我”在“超我”的引导下克服了“原我”的诱惑，最终收获了幸福美满。

在一定程度上，解放的性观念给社会带来的威胁真实存在，《简·爱》中所反映出的性道德是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心理的一种折射，也代表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心理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