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雁 叶蕾蕾

[摘要]修辞叙事理论强调作者主体、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循环往复的关系，而其对于叙事作品伦理维度的探讨，从情感与伦理价值交流的角度引导着对于作品伦理原则的解读和构建。在对海明威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进行伦理维度的解读时，修辞叙事理论提供了新的阐释方法，探究了叙事技巧如何引导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与伦理判断以及读者如何参与解读与构建文本伦理原则的过程。

[关键词]修辞叙事理论；伦理；叙事进程；阐释

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不仅是海明威自己非常钟情的一个作品，也一直是评论界解读与争论的焦点。而对这篇小说伦理维度的解读却较少涉及，本文旨在使用修辞性叙事理论对其进行伦理维度的探寻，讨论其叙事技巧如何引导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与伦理判断。

叙事修辞伦理研究注重研究文本通过何种技巧，去探讨某种价值观或者规范，揭示自身的伦理原则。早在其著作《我们的朋友：小说伦理学》里，文学批评家和小说理论家韦恩·布思就从作者、读者、作品三者的角度出发，全面阐述了小说的伦理学批评理论，使叙事伦理问题变成叙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Booth，1988)。而当今最有影响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通过注重作者、文本和读者在叙事进程中的相互作用，将修辞叙事理论运用到对作品的伦理解读上。他认为，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涉及作者主体、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循环往复关系，为阐释过程中的各种假设提供自我纠正的机制(费伦2008:2)。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叙述了美国人麦康伯与他妻子玛戈到非洲打猎发生的故事，时间跨度为两天，麦康伯在第一天的猎狮中吓得落荒而逃，玛戈对丈夫的怯懦十分不满，后与陪同的职业猎人威尔逊出了轨，而在第二天的狩猎野牛中，麦康伯突然摆脱了恐惧，在灌木丛中追猎一头受伤野牛，就在野牛冲向麦康伯时，玛戈开了枪，打死了麦康伯。

一、对文本的伦理阐释

为了探讨这一主题，本文将引入费伦的“进程”概念，“进程通过引入不稳定性——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导致情节的纠葛……进程也可以产生于话语诸因素所发生的一切，即通过作者与读者或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张力或冲突关系——涉及价值、信仰或知识之严重断裂的关系。”(费伦2002:63)从定义可以看出，叙事进程包括两个层次——“故事”层面的不稳定性与“话语”层面的张力。修辞叙事方法强调读者参与的发展进程，即读者在叙事者的邀请下，对叙事隐含的主题、伦理思想规范、意识形态等做出恰当的归纳与反应(唐伟胜2008:7)。作者对叙事进程的操纵，揭示着自己的伦理原则；而实际的读者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伦理判断，并且可以通过文本的阐释与重新建构起该作品的伦理原则。

这篇小说的进程是由不稳定因素推动的，主要表现在麦康伯与玛戈的夫妻关系中，它推动着麦康伯这个人物历经一系列变化，从而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开篇叙述者就为麦康伯建立了一个“胆小鬼”形象，在读者并未了解全部故事时，仅凭叙述者的叙述，是很容易做出较为负面的判断，毕竟男性是力量与勇敢的象征。而妻子玛戈的一系列举动——“她没有一丝笑意，古怪地望着她的丈夫”；“快要哭了”；“她的肩膀在瑟瑟发抖”，明白地传递着对丈夫的失望与不满，正如福克纳所说：“我们是会同情这个可怜女人的处境的。”(O'Connor 1963:168)，

叙述者在这里适时地插入了对麦康伯夫妇关系的定位——“有健全的结合基础”；“玛戈长得太漂亮了，麦康伯舍不得同她离婚；麦康伯太有钱了，玛戈也不愿离开他。”叙述者用了“健全”，非常“受人羡慕”及“始终经得起考验的爱情”等描述这种夫妻关系，充斥着讽刺意味。而读者对这种关系的突然了解与觉悟，对人物的价值判断势必产生冲击。麦康伯夫妻关系是由“现实的需要”决定的，这也正是其脆弱的地方。

夫妻关系的伦理判断随着叙事进程一步步推进，捕狮当天夜里，玛戈钻进了威尔逊的帐篷里，并且被麦康伯发现后，毫无不安。从他们的谈话中，读者得知这并不是妻子的第一次出轨。如果说之前的阐释只是涉及对人物的认同度，那么这一情节的设置就会导致读者明确的道德判断——玛戈违背了夫妻关系基本的社会规范，而文本提供的惟一出轨理由就是丈夫的胆小。这一设置使作者的读者与叙述者的知识差距得到了缩小，当重新审视两人的夫妻关系时，麦康伯的胆小怯懦不仅表现在猎狮上，也在婚姻上。他面对妻子一次次的背叛，憎恨而又无奈。而玛戈的多次出轨，会使读者对这个人物的阐释进行调整，倾向于否定的伦理判断。设想如果作者没有将婚姻关系的实质与状况的叙事信息隐藏到狮子事件后，读者就会早点与叙述者知识同步，那么读者也就不会用新的眼光来看待麦康伯的怯懦，毕竟这种怯懦只表现在捕狮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婚姻关系上，麦康伯似乎在乞求妻子的忠诚，玛戈的“嚣张”和麦康伯的“软弱”形成的极不平衡的夫妻关系促使着读者对于改变的期待。

而接下来，麦康伯突然变得勇敢，这一变化是由他与妻子的关系引起的，妻子对他的屡次背叛迫使他必须在打猎场上找回尊严，而他的变化也推动着与妻子关系的变化，妻子对他的变化感到恐惧。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如果玛戈在捕狮时对丈夫的怯懦是失望的，当丈夫变得勇敢起来，她应该高兴，而不应感到恐惧。她的反常反应把读者引向对更深层的伦理判断，这是一个“觊觎丈夫钱财，但更渴望控制丈夫”的女人(Baker 1972:187)，麦康伯的变化意味着她将要失去在家庭的主导地位，她憎恨这种变化。与此相对的，麦康伯的勇敢将要使他摆脱软弱，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使他与妻子的关系得到纠正，这会迎合读者对于改变的期待，甚至引导着读者的认同。

而这种变化的结局却耐人寻味——麦康伯在实现转变的同时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尽管评论界在玛戈是否故意杀死了麦康伯说法不一，但麦康伯毕竟是在满足读者期待的同时死去，玛戈不可避免地成为读者伦理否定的对象。

二、建构作品的价值原则

在对文本进行阐释和做出伦理判断时，实际上读者也在试图了解甚至重构作品本身的价值原则。对于海明威有所了解的读者会将自己的经验与知识带到文本中去，做出阐释与判断，而理解威尔逊这一人物是关键。广受争议的是海明威是否着意把威尔逊塑造成英雄，他是否可以代表海明威眼中男子气概十足的理想形象，他的价值伦理判断是否代表作者试图在文本中建构的伦理原则。

实际上，对威尔逊的理解引导着读者对隐含作者伦理观点的阐释与理解。当审视小说叙事视角时，读者会发现其叙事技巧突出特点是将全知视角的心理透视集中到了威尔逊身上，对他的心理描写有二十多处，且绝大多数都集中于对两夫妻的看法上；而对麦康伯的心理透视只有三四处，且主要关于打猎的心理；对玛戈的心理描写几乎没有。

这样的选择是在帮助调节叙事距离。“全知叙述者对某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展示得越多，读者与此人物之间的距离就有可能会越短。”(申丹2004:230)也就是说，威尔逊有可能获得的读者认同度最高，而玛戈则相反，叙述者将她的内心几近封闭，连辩解的机会都很少给予。而威尔逊的心理活动常常用未加引号的直接思想来表达，采用这种人物思想表达方式相比于有引号的方式，会通过对视角的控制，引导读者不知不觉由叙述者话语进入到人物内心，读者对于叙述者的信任也很有可能转接到人物身上(Leech＆Short 2001:340)。

通过对作者的了解，读者将会发现，这个人物似乎能从海明威那里得到认同，他是职业猎人，勇敢无惧，印证着海明威小说里反复塑造的硬汉形象。他的见解表达了海明威的“负伤理论”——“痛苦能使一个男人成为男子汉”(张薇1995:3)，因此他对麦康伯的转变抱着肯定的态度，同时他轻视女人，包括玛戈，用侮辱性的语言形容她。在读者未了解玛戈之前，叙述者就用对他的心理透视影响着读者，相信她是“最冷酷、最狠心、最掠夺成性和最迷人的”。而这同样呼应着海明威在《短篇小说的艺术》一文中表示他把“玛戈从头到尾写成个坏女人，我创造了她，完全是从我见过的最坏的荡妇那儿照搬过来的。”(张薇1995:11)

这一系列的呼应似乎在向读者印证着威尔逊与隐含作者观点的一致性，那么在玛戈开枪后，威尔逊这位旁观者说：“干得真漂亮，他早晚也要离开你的。”这句话就是隐含作者需要借威尔逊之口，提示读者玛戈枪杀麦康伯主观故意的可能性。而这其实也印证了在一次采访中，海明威表达自己赞成玛戈是故意杀害丈夫的阐释，这个结局就会使对玛戈的伦理判断进一步否定。

三、结语

对这篇小说的修辞叙事解读探讨了文本技巧如何影响读者的阐释以及构建作品的道德价值和规范，进而影响着读者的伦理判断。海明威的许多小说都探讨了两性观，这篇小说探讨了真正的男性标准是怎样的，隐含着作者的伦理判断。我们通过对叙事进程以及叙事技巧的探讨，发现海明威赞同的男性标准是倾向于威尔逊的，而麦康伯由一个怯懦的形象逐步向作者建立的标准靠拢，符合了读者的期待，但最后这短暂的“幸福”葬送于妻子之手，叙事上的设计激起了读者的伦理体验与对妻子的否定伦理判断。

当然，修辞叙事理论对于伦理维度的探讨并不是规定性的，而更倾向于描述性的。修辞叙事理论的伦理转向展示着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冲突，提出不同的价值选择及伦理判断，这些作用体现了文学力量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