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娜 董丽娟

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是抽象的，经过不同的推演有时甚至是分割，而今变得繁杂而多样。在社会领域中，文化显示着包括知识、道德、物质、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在内的某种文明的诸方面的总和。因此，文化便处于各种观念冲突的核心，人类长时间的探索就好像游离在几个分割的世界中，随着人类的进步和交流、传递、播送和复制等手段的惊人发展，他们才会聚到一起，彼此密切起来。

大众文化是共享文化的一种形式，今天的文化是在各种各样的大量会晤中，在露天的大型演出中，在电影和电视的屏幕上，供大家分享的。“大众文化”的名称并不确切，但不失为一个常用的、方便的用语，“大众”就其成分来说，是一个游移不定的概念，可事实上，面向大众的文化为了意识形态或商业的目的却极力“操纵”大众，讨好大众，迎合大众的欲望。

影视是视听艺术，视听语言能复现对象的直观形态，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内行的电影鉴赏家，那么这种具有最大思想影响力的现代艺术就会像某种不可抗拒的莫名的自然力量似的任意摆布我们，我们必须细致地研究电影艺术的规律和它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去掌握和支配人类文化历史上这一最能影响群众的工具。”

影视作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一种“形态”，在当今社会，更突出了它的商品意识形态性和市场性。

第8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落下帷幕，《贫民富翁》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电影剪辑、最佳原创歌曲、最佳原创音乐、最佳音效合成、最佳摄影、最佳导演8个奖项。导演丹尼·保尔(Danny Boyle)设计影片时，一开始就采用了“意识流”强有力的切换技法，主人公马里克·贾马尔从再过一道题就能拿到巨额奖金的风光台上，被一个耳光扇到了审讯室里，又被审讯室中的一拳打回到热闹非凡的竞猜现场，情景频繁地切换，被动地享有雷鸣般的祝贺掌声和审讯室中的被动挨打，同样表现了主人公这个弱小的个体对强势的漠视、无奈和坚忍，这正是一种真实的生活，也是影片博来众多“眼球”的重要缘由。

两种情景切换的巨大反差和碰撞让主人公产生想要逃脱这种境遇的欲望，引发了主人公对童年时代的追忆，孩子们狂野不羁的奔跑，连续变化的“幻象”，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和再现。追忆中说唱式的音乐伴奏是一种现代气息的体现，富于节奏变换和流动感。同时，喧哗的人声夹杂着车的汽笛声，把平淡的生活烘托得具有强烈的立体感。

以往感觉印度影片表现的是一种风情，通常以富有印度民族特色的歌舞和地域风情见长，而这部《贫民富翁》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意志，是一种平民化的“意识风骨崛起”，竞猜现场观众看到的只能是人物反应的表面，并不能体会贾马尔参加竞猜活动的真正用意是寻找他“错失”的女友拉媞卡——他生命中的最爱，体会不到他的那种“醉翁之意不在酒”，贾马尔答题时的从容和答对题后的镇定反应引起了人们的猜测。于是，他被警官带到了审讯室，受到了黑暗的、不公平的甚至称得上是狂虐的对待，审讯、拷打、电击……

“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不仅在影片开头就调动了观众的思维，更是贯穿于影片的始末，将竞猜题目和主人公贾马尔的成长经历对应起来，记忆也随之被串联，警察在分析、盘问他的竞猜过程的同时，贾马尔生活的点点滴滴也都呈现在面前，生活原来就是这样的“巧合”。被问及1973年因《赞吉尔》一炮走红的是谁，使他想起了自己为得到阿米特巴的签名而“义无反顾”地跳进粪坑，这是一种超乎常规的举动，难能可贵的品质——信念与执著第一次在主人公贾马尔身上体现出来，第二道题问道“印度国徽上有三只狮子，狮子下方写的是什么”时，他回答不出来，他选择了求助现场观众，当审讯他的警官问道：“这么简单的问题连我九岁的女儿都答得出，你却答不出，”“你是在欲擒故纵吗?”贾马尔没有针锋相对地反击，而是选择了请对方回答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乔巴迪一份水果布丁多少钱?”“上周四是谁在圣特克鲁斯车站外值班?”结果是对方不知道或答错，很自然地就将对方的锋芒反射了回去，由于人们生活的圈子不同，对事物的留意程度不同，不知道一些他人认为是很简单的问题的答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必要并且必定是无果的争论避免了，这是弱势者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一种平淡生活中积累的处事哲学。

被问到“喇嘛神”因右手拿着什么而著称时，贾马尔的意识又被带回到童年那苦涩的记忆中，宗教纷争与迫害，他童年脑海中的黑色印记被重新揭开，亲眼目睹一片宗教殴斗和混战，母亲倒在了突如其来的木棍之下，这是一种对人性的残忍侵害。“每天早上醒来他都会‘想起这个答案”，这种侵害已经融入他的每根神经，时时发作，令他痛苦不已。

影片中的一号男配角——他的哥哥沙里姆，在不同的年龄段都表现出了他那个年龄少有的成熟和干练，理性的光芒和思维闪耀在他的身上，他浑身洋溢着实用主义，比如他因价钱好而卖掉了贾马尔用不堪的“身体遭遇”换来的阿米特巴的签名；在宗教纷争中，他和贾马尔一样，失去了父母，“漏屋又遭连夜雨”，他们流离失所之时，寄居木棚，考虑到怕招来保安，他指着拉媞卡对贾马尔说的那句“我现在是家长了，我不允许她进来”，足以看出他的家长“做派”，当贾马尔偷偷叫拉隄卡进陋棚避雨时，沙里姆佯装睡去，这种处事方式帮助他显示了权威，我们透过表象看到，那实际是一种对家庭责任的担当，一种伟大的深沉。逃离“黑帮”时他没有拉住拉娌卡的手，当贾马尔拼命想冲回去救拉媞卡时，他用了最理性的话拦住了弟弟：“你要回去让他们挖你的眼睛而替他们多赚钱吗?”最真实的现实，最朴质的话语，把他作为兄长的成熟形象勾勒了出来。同时，他又有着“监工”的嘴脸，尽管是被生活所迫，幼稚地被人利用，“无奈”是他这样做的深层原因，但当自己弟弟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机智地帮助，一起摆脱被奴役的境地，他的亲情观念远远超出了他对物质的追求。

兄弟俩逃出“黑帮”后在火车上那暂时忘记忧伤的片刻令人仰羡，他们尽情欢乐的歌唱，犹如要在大自然的天籁中寻找清明优美的思想根源。现代社会中，这是忙碌和喧嚣中的人们所崇尚的乐园，那种抛开一切琐事和杂念的“调节”意识在这里得到了慰藉。

后来，兄弟俩以在火车上卖些小商品谋生，也趁机偷取客人的一些食物，有一次险些被抓，他们被驱赶，掉下了，火车。掉下的瞬间，兄弟俩在漫天飞舞的黄土中滚落，就像滚动在尘世中的两粒灰尘，渺小而悲凉。透过层层尘埃，他们被眼前天堂般的景象惊呆了，他们住了下来，偶然的一次，两位游客的主动询问，为贾马尔提供了一条生存之道——导游服务，他机敏聪慧，能够将游客对他讲解内容的质疑“自圆其说”；而沙里姆此时则正与街头混混趁机偷取游客的物品，之后愈演愈烈，他们偷走游客汽车里所有能够偷走的物品和配件。当贾马尔遭到警察拳脚相加时，善良的游客及时解围，并拿出钱来对他予以酬谢，我们看到，世界上并不全是暴力，更有着对弱者的怜悯与帮

助，这正是影片所展现的深层次的东西。兄弟俩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做这种肮脏的勾当，他们也想以正当职业为生，可残酷的社会现实不允许他们做到。

贾马尔在生活的苦难中，有着他的坚实的精神支柱和富足的精神家园，那就是他爱恋的拉媞卡，他们的恋情中早已融入了亲情，这使他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表现出了坚韧，他返回孟买苦苦找寻昔日恋人，他“欢欣鼓舞”地找寻，不知疲倦，那是一种满怀着希望憧憬美好生活的意志在激励着他，那是一种不懈和必胜的信念。

亲情一直是影片中的一条主线，当宗教暴徒袭来时，当“黑帮”在后追赶时，当看到屏幕上成为世人焦点的弟弟在忧伤等待恋人时，沙里姆都选择了尽自己最大能力帮弟弟贾马尔，甚至不惜失去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别样的“美”，是穿透世间万物的大爱。

最后一个问题问及“三个火枪手是谁”，让他想起了最初因逃学而错过学习“三个火枪手”，贾马尔心态平和。此时他像达到了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他想上帝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无奈下他选择使用“电话求助”，他将电话打给了他的兄长，命运的天平又一次倾向了他，接电话的却是逃出“黑帮”的拉媞卡——他苦苦寻找的恋人!这时，任何其他事物对她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他来参加竞猜的目的达到了!

美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美感也是结合着目的性的实现所引起的精神满足，大众传播媒介十分重视从情绪到官能感受的作用。早在18世纪，易受感动的心灵就已发出惊叹，浪漫主义的来临不仅使文学摆脱了从前的冷漠，也激发了人们所潜藏的一切：追求故事的兴趣，消遣的需要，当然还少不了潜在的爱情，影片的结尾是贾马尔和拉媞卡的大团圆结局，使人身心愉悦，体现的是一种性灵的升华，文化超越于享有，它是作为参与人类事务的追求，作为分享才能、知识与希望来理解的。

社会变革深入，文化格局的多元化，使旧的价值观念凌乱成精神的碎片，新的价值选择处于迷茫的状态。实际上，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是这个时代人们物化了的心灵。美感的直觉如果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范畴内而排除理智与思考的作用，那么这种美感必然是肤浅的、片面的、有限的。影片中我们看到它有冷酷如铁的现实，也有春天般暖亮和温柔的诗意理想。

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曾经说过，一部影片如果没有一种叫做“电影美感的东西”，是不会感动人的，画面构图的形式美感、色彩的变化往往给我们最直接的视觉刺激。影片中主人公从小生活的贫民窟与瑰丽的泰姬陵、强势群体和这群小人物的反差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贫民富翁》的现代文化精神体现的是一种西方式的实存性与东方的传统精神的融合，德西迪里厄斯·奥班恩在《艺术的涵义》中写到“艺术中不能被解释或甚至不能完全描述的东西，就是作品的精神价值。”

《贫民富翁》中大型竞猜栏目“你想成为百万富翁吗”所安排的竞猜题目，反映的正是兴趣、日常简单而平静的生活、宗教、对未来的追求，体现出的个体生命因素，如血源、种族、性别、意志权利等，在影片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