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勇钢

刚刚在阳光下呈金黄色的土路,经雨水一打,全都成了黑泥汤。6个轮子的拖拉机陷在这半坡上,任凭十个人如何推搡,依然纹丝不动。车子不动,村长长寿的号子也不动,“1、2、3”,一直这么不停地喊。10分钟过去了,人们没有停止努力。30分钟过去了,人们还保持着奋力向前推的姿势。40分钟内,拖拉机只被推进了5米。长寿终于决定放弃了。他指挥村民将车厢底层的纸箱全搬下来,那里面装着面粉、食用油、汽水、方便面、饼干和糖,再把较轻的包裹装上去。我们4位游客和另2名村民被安排继续乘车,其余人则走路回家。他自己蹲在路边,守着一大堆纸箱,等待牦牛队来救援。

2009年7月23日,我们和藏族牧民一起搭乘拖拉机,经老熊沟,到达传说中各类生命和谐共处的“天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莫斯卡村牧民定居点。据了解,投资50亿元的“四川藏区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已于2009年1月启动,该计划力争到2012年结束该省藏民的游牧无定居生活。游牧时代即将过去。

放生的牧民

8月6日上午,我从莫斯卡徒步前往小庙子村,去找阿吉买褡裢。

金龙寺的藏经阁建在小庙子村,小庙子因此得名。小庙子村的行政名叫边耳乡牧业村,是建国后由莫斯卡人衍生出来的新村,人口很少。快到小庙子的时候,我见到潺潺的小河从青翠的森林穿过,很惊讶。曾用GPS手持机测量,金龙寺庭院中心的海拔是3970米。在平缓的下坡路上走了不过5公里,地貌就从高寒草甸过渡到了针叶林。这对于游客来说是一个福音。我不知阿吉家所在,但决定先参观小庙子。小喇嘛寺里房门紧闭,空无一人,杂草丛生。在走廊上看过几块佛经雕版后,我出门时幸运地撞见了阿吉,他请我到他家喝奶茶。原来阿吉就住在隔壁的小屋里,是小喇嘛寺的守门人,42岁,一脸络腮胡子,身材魁梧,眼神里却透着无限的柔情。

阿吉育有2子2女。小女儿才5岁,左腿小腿上肿起好大一个包。阿吉说,那个包越来越大、越来越硬,吃了点藏药,没用。问他为啥不赶紧送县医院治疗,他说没钱治。问他为啥不卖掉几头牛换钱。他说为了医他自己的病,那年把家里全部的17头牛都放生了。放生的牛是不能卖的,否则菩萨是要怪罪的。

放生的牛是不能卖、不能杀的。这风俗之前也听过,是我买盘羊头时捡到的知识。可能在莫斯卡人眼里,外地人的出现意味着土特产有了销路。先是一位穿紫袍的青年僧人问我买不买贝母。没几天,一位少年又问我买不买盘羊头,他刚在自家牧场附近捡了一个大的。盘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莫斯卡的高山上很常见,一群常有上百头。

7月31日晚,我到了那位少年家里,窗户正对着金龙寺的后墙。捡到盘羊头的少年名叫尼玛汪加,16岁,在康定县新都桥中学念初二。看过盘羊头,坐在床边,我和尼玛汪加聊起了天。他大哥坐在另一张床,一边搓着一件盘羊皮衣,一边默默地听着。那件盘羊皮衣据他说已经50多年了。尼玛汪加说,他想读完高中后考大学,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好,是全年级的第五名。今年参加全国藏文书法大赛还得了金奖。他说老师告诉他,得了这个金奖高考一定是要加分的,至少要加5分。这时,大哥噶尔冬忽然停止搓皮衣的动作,用藏语和弟弟争执起来。尼玛汪加说:大哥不同意他上大学,说家里没钱。我笑着说,你们家有60多头牛,一头只算3000元,卖6头牛就够你高中的全部学费了。尼玛汪加把我的话转译给大哥,一会低着嗓门告诉我:大哥说了,60多头里有40多头是放生牛,放生牛千万卖不得。他当初在菩萨面前发过誓,在他活着的时候,决不杀牛、卖牛。就算是普通牛,用它们的命去换钱来读书,也是不吉利的。牛就好像我们父母一样,它的奶可以做成酥油、奶渣和奶茶,这就足够生活了,为什么还要害他们的命呢。

莫斯卡村民在生活遇到极大困难时,常常会到寺庙里磕头许愿,并承诺放生多少头牛,放生数量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在金龙寺旁摆地摊的那位外地藏民对这风俗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阿坝县也要放生牦牛,放生都有个年限,2年、3年的。过了放生年限,牦牛就可卖可杀。不像这儿牦牛终身放生,数量又多。”

阿吉把家里全部的牛放生后,经人介绍到藏经阁看守院子。这样,全家5口人就有了2间房住。朋友送了他1只山羊,他就有了羊奶喝。阿吉家的放生牛寄养在亲戚家,他非常渴望有小牛出生。可是每年亲戚都告诉他,生出来的小牛都被狼吃了。阿吉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该怎么办,还有他患病的小女儿。

悬崖上的密修者

气喘吁吁劈完柴,准备生火做饭,却发现铁皮桶里的水快见底了。没办法,只好提两个塑料壶去河边舀。提着水,小心翼翼从石门槛上下来,抬头就瞧见一个浓眉大眼的老人朝我微笑。和他搭讪,得知他是金龙寺的铁棒喇嘛(管寺庙纪律的僧人),叫策华东周(音),就住我隔壁。我立即问他关于闭关密修的事情,因为存了一肚子的疑惑——什么是密宗修炼?

7月29日下午5点,房东家来了一位穿红袍的青年喇嘛和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他们是夫妻。女士只要不说话,就独自不停地小声念经。青年喇嘛名叫格桑汪加,脸孔俊朗,蓄着乌黑的小胡子,面相既威严又温和。格桑汪加说自己正在山岩下密修,马上要闭关了,他还很客气地邀请我去密修地玩。

策华东周接过我的话头说,密修是一件愉快的事。前年,他在寺庙后山的小院子里闭关了一年。金龙寺大部分老年僧人都曾经闭关密修过。闭关期间,不能出院门。只能见一个人,就是负责照料他生活的那位。每天早上5点,中午12点,下午5点,是用餐时间,也可以见那个唯一的人。策华东周说:闭关的时候好得很。每天想的都是好事情,每晚都会梦到菩萨,莲花生菩萨、观世音菩萨等。闭关结束了,回到村子里,每天是好事情要看到,坏事情也要看到。

8月2日上午9时,群山淹没于茫茫的白雾中,空气中飘荡着雨丝,我怀着朝圣的心情出发了。进入通往海子(当地的3个湖泊,从小到大、自高至低依次排列,之间有瀑布、小河相互连接。)的那条沟后,约走了3公里,就望见左边山顶上有个似鹰嘴的山崖,崖下隐约可见一幢平房,那应是密修者的家了。曲折上行约50米,就望见格桑汪加和他妻子站在柴门边朝着我们微笑。

进柴门后先入一个大棚,密修室在左手边。密修室很小巧,共2间房,约20平方米。外室是带火塘的厨房,过了厨房就进内室。内室稍大,铺着木地板,墙上挂着佛像,格桑汪加就在这密修。因为小屋紧贴崖壁,崖壁既充当内墙,又充当屋顶。推开密修室的小窗,平视是空荡的天空和远方的群山,俯瞰是绿色的山谷。坐在地上,斜睨窗外,人仿佛悬在空中,确有“空”的感受。厨房的石壁上挂着哈达,石壁呈赭黄色并泛着光泽,上面岩层重叠的痕迹很明显。格桑汪加指着石壁说,这就是“飞翔者”衣服的痕迹。

“飞翔者”是当地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据说,是金龙寺第一任活佛益喜多吉的大弟子日泽尼玛建造了这所密修室。第一任活佛于清朝道光初年从青海来到莫斯卡后(道光年号从1821年至1850年),他的大弟子就在这山崖下闭关密修。有一天,益喜多吉和大弟子站在山顶遥望四野。他忽然对大弟子说,“你从这里跳下去。”大弟子没有犹豫。就在飞身坠崖的一瞬间,披风化成了双翅,他像金雕一样在山谷里自由翱翔起来。

我羡慕地望着这一对神仙夫妻。他们很少对话,几乎总是用眼神在交流。我试着问格桑汪加,是怎么和拥青拉姆相识的。出人意料的是,他很坦荡地把两人的故事从头讲到尾。

2008年初夏,上师安尊卓巴仁波切(仁波切意思是如珍宝一样的人,是佛法成就者。)派格桑汪加去塔公草原,要他教那里的女孩子跳藏戏《志美更登》的舞蹈。那时,格桑汪加是道孚县让果(音)寺的堪布(相当于内地寺庙的主持方丈),任职已有3年。而拥青拉姆的身份是普通觉姆子(尼姑),刚从藏医学院毕业,正在寺庙的药店里站柜台。同在一个寺庙,格桑汪加踏入了药店,看见了拥青拉姆,于是不可抗拒的感情发生了。

当地的红教宁玛派宗派虽然允许普通僧人结婚,但寺庙的堪布却不能。为了爱情,格桑汪加不得不放弃堪布的地位,离开原寺庙,于当年9月和拥青拉姆一起来到莫斯卡村,开始共同生活及新的修炼。

对于丢失堪布的地位,格桑汪加还是感到非常的惋惜。他说:“因为结婚而丢失了地位,名誉就被毁了。即便还有格西的学位,今后也不能再讲学了。”在厨房的门框上,挂着一个塑封的代表证,上面写着“多智钦寺院经堂开讲典礼”,足见格桑汪加对教师地位的重视。多智钦寺是红教宁玛派主要道场之一,在青海省班玛县,下辖35座寺庙,格桑汪加曾在那里讲学。

“不过,虽然讲不了学了,在这里帮着妻子搞下药,帮下病人,也是好的。”格桑汪加迅速把话锋转了回来,眼神从迷离变为从容。

我后来得知,日琼活佛劝格桑汪加下山修炼,其实是为了让村民看病方便,因为拥青拉姆是莫斯卡村唯一的医生。

绿林气的活佛

7月29日晚9点,屋里黑乎乎的,电灯不亮,女房东说风、光能发电设备坏了。正在微弱的烛光下发呆,突然日琼活佛进来了,说来看看我们。立即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他可是这儿最大的人物。

日琼用不熟练的汉语和我聊开了。金龙寺大约是公元1842建造的。寺庙里存着一根老木梁,上面有“大清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匠工建造”等几个字的墨迹。建寺时,就修了现在这个四方形的围墙。有了寺庙和围墙,少数牧民们开始陆续在墙内建房,方便在冬季安置老弱病残。这就形成了寺庙旁最老的一圈住房,日琼和我都住在这个圈上。

金龙寺共有3任活佛。第一任是青海来的喇嘛益喜多吉,第二任为班马吴周多吉。第三任活佛就是日琼,生于1943年。1958年藏区民主改革以前,莫斯卡境内的一切生命都得到爱护,包括旱獭。1966年后的“破四旧”运动中,佛殿做了公社仓库,僧人被遣散,寺庙失去了对牧民的约束力。60年代食品短缺,山下的嘉绒人和汉族干部常来打猎,寺庙附近的旱獭都被吃光了。直至80年代初,政府恢复了日琼的活佛身份。日琼开始主持金龙寺,还当选了莫斯卡的村长。日琼介入社区事务的管理后,爱护野生动物的传统也得到了恢复。老人们每天在拜佛转经之余,常会提着布袋,用糌粑喂旱獭。1999年,在日琼的推动下,莫斯卡村成立了省级自然保护区。

日琼年轻时是个直性子,爱论理,敢打架。“四清运动”(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时,有人冤枉他拿了“五保户”的东西。“乡干部逼他做检讨,他拒绝,还和干部打将起来。3组的村民们老是不和,大队考虑到日琼的性格特点,就派他去做组长。日琼上任后,3组的牧业年年增产,酥油产量从年2000多斤增长到3000多斤。不过,他的暴脾气一点没改,谁出工偷奸耍滑,他就开骂。80年代,日琼先后任县佛协副主席、主席、县政协副主席。有了地位,他搞管理的想象力得到空前发挥。

有一次,丹巴县政府几名干部到莫斯卡打盘羊,被巡山的金川县阿科里乡的牧民抓到,捆绑起来。县上要求放人,日琼不干,说:以前我们犯错,你们干部整我们。现在你们干部犯错了,我们照样收拾。为解救这几名干部,金川、丹巴两县甚至准备出动武警。一位县公安局的干部还告日琼想搞“藏独”。日琼回话说,派武警来可以,但我会把步枪送到省军区,让他们查一下枪的来源。这句话捅到了县上的软肋,原来这枪是从县武装部私借出来的,出警计划因此取消。被羞辱、痛打一番后,几名干部被放下了山。事件的性质很快得到澄清,丹巴县公安局送了一辆旧丰田越野车给日琼活佛,以此赔礼道歉。

有一个日琼活佛无私的证据,不仅每一位游客都看得到,而且每天得用,就是厕所。现在的游客也许会抱怨厕所没门、没屋顶,不过他们一定得知道,这可是莫斯卡历史上的第一个厕所,是日琼活佛卖了房子盖的。2005年后,来莫斯卡的游客开始增多,每年都有上百人。牛场上的人是从来不用厕所的,但游客的抱怨传到了日琼耳中。2006年,他把自家的2间房卖了,换来一大堆木板,在围墙外的四方各修4个厕所。眼下,日琼只剩1间住房。他说那是第一任活佛住过的,比金龙寺的历史还要久,必须保留。

为路颠狂

放牛时穿上藏袍,念经时穿上袈裟。每位认识藏文的村民都可以披上红褐色的袈裟,成为金龙寺的扎巴,照样娶妻生子。这是藏传佛教红教宁玛派的习俗。宗教与世俗的力量,在莫斯卡村融合得如此完美,协力创造着这里美丽的人文。不过在某个时间点,以人作为托架的生命天平,也许会略微向某方倾斜。比如现在,2009年的夏季,村民们仿佛更加关心物质世界,随处可见躁动的热情。

日琼活佛在祈福会上发了脾气,原因之一就是这次来念经的扎巴变少了。全村570多人,共有160多位喇嘛或扎巴。2008年夏来了130多人念经,今年只来了60多人。因处理修房子的事,42岁的桑依早上念经迟到了,被活佛打了一个大嘴巴。桑依现在笑着说,该打,不过迟到也是没办法。

不仅念经的少了,看藏戏的观众也少了。一个边和朋友聊天、边瞅藏戏的青年说,每年都是这些内容,也没啥好看的。

与念经相比,村民们似乎更热衷修房子。站在寺庙背后的山坡上朝定居点望去,只看见一片银灰色的“鱼鳞”,几乎没有间隙。像“鱼鳞”的是屋顶的“瓦”,用老熊沟垭口的片石做成的。房屋的样式还是大清朝的,可数量确是这些年增长起来的。

上世纪80年代前,莫斯卡的定居点还是百年前的样子,以金龙寺为中心,两圈房,一圈墙。此后,零星的房屋陆续建成。2005年以后,定居点进入快速建房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白马丹增掰着手指头说,去年建了9栋,今年在建的有6栋,前年大概13栋。围墙内已经住了70户人,再没有空地建房了。还有50多户人没房子,住在帐篷里。村委会已在小河对面用矮墙圈了一块地,今后的房都建在那里边。

2005年7月16日,莫斯卡村杀了两头牦牛,庆祝公路通车。为了修通这28公里的土路,莫斯卡人足足奋斗了4年多。

公路的修通,让莫斯卡人对外界物质的需求欲罢不能。以前160多斤牦牛毛织一顶帐篷,就有了家。过去光靠牦牛从山下往上运物资,一匹牦牛只能驼100斤,牦牛队上山到莫斯卡村得3天。牦牛可以供给牧民一切生活所需,金龙寺指引着他们精神的方向,人容易满足。现在有公路了,一切都变了。没房的想房了,有房的想家具、想电器,想拥有山下人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医疗和教育。路使人渴望物质,对物质的渴望又使人更渴望路。这种渴望发展到2009年2月,终于演变成一场村民与县政府之间的博弈。村民强烈要求政府重建一条公路,线路改走磨子沟。 “县上说磨子沟公路7月1日就动工,现在都8月了,也没见个响动,村民们都盼着呢。”

8月11日上午8点15分,我们4位游客从磨子沟徒步下山,全线47公里,于当晚8点30分到达县级公路边。这条路穿过原始森林,是莫斯卡村牦牛驼货的道,一般冬季才使用。沿河而下,地势平缓,百花争艳,森林茂密。这一路,绝无人烟,过了数不清的断桥和悬崖,脚走起了泡,疼痛难忍。于是想,莫斯卡村民的公路梦,何年才能圆呐。

(特别鸣谢安多藏语翻译董周措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