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之外,还缺什么?

本期封面卷首语行文略显玩世不恭,对于娱乐化题材,多半人的笔触多半如此,似乎冷峻而抽离,却又无法置身事外。

据说,《风声》是第一部国产谍战大片,它在商业行销和包装推广方面的成功,竟被视为是中国谍战影片的“第三次浪潮”。

除了《建国大业》之外,2009年中国大陆的影视作品中,间谍和反间谍作品俯拾皆是,从《潜伏》到《风声》就是一条清晰可见的路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 007都能够大行其道,“很黄,很暴力”,内容为王,情节取胜,悬念是必须的。所谓的“信念、情怀”,在商业大片的媒体炒作过程中,似乎变得有些虚幻而不够真实。演员进入角色之后展现的“职业道德、工具理性”远比信念、情怀要来得重要。

对间谍职业以及一些相关的历史事实说了公道话,则是本期封面的弦外之音。

杨锦麟(凤凰卫视)

信仰的破坏力

好久没有感到这样的震撼了。《风声》应该是关于信念的故事。为了强调敌对的恐怖高压气氛,导演设计了各种不同的暴力场景。坐在第二排的我,在恐怖低音层层递进的音效下,前大半段大都是处于用手遮住眼睛的戒备状态,都有些想离场了。

接近尾声时,晓梦为理想而死。我忽然有些感动,感动于她的眼神,“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这是由多么强大的信仰支撑的灵魂啊。

在走出电影院时,我又忽然想到,这里死得最冤的是白小年,因为他单纯和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的死也没有换来太多观众的同情。这是现实世界,人们喜欢宏大叙事和壮阔史实,没有小人物的墓志铭。

金生火因胆怯而死,李宁玉为爱情而献身,吴志国和晓梦为信仰而死。这些人物是不是太单纯,太平面了。每一个选择都有一定合理的解释,何况选择以生命为代价呢?这点在人物塑造上稍显不足。也不由感叹:信仰的破坏力太大了,让每个与之关联的人受伤。我们能否找到更好的办法呢?

张玉(广州)

且听风吟

历史就像一个轮回,每当要遗忘的时候,总有一些东西会来刺激一下我们不能忘却的神经。《风声》首先是一部好看的电影,除了有紧凑的情节和叙事风格之外,最大的魅力来源于表达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勇敢和信仰。

《风声》在悬念设置上倒是和小说一致,和云山雾罩的剧中人所掌握的信息差不多,直到剧中的“老鬼”亲口承认自己的身份,依旧有着身陷迷局的感觉。整个故事几乎没有什么冷场,都是被紧凑的剧情随时推进,一直都在思考着谁是真正的“老鬼”。最灿烂的人,必定是最凄惨的人。表面上看起来种种行为都符合疑点的人,往往是被利用的人,或说是无辜的人。最不可能的人,往往是最终定胜负的人。最希奇古怪的人,往往不是谋划者,只是因为枪打出头鸟,误了卿卿性命。

蒋政(南京)

记者眼

接见不接待

在陕西凤翔采访血铅中毒事件时,某天晚上,我到县医院的病房采访病人。值班的护士得知我的身份后,表情惊恐地告诉我,需得到医院有关部门批准才行。病人争先恐后地跟我说话,我们就在病房里关起门来聊。不久,一位医院人员将我叫出去,然后联系了一位院长,让我去见他。

我在院子里见到了这位院长,还有其他人,包括保安。院长满脸不高兴地说,不能让我进医院病房,为的是防止甲型H1N1流感。不过医院病房里,各种人等进进出出,没有人受到阻拦检查。

我问院长,我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看望病人总可以吧?院长说,家属可以去看望。我说,刚才病人和家属都同意我去看他们啊。院长说,还得医院同意,上面有指示。

上面有指示——这句话听起来好熟悉。例如,在北京坐地铁,常会听到带着不耐烦口气的男声从广播里传来:奉上级指示,本次列车在某某站通过不停车。诸如对乘客表示歉意的话是欠奉的,一付“已经告诉你了,爱坐不坐”的腔调。

在凤翔这座医院的这位刘院长这里,上级的指示似乎才是他需要关心的,上级满意比病人满意重要得多了。

我被要求第二天去医院办公室填一张申请表,然后再视采访内容决定是否批准。

我问,到办公室找谁呢?有人指着我旁边一位工作人员说,找他就可以了。可是,院长和办公室负责人都在这,现在为什么不能决定呢?那位工作人员说,现在下班了,我们总不可能24小时都接待吧。

我觉得更好笑了,都下班了,见到个记者来都这么主动神速地赶来接见一番,然后是接见不接待。

我被“请”出了医院大门。再给一位病人的亲人打了电话,不久,几十位病人和家属从医院里走了出来。我们就这样坐在马路边的路灯下聊了起来,直到夜深。他们说有很多话想说,只是有些人不让他们说。

本刊记者 卫毅

国庆日的小村庄

国庆那天,我在农村老家田里劳作,许久没有下地干活了,皮肤被晒黑褪了层皮。农人们也都在干活:摘花生、晒玉米、碾黄豆……没人舍得闲着——地里庄稼不摆弄,会耽误下一季种小麦。

春华妈说,附近修路,找不到年轻人,只好将村里几个近70岁的老头招了去,每小时5元,据说一天可以挣60,但可惜干不长。

玲英娘接过话茬,为了那60块钱,他们家老头子快累坏了,不让去偏要去,地里的活都顾不上了。

……

没人谈论国庆——这个在国家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节日,在豫东南的小村庄,似乎被遗忘了。“建国60周年”这样的命题,没有人提起。这和电视上报道各地都在喜迎国庆略微不同。

农人们感知到的是:村里人越来越少了——鼎盛时期,我们村有200多口人,十多年来,外出打工的浪潮使得常住人口锐减到四五十,还大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以至有人戏言,“死个人,连找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

土地也很少有人愿意种了。前几年,农忙时节还有打工的从外地奔回来收拾庄稼,现在,几乎没人回了——经济账都会算,来回的路费,远比田地里那点庄稼值钱。最关键的是,人心不在土地上了——和打工的收入比起来,种地可以忽略不计。

“多少年了,什么都在涨价,唯独种地没变化,现在,加上每亩的补贴100块(国家补贴),碰上老天爷不开眼,还是要亏钱!”玲英娘的话,把一帮人都说沉默了。可惜,这帮农村留守人群的声音,没人注意。

本刊记者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