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磐石

据初步统计,从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有2000多名作家被判刑、流放、劳改和处决。法捷耶夫主持作家协会,常违心地参加斯大林的“大合唱”。他愧疚日增,且心理承受力达到极限,终于在1956年开枪自杀。

2009年《同舟共进》第2期刊登了盛禹九的文章《真实的“保尔·柯察金”》,详细地介绍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自传性作品如何被篡改。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前沉痛地说:“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同许多读者一样,这句话也使我感到震撼、共鸣。任仲夷同志是上世纪即投身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老革命家,他在晚年向几位老同志说:我们年轻时候便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遗言说出了我们引以为憾的心曲。

加林娜揭露的篡改情况很重要,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当年苏联政权在文学领域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总是另眼相看,加以排斥,甚至打击。

【谁在主持修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最近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在这方面,著名的俄文教授蓝英年同志发表的文章就提出了许多珍贵证据。1989年蓝英年曾到苏联讲学,1994年至1995年他又去了海参崴等地,那里的许多人已经敢讲真话了,有不少苏联档案资料陆续解密。蓝英年想方设法看了不少,了解到苏联官方原来肯定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许多真实情况。他在《镜子中的历史》一文中指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确如有的同志说的,是图解斯大林政治路线的作品,它扼杀人性,要求大家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政治目的。此书所刻画的“保尔”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原稿所写的大有区别,原稿中的“保尔”是为乌克兰人民利益而参军奋战的,当时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赫诺和班杰打德国人很勇敢,“保尔”是支持他们的。但当时竭力压制兄弟民族,搞“大国沙文主义”的斯大林是不允许文学作品有“保尔”这样维护本民族应有权利的英雄人物出现的,故必须大加改写。

蓝英年在作品中还曾提到,当时斯大林控制苏联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苏联作家协会,而作协主席是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曾写信给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这样写不行,有几个问题需要修改,不要搞民族主义。”对法捷耶夫遵照斯大林意旨所作的指示,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不敢不听的。他重新写了,但他原有的思想感情还是流露了出来,于是负责出版该书的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编辑又作了大的删改、加工。

法捷耶夫“有自尊心,有才华,后来地位变了,便对作家同行不太好。他不得不充当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教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苏联的大文学家爱伦堡就有比喻说,法捷耶夫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元帅与士兵”的关系。法捷耶夫自己也说,他一生最敬爱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妈妈,一个是斯大林。他一生最怕的也是这两个人。听话的法捷耶夫深得斯大林的宠信、重用,斯大林总是尽量想办法提高法捷耶夫的国际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同志有亲身感受。

我还记得,60年前,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斯大林首次派团来祝贺的是苏联文化代表团,这是当时唯一来中国参加开国大典的代表团。而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就是法捷耶夫,副团长是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苏联代表团乘专列到达北京前门车站时,前去迎接的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高级领导人。举行开国盛典时,法捷耶夫与西蒙诺夫还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我国重要领导人一起观礼、阅兵。随后代表团还去了上海。我当时在上海工作,参加了市政府举行的隆重的欢迎会。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登台和大家见面并讲话,全场掌声雷动。那天,他们带来的苏联第一流歌舞团的演出也很精彩,得到了中国观众的称赞。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写作内幕】

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还年轻,都是苏联文学的爱好者,读过不少描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很赞佩苏联建设成绩的辉煌。但后来才得知,我们年轻时热爱的苏联文学作品中,不乏弄虚作假者。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讲的是铺设输油管道,原计划3年完成,但一年就完成了。当初读这本书,都认为它很好地表现了苏联工人、工程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但据解密档案材料披露,铺设输油管道的其实都是劳改犯。3年才能完成的工程,压缩到一年之内,累死了很多人。这本小说的作者原来也是劳改犯,因言论问题被判刑3年,后来此书得了1948年斯大林文学奖,作者也因此当上了作协书记。

凡是到过莫斯科的人都赞叹莫斯科地铁工程的宏大壮丽,但解密的档案资料告诉我们,地铁工程的建设也全是由劳改犯担负的,连地铁的设计师都是被冤枉的劳改犯。这些“反革命分子”白天黑夜都得干活,完不成就枪毙。

我们现在了解到斯大林强行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是失败的。苏联的粮食产量在农业集体化后,始终赶不上十月革命以前。蓝英年说:“俄国人在饭后都有唱歌的习惯。有一次聚会,大家唱的都是根据伊萨科夫斯基歌词谱写的有关农村的歌曲,如《喀秋莎》等,唱了十几首,“回顾一下,竟没有歌颂集体农庄的。《喀秋莎》歌词中有:‘喀秋莎走在峻峭的岸上,这些歌词很动人,却是在歌颂大自然,歌颂大地和人们之间的美好感情而根本不提集体农庄。”当时,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粗粗看来,似乎是在宣扬农业集体化,但蓝英年说,肖洛霍夫写作技巧很高明,他写的是几个教条主义狂热分子领导一群“二流子清算种田能手,他把小说的‘正面人物写得非常令人讨厌,而‘反面人物倒挺真实,有可爱之处”。我们如果细致地研究,也会觉察出它并不是在吹捧苏联农业集体化。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这是被称为苏联“第二国歌”的《祖国进行曲》。但从解密的历史档案看,在斯大林专制的苏联,人们哪能自由呼吸?统治者对人民怎能以“同志”平等相待?

【法捷耶夫自杀的悲剧】

谈到这里,还要回头讲讲法捷耶夫后来的遭遇。

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法捷耶夫所写的小说《青年近卫军》是描述爱国的苏联青年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抗击德寇的,却也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后来法捷耶夫昧着良心作了修改,改成党组织是如何领导这些青年在德军占领区同德寇战斗的。他对人说,这本书改得不成样子。法捷耶夫是懂文学的,却不得不执行违背文学规律的错误政策。他不同意斯大林对许多作家的指控,但又不能不照办,因而内心很矛盾,很痛苦,只得经常借酒浇愁。

又有解密资料说,据初步统计,从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有2000多名作家被判刑、流放、劳改和处决。法捷耶夫主持作家协会,常违心地参加斯大林的“大合唱”。他本性是反对文学成为粉饰现实生活的“御用工具”的,愧疚日增。斯大林死了,他一度振奋过,希望党能改善对文学的领导,曾数次上书苏联最高领导层。但我国的回忆文章显示,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接着陆定一也在怀仁堂发表关于双百方针的讲话。赫鲁晓夫对这一主张却有反感,曾指示苏联报刊不许报道这方面的内容。那段时间,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也两次对我们的“双百方针”表达不满。看来,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斯大林的肃反等问题,但苏联的这些领导人不愿彻底改弦更张,不愿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文学创作)的控制。这样自然对法捷耶夫改善文学的领导的建议视若无睹,再加上人们把斯大林在文学领域的许多罪过都加在法捷耶夫身上,他的心理承受力达到极限,终于在1956年5月13日开枪自杀。

法捷耶夫的自杀,可以说是对斯大林专制主义的一种抗议。

新中国建立以后,曾一度实行“一边倒”的国策,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领域学习苏联,尽量搬用苏联模式,这使我国深受其苦。“文革”以后,在邓小平等同志的领导下,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推行了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越走越好,但模仿苏联的惨痛教训不应忘记,认真改革政治和文化体制的任务不应忘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原副总编辑、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