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与蓝

离五点还差5分钟。

走廊的拐角处，下午的光线从蒙了薄薄一层尘埃的巨大落地玻璃门上投进来，在对面的灰墙上映出放大了几十倍的灰尘影像。出门向右，小跑步穿越黄杨花园，到宿舍楼大门口只用了3分钟。为了节省时间我走了捷径，一条很少有人进入的长满刺耳草的花园小路，并被路边丛生的植物钩破了袜子。我抱着包，几乎是跳着跑上五楼楼顶。像过去两年中的任何一天，无论当时在干什么，无论和谁在一起，一到下午五点，我就即刻向宿舍楼奔去。为了不使反常显得反常，我总得寻找些理由。就像方才，我明确地给予P社团成员们一个忙碌的背影，带着鲜明的暗示向宿舍楼奔去，并在五点整气喘吁吁地站在了楼顶。

透过楼顶锈迹斑驳的铁丝架朝下张望，整个S学院成了棋盘格子。类似小时候玩的华容道，或是现在流行的停车位之类的益智游戏棋。这种细密错综又灵活多变的布局后来我没再见过。也许规划者最初的意愿是在此兴建一座游乐场?但其实没有比最终成为一个大学的分校更为合适的了。一个叫人终日情绪松弛得毫无缘由的地方，触目皆是没开垦的泥地，人丁稀少，伙食充裕。空空荡荡的教学楼矗立无言，油漆味混杂灰尘味道，新而且旧。植物初初长成，又因缺乏养护蔫黄倒地。零零星星的萧瑟的绿，花草树叶之类，蛮荒得不讲道理。

如果G看见我在顶楼，与这灰突突的校园相映成趣，他会怎么说?假如他从东面围墙的侧门进来，手拿茶杯，胳肢窝夹份讲义，门太窄，他忍不住用力推，讲义从胳肢窝里掉下来，他蹲下去捡，屁股被后面进来的人重重踢了一脚，哗啦，茶杯碎了……那样的话，我是不是该笑出声来。假如他看见我在楼顶，又看见我笑了——那真不凑巧——但是假如，总得考虑万一，假如他看见了，会怎么说?事到如今我得承认对应急事件考虑不够周全。宿舍楼正对东侧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实，我也不能阻止G频繁进出东侧门。假如我坚持继续站在楼顶俯瞰，被发现是迟早的事。“纯粹自找的。”假如有那么一天，最坏的结果是被G提溜着脖领子从五楼拽到底楼，扔去管宿舍的大妈那儿，围观者一定这么说。

但G还没来。我站在粗细不一的水管中央，眼前是浸在污水里的半腐烂的纸团、布片、散架的泡沫塑料盒子、一次性筷子、没人捡的内衣内裤。干或者湿，半干不湿，各种颜色。不同的人面对这番景象会有不同的说法：脏得要命，恶心得要死；或是，像一个还没过完就知道结局的人生——真是悲观又煽情。

一只猫不知从哪里走过来，先用右爪试探一下，然后慢悠悠地踮脚走上突起的水泥外围。可能它看见了我，也可能压根就没瞧见。我用门齿在下唇上嘬了几下，它没理睬。它存在于我的世界。而对它来说我是不存在的。同理，G并没有从东面围墙的侧门进来，没有看见我，没有把我拖到管宿舍的大妈那儿，但我知道G的存在。G的存在只对我成立，我对他则不。在事物并非互相存在的S学院1号宿舍楼及至东面围墙侧门的广大空间里，我持续作鸟瞰状，直到远处食堂清晰地飘来咖喱土豆的味道。

P社团每晚六点在学生食堂二楼聚餐，团长将签到本递给第一个，按顺序过完一个圈，再回到他手里。我有时是他们中的一个，有时不是。他们有时讨论重要的事，诸如即将排演的新剧，有时随便说些什么。但我并非时时都有好心情。他们中的几个看我坐下，彼此交换眼神，用手指比划暗语。团长坐在光线明亮的位置，朝我抬了抬下巴，我扭头看别处，一只天牛沿墙根爬进来，停在剥落的墙皮形成的小浅坑里。

团长说：“无论如何，剧本要在下周末前出来。”

“演出经费还没着落呢。”P1说，“还有演出的场地。”

“这些都不是问题。”

要在漆黑的夜里绕过长满仙人掌的花坛，潜入文科楼排演厅，打开所有的灯并做到无人知晓，感情充沛地大段背诵台词，奔跑，爬行，躲闪，追逐……制作坚硬的布景和道具便于击打和抛掷。可以想像为了超越前一次的疯狂演员们将不时进发更新鲜古怪的念头。

“当我站在拿破伦的镜子前，你们猜，我看见了什么!”

“闭嘴!”

“起来吧!让我们冲出去!”

“……不!圣·凡爱罗·桑奇奥多拒绝吃路边摊!”

并列超过三个感叹号就失去了强调的作用，自始至终他们都叫嚷着，冲撞着，撕扯和僵持，最后一句台词说完，人人一身汗。嗯。成员们议论纷纷，认为很好，非此不能超越以往。据说不少人改造了皮鞋，敲了坚实的金属后掌，以便能在木头地板上发出大动静。听，就是这样敲的。有人起头，敲击声接踵而来，劈里啪啦劈里啪啦，轰隆隆，咣当咣当。宽大的男式后掌声音沉闷钝重，尖细的高跟鞋后跟细碎脆弱。没有节奏，P社团即兴表演不需要节奏。我撑着头，一言不发地吃晚饭，还剩下几口，用勺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拨拉。

“你怎么不说话?”团长问。

P3推推我，“嗨，问你哪!”

我茫然，刚才说到哪儿了?

唔，我的确心不在焉。有好些事像剪下的碎头发似的撮在心里。但我终于学会了忍耐，出于集体的利益，在别人觉察前我会把油然而生并异峰突起的消极情绪慢慢消化殆尽。为了不使人扫兴我尽可能轻声慢步、小声吃饭、不知道说什么就紧紧闭嘴——多少算是一种进步。两年前，我时常为了应不应该继续这愚蠢的学业而恼恨不已。某天晚上，我坐在s学院黑暗空阔的大门前勒令自己必须在进入和离开之间痛下了断。那时候，C走过来，在远处路灯圆形光环覆盖的最微弱的边沿，他用明显的善意表情对着我小声说了一句话。我吓了一跳，看见G夹着讲义离去。瞬间之前他的和颜悦色令我不得不好奇他到底说了什么。距离我不远处站着几个看起来同样疲惫的学生，我还想问他刚才的话是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但我被行李包挡了一下，差点摔了，不然就能追上他。后来我终于拖着行李包泪眼婆娑地进了校门，在陌生环境里等待想像中的适应障碍或场所恐怖症。在逐渐熟悉s学院各个角落的同时我积累着熟人名录，出乎意料地拥有了若干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预设的心理疾患并没有出现。我到处打听C的境况，但P社团不相信我见过G。根据描述判断，我遇见的是拥有S学院唯一一个地下室钥匙的人，除了上课，这人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更不可能出现在黑漆漆的校门口。

难怪他走路时有哗啷哗啷的声音。他到底说了什么?习惯喝茶的人嘴里的潮湿温暖的气体，粘在鼻子上、脸颊上，很久之后依然闻到那股茶叶末子味。他为什么会在大门口出现不走东侧门呢?无须答案，总之必然是某个细节影响了他。我感谢这个(些)细节，虽然也可称之为疏忽。常规的、宏大的生活并不能带给我们什么，常常是微不足道的事带来转折。比方说，当我走出食堂，满怀心事地走在S学院由碎石块铺成的小道上，正向大门走去，呼机震动，跑去电话亭回复，P团长说：“剧本尽快，别忘了。”

我忽然想到有很多事没做：剧本写了一半，衣服没有洗，晚饭没吃饱，有几个不情愿但非打不可的电话，宿舍值日，教室打扫，一张交响音乐会的末等票夹在笔记本里，时间是第二天晚八点。我没有像样的礼

服。

绵延的情绪戛然而止，无聊得像大病初愈。学院大门在距离我二三十米远的正前方。新装的路灯四五盏同时亮着，门口那片空地有如亮得发白的舞台，有不切实际的绝隔感。我忽然不想再去，回头朝宿舍楼走。有人说日常琐碎折磨人类想像力，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走向死亡的过程。说这话的人当时手提单簧管站在巨大的树阴底下，24岁的脸上流露出他理想中过来人式的无奈表情。当我再次想到他时满心不快活。我想，无论如何得为刚才的失常找点理由，比方说跑去大门口也许是想见到G，P团长说G几乎不会出现在大门口，但这并不绝对不是么。我们需要地下室排演新戏。我们需要G的钥匙。

在S学院，G是唯一一个不避讳谈论地下室的人。一些知情人士说，他甚至允许学生们在他课上大声讨论。G不用“地下室”称呼地下室，他认为作为一个正常的空间，无论在地面或是地下都不应被视为某类特殊场所而予以异样关注。他总说，你们脚底那块地方。学生非常兴奋，虽然那块地方曾经容纳过什么，以后将被改造成什么或维持原状，他们一无所知。但这不能阻挡他们的想像——黄褐色的墙皮顺着水印剥落，空问狭小到仅供两人蜷身进入。假如其中一个想舒展双腿，另一个则必须坐在他(她)身上；或者一个翘起屁股，另一个平躺在地与其面对面并用双腿紧紧夹住其臀部。作为一个类球体他们必须不发出任何声音。有人画了张平面图向G高高举起以求验证。C平静地走来走去，好像看不见他们。于是促狭的笑声越发响亮，学生互相推推搡搡，说些粗鄙的暗示。钥匙在G的大衣下哗啷哗啷作响。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懂得欣赏一个胖老师，但也许他乐意看见他们痛快的样子。P团长一度丧失了信心，以为G喜欢品位低俗的有趣青年。很显然整个P社团找不出一个好玩的人，也没人具备足以说服他拿出钥匙的伶牙俐齿。但新戏还是要演的，我得承认并非没有动过色诱他的念头。

然而即便时间紧迫，第二天晚上七点半，我还是来到距离S学院4站路之遥的音乐厅欣赏一台本市交响乐团的常规音乐会。离开场还有半小时，两三个票贩子斜倚在仿巴洛克风格的水泥立柱上闲聊。我径直走到门口，头也不抬，拿出兜里捏得皱巴巴的门票，递给只能看见一双皮鞋尖头的工作人员。我感到她有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向黑洞洞的大厅里走，撕票的毫不客气地叫我回去，把票根朝我手心一塞，空气瞬间变得阴凉。我看见厚厚的隔音墙的四个角上，光屁股的石膏小天使各执一种乐器作弹奏状。舞台上曲谱架排列整齐，巨大的竖琴正被人指挥着抬到舞台左侧。一个普通的演出日，例行的勃拉姆斯、莫扎特和柴可夫斯基。靠近大门口的甬道边有个红漆的木头架子，插着近期的演出安排和曲目单，粉红粉绿，就是以前用来包桃酥的那种纸张。我在倒数第二排靠走廊处找到了我的位子，座椅下的金属转轴沉闷地嘎吱一声，抬起腰小心地换个坐姿，又是嘎吱一声。我不再动，故作平静地靠在座椅上，克制自己不朝那年深日久的红色丝绒帷幕后张望。隐约有乐器试音，断断续续，不成调子。偶尔夹杂一两声管乐，听不清是单簧管还是小号。听众陆续到场，末等席听者寥寥。广播开始提醒听众关闭寻呼机和手机，先是中文，再是英文，停顿一分钟，再说一遍。反复三次。到八点，吊灯依次熄灭。最后两盏灯暗淡的同时，我看见前排有一个高佻的人影正朝我摆手。舞台灯亮，演奏员整齐地暴露在观众面前，指挥上台，观众鼓掌。我想起了，那人影是S学院的D副教授，教我们现代汉语。

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单簧管只在开头呜咽了几声便退隐了。小提琴们一如既往地慷慨，调子熟透了，叫人想起看电影前放的科教片。D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当然她总比我更有理由。据说她和C关系不错。自打觊觎G的钥匙之后面对D我总有点紧张。据说睁大眼睛看一个曾经好看的女人，从她的皱纹里掘出一点点不甘心，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的袒露着年轻的愚昧是极好的恭维。但这和G毫无瓜葛呀。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相识具体化为一根一米长的线，那么联结任意两个陌生人之间关系的最短路径不会比织一件毛衣用的线更长。舞台上灯光明亮，演奏员们一身黑色，面目模糊。单簧管隐藏在小提琴和中提琴的罅隙中，随节奏惊鸿一瞥。一曲结束，从帷幕后伸出一双手带领鼓掌，观众的掌声跟随其后。第二支曲子开始了。

中场休息时D给了我一把牛皮糖，说是她先生从扬州带的。她没有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我被大鼓敲得头痛，曲子停了耳朵还嗡嗡作响。牛皮糖在手心里渐渐发软，隔着透明包装纸能感觉到一粒粒芝麻的突起。也不知道该不该吃。犹豫了一会儿，我把牛皮糖塞进裤兜，旋律由中庸的速度改为如歌的行板。接着是不太快的快板和不太慢的慢板，一直等到不太慢的慢板变成很慢的慢板，和我隔一条走廊的另一位末等席听众已经呼呼大睡。我筛糠似的抖腿，插在裤兜里的右手把掌心里的牛皮糖捏成了糖稀。在一片混乱中捱到演出结束，在疏落的散场人群里我差点忘记鼓掌。其实鼓掌并不重要，但我想，既然来了。

我在音乐厅后门等到了单簧管演奏员。他和一群换上便服的同事走出来，单簧管装进了盒子背在肩上，远看像个剑客，近看，脸隐藏在梧桐树枝干的影子里看不真切。我叫他的名字，他吃了一惊，“你怎么来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被称为我男朋友的人，鼻梁太高以至于眼睛总是陷入阴影，其余五官同普通人无异。我总不能清楚地记起他的长相。

“你自己买了票进来的?”他瞪着眼睛问。

我点点头。

“你怎么这么傻，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领你进去，一分钱都不用花。”

我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演奏员推出自行车，送我去车站。我故意走慢些，相差半米，刚好看见他的三分之一侧面。也没什么可聊的。我摸到了裤兜里的牛皮糖。

我把糖拿出来，剥开一粒，放进嘴里。又拿了一粒，问他要不要。他几乎没看就摇了摇头。在预料之中，我非常自然地把兜里的糖全部吃光，车站也到了。演奏员陪我站了一会儿，直到远处一辆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

演奏员说：“我可能要辞职了，打算去美国。”

我“哦”了一声，盯着即将靠站的公共汽车。

“可能以后就要忙了，没什么时间见面了。”

“嗯。”

“那你……”他扶着自行车，眼睛看着前轮。也许。我看不见他的脸。

腰际刷着橘黄色漆线的公共汽车停在距离我三米左右的地方。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少女飞快地在她的同伴脸颊轻轻一吻。两辆满载翠绿色空雪碧瓶的黄鱼车慢慢驶过候车的人群，一阵小骚动，被阻碍了上车的人们不满地嘀咕着，依旧手脚不停地涌向打开的车门……接下来的场景就是我站在空荡荡的只开了盏白炽灯的地下室门口，眼前是兴高采烈地摇晃着钥匙的P团长，我被欢乐的P社团团员拖进了地下室，P团长说：“钥匙拿到了!”

我并不问钥匙哪儿来的。地下室没有想像中的潮湿，甚至可以说是干燥洁净。P社团团员们疯闹了一会儿，想到快熄灯就一窝蜂散了。回到宿舍，我打开手电筒继续写剧本。深夜的局促感与胃部的不适持续挤压

着我为数不多的清醒，后来甚至分不清是在梦里写还是依旧醒着。

第二天我肿着眼去上D的课，趴着睡着了。同学说D看见我在睡觉，但她没有任何恼怒的神色。我下意识伸手进裤兜，摸到几张黏糊糊的糖纸，心想，原来都是真的。

整整一周，我每天泡在宿舍写剧本，下午五点准时跑上五楼眺望。依旧不见G，倒是有些新鲜事物冒出来，比方说操场东面的一大块荒地已经被挖成一个水池的雏形，等砌上护栏、种上冬青，那里就将成为晚间的神秘之所；实验楼即将竣工。大批的动物骨骼(包括人类的)将被一一展示。新招收的护理专业的学生将在那里接受最基本的解剖训练——不是因为具体事物本身。不确定因素比毫无想像空间的事实更有魅力，尤其是当事物在不断被猜测和修正中失去本来面目，一个到处是工地的充满变数的学校必然衍生出另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虚幻处所。后者只存在于我们的想像中，在假设里以各种隐秘形式出现。随着学校的基建进展，我略带欣慰地看见一个如同预期那样庞杂的小世界在眼前展开，又担心也许等不了那天我就要毕业了。

现在来说说我们的新戏吧，情节并不复杂：一群毕业后工作了若干时日的年轻人相约重聚，到郊外踏青，因为迷路走进一幢无人看管的小楼休息。大家先是各自吹嘘自己的现状，互相揭短；在度过了一天一夜没有食物的窘境之后，又纷纷敞开心扉。而后小楼的女主人回家，她善意地取笑了年轻人们的软弱和虚伪，又给予他们忠告。结尾，年轻人们在女主人的指引下找到了回去的路。

事先说好了，P社团很大方地把女主人的角色安排给我。但当P团长前来索取完稿的剧本时，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嚷道：“你怎么瘦成这样!”

他说：“原来你挺适合，现在瘦了，就不像了。”

我说，我可以把头发染黄。

我喜欢女主人的角色，我希望成为她那样的人。

很多次，当我站在宿舍楼顶，看无限接近透明的蓝天渐渐变得灰暗沉重，平庸乏味又一无所获的一天悄然度过，我怀疑即便经过漫长时间的浸蚀，我也无法拥有一个即使什么都不说单凭眼神就已千言万语的人生。至今我依然缺乏准确表述事物的本领。现实之于我不是平面而是一种奇特的透视角度，类似十年前站在宿舍楼顶鸟瞰一个布局诡异的校园，虚张声势的目的仅仅为获取某些乐趣。而即便如此混沌，我也知道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成为想像中的任何一种人。这是人生而为人最不自由之处。

我们的话剧受到系领导的支持，在选择表演场所时P社团团员们费了一番周折。学生剧场光线充足，椅套都是新换的。我们在那里观看一年一度的五月歌会和元旦迎新文艺汇演。正因如此，它遭到了摒弃。录像放映厅，光线幽深，木头地板敏锐地传递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但是没有舞台。P团长考虑在文科三楼的走廊拐角处搭一个舞台，那里与晒台只隔一道玻璃门，假如灯光从玻璃门外打进来，所有人都将被晒台上那些巨大植物的影子覆盖。当然，他的想法没有实现。

若干天后的傍晚，我在校园闲逛，不觉又走在去向大门口的路上。路灯开了，门口那块空地依旧自得发亮。一个巨大的金属架子孤零零矗立着，用不了几天，写有巨大校名的崭新广告牌将被安放在架子顶端。我站着，看了会儿，做了个决定。随后P团长来了。团员们也陆续汇集到校门口的空地，各自拖着条如同画出来的影子。P团长非常高兴，说就要这种梦魇般的效果。系里同意了我们在校门口搭场子的请求。有个条件，前排嘉宾位子必须留十个给附近社区街道的干部。我想办法多留了一个位子。事实上我很难想像在十个街道干部里加塞一个面无表情的单簧管演奏员会是怎样的场景。幸而他真的没有来。

路灯和临时安装的舞台灯光都亮了起来。斜对校门的空地上，折叠椅围成一个小型广场。我们的话剧在广场中央上演。正式演出之前，P3躲在硬纸板搭成的简易更衣间里，流着汗问P团长：“我像不像一块奶油蛋糕?”

什么都可能发生。一场不确定的、被词语包围着的、充满臆想的表演。确切地说，当踏上被折叠椅包围的广场，我们不约而同地在心里叹息，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演出啊。我们与打呵欠的观众只隔几把椅子的距离。我们瞥见他们鼻尖上的油汗，微微皱起的眉心。那些时而低声说笑的心不在焉的情侣，背手而立的学生会干部，在围墙影子下蜷伏的猫……此刻都变得异常真实。恍若一个不断旋转的圆盘，让俯瞰的人眼花缭乱，但其中心却无比稳定。几乎是一出从未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的大戏。虽然听说是为明年的扩招班打广告，广告就广告吧。我们渐渐放弃了紧张，也再不关心有人离场屁股带动坐垫发出的咔嗒声，我们闹哄哄地按照既定路数毫不费力地扮演着不算光彩的角色。P团长有时是有道理的，他说过，现在都爱看喜剧啦。既然我们要演些叫人看不懂的东西，又要逗得人乐不可支，无非是添些后现代笑料，这有何难。

重点不是这个，但是单簧管演奏员缺席了，而我也没打算坚请他来，于是情况发生了点变化，戏演到最后一段，年轻人都饿得不行，犹如留遗言似的彼此吐露内心最不堪之阴暗面，观众们笑得七颠八倒。我手捧一篮面包，作为女主人就要上场，P团长轻轻拍拍我的肩，“听说G就坐在下面，他也来看我们的戏。”我的腿在一瞬间失去知觉，仿佛另外有个人代替我走了出去。那个人捧着一篮白面馒头，中午买的，已经冷了，她傻愣愣地站在场地中央，说不出一句话。观众们还在为上一场的热闹持续发笑，以为她是故意的，就笑得更响了。更倒霉的是，原本充作照明灯的路灯突然一起灭了，只有临时拉的两盏底灯幽幽发亮，营造出传统的手电筒逆光厕所扮鬼效果。女主人穿红底黑格子的苏格兰式长裙，长头发被浅蓝色头巾松松地挽成一团，恍如母子牌罐头奶粉上的妇女死掉后又跑了回来。观众们“哄”一声，停了一两秒，随即是更响亮的笑。P团长在她身后强压住声音，“说话，快说话!”

演出结束，P社团聚餐，我找了借口走出来。极度紧张后的释然，浑身轻得没有力气。校门口依旧聚集着一些学生，我们的戏把他们乐坏了，空气里隐约传来剧情的讨论，时不时又是一阵大笑。我背向他们，站在一棵树和灯光的阴影里。该去哪儿呢。宿舍里有一堆人在打牌。我很久没摸牌了，必定输得一塌糊涂。我在水泥花坛沿上坐了会儿，有棵月季花总是顶着我的背。兜里呼机震动，我不理。肯定是P团长。后来每隔三分钟震一次，捱不住掏出来看，是留言，“P先生说，G老师也在聚餐，请你快点去。”寻呼小姐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的挡风玻璃。我挂了电话，在公用电话亭边的小卖部买了瓶汽水，靠玻璃柜台慢慢喝着。小卖部老板的女儿，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小丫头指着我的后背说：“洞——洞——”我顺手一摸，T恤的后背果然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破洞，我匆匆喝完汽水，把空瓶递给她，转身向宿舍楼走去。一边走一边摸背上的洞，经过水泥花坛，我认出了那棵月季花，就是它干的。我在它身边站了会儿，认真考虑要不要摘了它挂在宿舍门口示众。呼机又震了。我掏出呼机，飞快地摁了关机键。想起两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天气，我在黑漆漆的校门口遇见至今还不能确定的疑似G教授。两年前的晚上和现在的晚上没有什么区别，别的呢，别的变了吗?走上楼梯时我自问。没有答案。根本不是个问题么。想起破了洞的T恤忍不住心疼，明天得去买件新的。买件什么颜色的呢?遇见G教授时我穿黑色。我以为那是最美丽的颜色。那天路灯昏暗，他表情和善。但也许是路灯骗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