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9年采访龚育之老,从此与龚老建立了联系,至他去世有七年多。2000年我开始上网,大概第二年我们就有了文来文往。虽然那时邮箱容量有限,删去了许多邮件,但我信箱里至今还保留着不少龚老的邮件。

一

龚老电子函件大多不长,有时称我“同志”,有时直接三言两语答复问题。最后一次发邮给我是2006年1月7日,称我为“继东兄”(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前,长沙铜官窑文物专家萧湘先生拟编《新诸子百家手迹集成》,想索要龚老的墨宝,于是托我给龚老写信,希望龚老能题写铜官出土的唐窑诗,并把萧湘先生准备的《长沙铜官瓷铭诗》九十九首寄给了他。龚老这次来信说:“你要我为令友萧湘写的字,已写好,但不知往何处寄,请示知。新年好。”我马上告诉了萧湘先生的地址。不几天,萧先生就收到了龚老的题唐窑诗:“东家种桃李,一半向西邻。幸有余光在,因何不与人。此句似有杜甫‘堂前扑枣任西邻诗的意境。龚育之二○○六、一、六。为萧湘先生题写。”此外,龚老还附录一张为萧先生纠错诗:“第二十八首应为:天明日月奣,立月已三龙,言身一寸谢,千里重金钟。奣,音weng,天色清明也。见《汉语大词典》六百三十七页。龚育之二○○六年一月七日。”此诗萧湘先生提供的首句为“天奣日月明”。我曾问及萧湘先生,他说,龚先生肯定是查对了新编《全唐诗》的。新编《全唐诗》系增订本,全十五册,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傅璇琮作序。萧湘先生的《长沙铜官瓷铭诗》至少寄出两百余份,包括研究古典文学、唐代文学的专家,但发现此错者仅龚老一人。此事,也可见龚老治学之认真。

二

我所在的机关图书室订有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读龚老的“党史札记”专栏文章,觉得大都适合我编的《湘声报》副刊,而《学习时报》与本报读者又不重合,于是嘱他也可给我一些。后来这个专栏结集《党史札记》、《党史札记二集》先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他题签并钤印赠予我。写这篇文章时,我数了一下,一集中有六篇文章在本报发过,二集中有十二篇在本报发过。郑惠先生逝世,龚老写了《故人长忆亦长磋》发我。我当即回复说:“非常感谢您发来此稿,很好读,下周就发稿。我想找一张效果好一点的照片配发,如您扫描方便的话,就给我发一张。另外,我冒昧给您提个建议:您为党写的文字已经很多了,祈望能看到更多的属于您个人的文字,即自己所见所闻所历所思。又:顺便发来李锐老的一篇文章,不知您看过没有。您对乔木印象如何?”龚老当天回复说:“我这里不能扫描。邮寄给你费时。怕来不及。郑惠新出的《程门立雪忆胡绳》上有很好的照片,刘皓宇同志(刘是龚老明德中学时同学、岳麓书社原副社长,现住长沙。引者注)处有此书,你可否就近向他借用一下?《百年潮》3月号内封也有他很好的照片,不知长沙已到否?”(龚育之2003.3.9)我的建议,龚老当然不置可否。我所说的李锐文章,是指《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李锐老在文章中说到了胡乔木及其儿子的事。龚老回复自然不会与我说这样的话题。

三

2003年夏,龚老给我《关于林徽因——读梁从诫〈不重合的圈〉》。我读后,觉得不是很适合本报,我就告诉他不准备用了,但龚老一点也不介意。他回复说:“林文早已在《学习时报》发表,不一定另找发表处,只是供你看看而已。”

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前夕,龚老给我来信说:“今天再发你一稿,题为《忆往:读毛与编毛》,是为将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出版编年纪事》一书而写的长序,已在《百年潮》和《学习时报》发表,也是送你看看。你可视情况,在湖南再发表也可,不再发表亦可。”(龚育之2003.12.6.)接着,龚老又给我补发一函说:“这个‘长序已……发表,供你看看,并不要求你在湖南发表,正如关于林(徽因)的那篇那样。另,晃县是不是新晃?我不知道。”因为他“关于林徽因”文中,写到抗日时期林徽因逃难曾路径“晃县”,可他不知“晃县”就是后来改名的“新晃县”,我立即告诉了他。龚老的《忆往:读毛与编毛》一文虽长,但叙述了自己与毛著的渊源,很好读。龚老的父亲龚饮冰是1923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8年秋龚老第一次读到《毛泽东选集》就是在香港工作的父亲处。1949年2月,北平解放,龚老几乎是用父亲为他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买回了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这钱是用来解急的,相当于八百斤小米的价钱。龚老说,这书是他藏书中的珍品,一直放在书架上,成了他研究毛选的参考版本……对于一个有点历史癖的我来说,当然很喜欢这样的文字。最后本报发了一万余字,并拟了十个小标题,登在本报12月26日那一期头版转三版。记得当时总编对“读毛与编毛”的简略有看法,最后付印时给改成了“读毛著与编毛著”。这样一改,味道当然差多了,但龚老对此也很包容。

2004年8月是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本报也想做点策划文章,这时我又向龚老求援。龚老立即把《一个政治交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三人谈》发给我,并说明此文是应《解放日报》记者狄建荣之约而谈的。8月20日,我读后回复说:“谈邓选的文章很长,给我们老总看了,想在《湘声报·观察周刊》头版发一个版。处理后的文章再发给您审,不知可否?”过了两天,龚老回复说:“此稿《解放日报》已于20日全文发表,用了两个连版。如你们还要发表,请将你们删节后的稿子电邮我一阅。可在题目下加一注:‘这篇用《解放日报》记者采访记录的形式写出的回忆文章,系由龚育之执笔,与郑必坚、逄先知共同讨论、修改、补充而成。”

得到龚老的授权,我和同仁们认真处理了稿子,又发给他审定,8月25日,龚老回复说:“看到你的节略稿,很好。署名应把郑必坚放在前面。原来有一节:‘党中央是怎样部署学习邓选第三卷的,最好能选进来,如篇幅不够,一、二卷修订的那一节删去都可以。如再舍得篇幅,把‘邓选第三卷的编辑任务的提出和确定补充进来最好(可删去关于各人职务的对话)。这样可以完全地反映第三卷编辑过程。文中只加了一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照应被删去的上文。”一篇约两万字的稿子,最后我们从一版转二版,发了约一万五千字。

我还编发过龚老的力作《胡绳晚年论胡适》。此文在本报发表后,上海学林出版社编辑慧眼识珠,曾编入《读者参考》丛书转载(具体哪一辑忘了)。我告诉龚老此事,他也很在意,通过我向出版社索要了样书。

四

2005年,我受邀兼职花城出版社《随笔》杂志特邀副主编。我向龚老约稿,他给了一篇短文《旧游琐忆》,发在该年第六期杂志上。这也是龚老在《随笔》杂志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

这一年,我基本上每月择周末去一次广州。去得多了,我见花城出版社有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年选”,却没有“文史年选”。我想,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快,老年人喜欢文史类读物,于是我试着报了这个选题,结果获得通过。8月26日,我发出《2005中国文史精华年选》邀稿函:说本人受花城社之约,从今年起拟编“文史年选”,祈望大家支持,推荐近两年来(因是第一次出文史年选,所以时间放宽到两年)在国内公开报刊发表的文史佳作。只要好看,字数不限,内容也不限。基本要求是要么有点新材料,要么有新的见识;不要“戏说”和“故事新编”。力求做到笔下写的是过去,心里想的是现在。既重可读性,又重学术性;既带学术研究性质,又不乏阅读的愉悦。

我定的截稿时间是9月30日前。9月1日,我就收到龚老来函说:“向继东同志:我托韩钢考虑,他送来这封信。现转给你。他所选,前六篇都在《党史札记二集》中,后三篇发表在《学习时报》党史札记专栏上。请你选定,电子版稿可由韩寄给你。龚育之”。韩钢那时系中央党校教授。韩钢电子函他也转给我看了。[龚校长:您好。初步考虑选以下九篇:《献疑和献曝》、《忆往:读毛与编毛》、《一件历史公案和新的研究起点》、《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的发言》、《〈党史札记二集〉后记》、《关于陈独秀致靳树鹏》、《毛选注释上的周作人》、《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献疑”、“忆往”、“公案”三篇是前年的,时间上不大合编者要求(他要近两年的)。今年的选了比较为人注意的三篇。如何?请酌。谨致敬礼〓韩钢30/8/2005]

我接信后即复:“龚老:您好!我倾向于选《忆往:读毛与编毛》。《关于陈独秀致靳树鹏》、《毛选注释上的周作人》两篇我也想看看。您老把韩钢的电子信箱告诉我,我就直接和他联系吧。”后来,因2005年“文史年选”受篇幅所限,只选了他《毛选注释上的周作人》这篇短文,虽然我很喜欢他的“读毛和编毛”,但也只好割舍了。2006年“文史年选”是我编得最窝囊的一本,由于突然要求出版社送审,结果被审掉了不少文章。本来选了龚老的《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但后来这篇文章被删了。我想,他的文章不会是审稿通不过,可能是篇幅过长的原因吧。如果本书责编告诉我,我肯定会节选龚老此文。2007年“文史年选”,我选了他的《一个让读者更多了解领袖历史的方式》(本文是作者在2006年12月20日召开的“《思念依然无尽》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北京出版社隋丽君同志提供记录整理稿,韩钢同志帮助校订的。原载《北京日报》2007年4月9日)。可惜,书在2008年1月出版,可龚老已于2007年6月去世了,未能看到样书。

回头说说2003年夏编书的事。该年我编了一套文史丛书,先是给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后来又转到长江文艺出版社,但最后仅出了三种(即蓝英年的《回眸莫斯科》,文汇出版社2004年7月版;魏得胜的《历史的点与线》和王彬彬的《往事何堪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记得当时我向龚老约稿,他回信说:“此函早已收到。我已出过一本《党史札记》,那以后写的东西还不够一本的分量……(龚育之2003.9.9)”我回复说:“您新的文章如不够的话,可从旧文中选一些……”几天后,龚老发来一个书目,并作了说明:“书名定为《故人长忆》。初选篇目送上,其中末四篇已经收入河南人民社“沧桑文丛”中,书名《在漩涡的边缘》;《胡绳琐忆》已收入浙江人民社的《党史札记》中。”后来,龚老的书没出成。他费时亲自编定了书目,却没有责怪我。

五

读过龚老夫人孙小礼教授的《病中的龚育之》,我才知道龚老是怎样读书和写作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龚老自己不能拿书,就让人给他读;拿不起笔,就口述让人记录。孙小礼教授说,龚老兴趣广泛,“连杨天石写的《欺世之‘书还是欺世之‘辩》这样的考证性文章他也仔细地分两个上午听完。……住院期间,我告诉他报上登的书讯,很多书他都要买。买到后,有些书他说放在家里,以后回家看;有的书要拿到医院给他念。”龚老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重新配……”,“眼镜”二字说不出来了,是亲人猜出来的。而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与他邮件往来,还转了不少自以为他会看的文章,或是想让他看的文章,这要花去他多少时间啊!甚至,一些有关我的资讯,他都要弄个究竟。

我曾写过家乡一个因思想而罹难的人,题为《华国锋时代:一封信和一个人之死》。1976年4月,湖南省溆浦县小学教师武文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匿名信,破案后说武在信中“提出了重新建党、建国、建军”的十大纲领,1977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民间思想研究者丁东著文曾提到我的文章。2003年春节,我给龚老发邮祝贺新春。龚老回复说:“从《王申酉文集》丁东后记里得知你发掘出武文俊案的材料,不知发表在何处。如方便,能否用电子邮件发给我?”(龚育之2003.2.1)我当然把文章发给了他。

还是2003年的事:李慎之和吴祖光先后逝世,我都写了文章,在报上发表时都有删节,但文末都做了说明。我写吴祖光的文章是《八年前的一次访谈》。龚老读了后发来邮件说:“读了《湘声报》你纪念吴老的文章,是删节的,可否将全文发给我看看?‘国贸事件是否也在删节之列?我想知道一点究竟……”我把原稿发去后第三天,龚老回复说:“谢谢寄来的文章。你文章中的‘关牧霜,可能是‘关肃霜之误,当然也可能是‘关牧村,但关牧村还在。”访谈中吴老谈到国是。龚老说:“海外谈中国政局,有些只能看看而已。这方面水分太多,恶意也太多。”嘱我加以分辨。

2004年春,我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达研究专家王炯华先生有个对话,在《湘声报》(连载)和《书屋》杂志都发过,但都有删节。龚老来信说:“久未问候……读到你们关于李达、陈独秀、毛泽东的对话,《湘声报》说有删节,《书屋》上也发表了,没有说有删节;如也有删节,请把没有删节的原稿发给我。”后来,我把这篇约两万字的全本发给了他。

龚老逝世后,读龚老夫人孙小礼悼念文章知道,龚老自2001年起,医院大夫一再嘱咐他“不要劳累和感冒”;2004年以后,大夫更强调“千万不要劳累和感冒”,而龚老还是像往常一样劳累。孙小礼说:“他或是专心地、手不释卷地读书看稿,或是全神贯注地坐在电脑前边思索边写作,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我看到这些文字,心里有一种自己是谋杀龚老帮凶的感觉——因为这期间,当然也包括龚老看我发去的那些文章啊……

在龚老逝世两周年之际,特书此文,以表愧疚和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