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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絮语

2009-10-14邵水游

书屋 2009年8期
关键词:国士刘文典学人

邵水游

读《任鸿隽文存》,知1935年任先生出长川大,满怀抱负,慷慨激昂:“本人抱定宗旨,要使四川大学,一、现代化,无论文理各科,均需以适应现代学人需要为准则;二、固定化,应知四川大学是国家的学校,不是一乡一邑的学校,应该造成国士,不仅造成乡人。”尽管后来事多与愿违,然大学应造就“国士”一言,可谓掷地有声。记得罗家伦抗战期间谈到中央大学的定位时,大意是抗日就是中国与日本对抗,人民对人民,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要与东京帝国大学对抗。这些话语,不仅使我们想起抗日岁月,难忘国耻,而且使我们在各类应试教育的迷失中重新认识育人、爱国的价值。

清末以来,尤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代学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旧学根深叶茂,西学熟稔,中西会通,识见灼人,那是学术的一个黄金时代。那代人唯科学与民主是举,胸怀国家,把学术上升到了救亡图存、启发民智、导引潮流、笃定价值的高度,把一腔热血融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洪流之中。著名法学家吴经熊1921年在写给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的一封信中说:“我将利用在巴黎的学习机会,尽可能地多读多写,尽量仔细观察,深入思考,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拯救我的国家,启蒙我的民众,振奋我的民族,使中华文明跟上时代的步伐。”是为明证。

学识渊博,人格高尚,是那代人的真实写照。他们知书达礼,忍辱负重,特别在国难深重之中,始终保持民族气节,顾全大局,并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把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向世界一流的学者、一流的大学看齐;始终术有专功,承前启后,塑造学术风范,锻造学术人格,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兼具君子之风,浩浩荡荡,风雅共和。

读《刘文典全集·补编》,对通达二字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刘文典对《庄子》研究无疑是把日本汉学看成“标杆”之一,当中就有民族主义的情怀,这与近代学人的怀抱可谓一脉相承。1937年7月,北平沦陷,日方派周作人前往刘文典寓所,邀请其担任伪职,遭刘拒绝,并声明“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是为典型。西南联大期间,物价飞涨,一般教授的生活都相当艰难,刘文典也不例外。恰李鸿章之孙李广平也在昆明,刘与李既为同乡,又有瓜葛之亲,有时刘断炊,便书写纸条一张,只写“刷锅以待”四字,派人送交于李,李便送钱给他救急。刘文典有名士气,不拘小节,包括其自称“二云居士”(素喜云南的火腿,喜云南的鸦片,故有此谓),甚至在长安徽大学期间,直呼蒋介石之名而遭扣押,仍不失君子风度。

读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梁思成等人的随笔集,别有感触,这些自然科学家们都学植深厚,雄心大略,敢与世界先进抢位。再就是惊叹这些科学家的文笔,那些艰深而陌生的事情,在他们的笔下写来通俗易懂,文字雅驯,甚见科普之光。同时,他们的文史知识不亚当时的人文学者,融汇具体,贯彻无碍,洒脱飘逸,一代风流。

大学应有“大师”,才可“造成国士”。那代人风云已去,他们家国民族之怀抱、学术研究之厚重、学人应有之风骨,对社会风尚之导引,后来者应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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