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我的计价器跳得比一般的车要快。”年轻的出租车司机留着短短的寸头,一脸的不屑,语调冰冷、生硬。从汕头机场到汕头大学,他的开价是120元(实际最多80元),当我提出要使用计价器时,他摆出了那副开诚布公的强盗逻辑。

刚刚一场大雨过后,炎热散去,天空阴郁而低沉。那位愿意接受80元价格的司机大约四十几岁,他的车脏且破。在人群与车流中,他太喜欢按喇叭了,以至于我坐在车里都觉得吵。一切都没有变,在过去的三年中,我来过好几次汕头,总是来去匆匆,最鲜明的感受是它的破败和潮湿空气里那种不安。我总是透过车窗看着那一个个简陋的商铺排列在一起,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货物,都使用蛇皮袋的包装,店铺牌色彩张扬、字体难看,处处都是一种刺眼的不协调。这一次,我还看到那家叫长江的小小的医药铺,挂在门外比店牌更显著的横幅上贴着几个大字:本店有售万艾可(伟哥)。

这位司机不是本地人,1992年从江西来。他刚到来时,汕头比现在更有活力。那时,汕头正处于它繁荣的顶峰,走私、假冒伪劣、伪造增值税发票,造就了这座城市迅速却短命的繁荣。它也像是中国早期市场改革的某种像征——生机勃勃却混乱无序,财富的创造不是来自于技术与市场上的创新,而是来自于政策的漏洞、个人行为的大胆。

2000年之后国家政策改变,这座城市仍未走过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与深圳、珠海、厦门并列在一起,是中国开放的像征,是未来繁荣中国的代名词。但如今,这些特区都在为各自的身份苦苦挣扎。珠海除了两年一度的国际航展、紧邻澳门的赌场,几乎被遗忘了;厦门则因为一起震惊世界的走私案而备受损伤;深圳的表现最为出色,却仍在担心“是否被抛弃”;汕头的命运最为不济,2005年时,它的经济总量在广东已经落到了第十名,不仅被东莞、佛山、中山超过,而且也不动声色地被茂名、惠州、湛江等城市超过,如今,它仅仅相当于深圳市的八分之一了。最近进入全国视野的汕头的新闻,似乎只有汕尾那起激烈的警民冲突,汕头大学28岁的毕业生翁帆嫁给了82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还有那个堆积了来自全球的电子垃圾的贵屿镇,硫酸溶液污染了河道与地下水,它是中国正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例证。

下午五点,我在汕头的老城区闲逛,在一家叫肥姐海鲜的大排档喝鲍鱼汤、吃清炒空心菜。旧城与中国所有的中小城市的市场一模一样,一家接一家的衣服、皮包、盗版音像店,港台歌手的声音飘荡在潮乎乎的空气里。但是那些摊位背后的年代久远的楼房却诉说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些楼房建造的年代足以追溯到1930年代或更早之前,它的风格无一不混杂着欧洲和东南亚特性。

我差点就忘记了,除去短暂的特区岁月,汕头还有着更辉煌的历史。恩格斯不是在1858年就以相当肯定口吻说,汕头是中国最有价值的港口吗。那个时候,汕头不过是潮州府的一个小渔村,而英国人则仍在试图通过武力寻觅适合与中国展开贸易的港口城市。

1861年正式开港的汕头夹在上海与香港之间,一跃成为中国繁荣的港口之一。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口吞吐量曾居全国第三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七位,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1841年到1949年之间,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正让中国人尝试一种新的做生意与生活的方式。在沿海或沿江的港口城市划定的租借范围内,中国人享受西方的法律与制度保护,他们会感受到种族上的屈辱,却享受到一种躲避了传统政治官僚的压榨的自由。长期以来,中国商业力量彻底地生活于官僚的阴影之下,它们之间发展出两种不同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商人期待能与官僚达成联盟,前者贿赂后者,而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自由;而在偏离中央政权的沿海地区,海盗传统则支持着另一种商业传统,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主宰着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他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商业活动的保护伞,今日汕头人的“不讲规矩”或许多少也承袭了这种海盗传统。

(李箐摘自南海出版社《中国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