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正在告别全球流动性恐慌的第二阶段（去年8月份为止是危机的第一阶段，它主要表现为欧美国家局部的次贷危机），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尽早着手考虑“后危机时代”（从现在开始属于走出危机的第三阶段）世界经济该如何跨越失衡发展的模式障碍，如何走向富有活力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寻求没有通胀的“退出”模式

目前而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困扰和冲击，各国政府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向市场注入了规模巨大的流动性。通过改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来改变市场悲观的信心，扭转去年由于流动性恐慌（金融体系去“杠杆化”的行为全球蔓延）而出现的银行惜贷、资产通缩、投资无助、消费疲软的严峻局面。但是，今天当各国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发展好转，市场信心缓缓提升的时候，人们开始注意到07年全球所遭遇的流动性过剩局面再次有抬头的迹象！

而且，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可能各不一样，欧美国家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不能及时拿出流动性输入机制的“关闭”（退出）方式（比如，要使政府成功退出关键取决于国有化资产能否在市场上卖出一个“好价格”等），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高企的局面，逼得货币政策采取强硬的180度掉头的状态，这对刚刚复苏的经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些经济复苏慢的国家就会面临让政策左右为难的经济“滞胀”状态，这种状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持续不能得以遏制，那么，一定会波及到其他经济已经复苏的发达国家中。

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生产能力和增长的空间较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货币流动性的市场泛滥压力，但是，像08年那样，大宗商品价格因为投机资本的猖獗（货币流动性过剩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目前这种迹象也已经出现，所以，输入性通胀问题同样会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对那些外向依赖性大、而目前经济复苏程度低的国家而言，打击可能是巨大的，由此也会收窄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不能排除，由于实业投资的回报率因为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而更加明显的下降，导致实业部门的资金再次回流到发展缓慢的金融市场中，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情况，甚至不良企业恶意圈钱投资过度的问题会再次困扰所在国的监管部门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

总之，“后危机时代”最先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再次齐心协力地抵御在过去全身心应对全球性流动性危机的过程中“迫不得已”地给今天所埋下的十分严峻的通胀风险！

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对美元体系的信赖危机

“后危机时代”给各国政府带来的最深远和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改变造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因素和增长模式，它包括：全球统一和谐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合作体系的建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失衡发展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能够带来双赢效果的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等。

具体而言，在发达国家方面，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审核制度、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机制、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机制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和统一正在得到充分的认识，并由此带来的相关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优化也在积极地推进中。尽管其中的一些技术障碍目前依然存在，但是，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就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发挥所应发挥的正常作用，就会因为大众对金融服务的过度警觉和信赖的缺失而造成长期投资成本的上升和金融市场价格的过度波动。这也不利于储蓄的提高和资本的形成，不利于扭转过度消费和过度透支的失衡格局。当然也不利于欧美国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金融资源保障。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尽快继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经济一体化的外部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序健康的发展，已经成为决策部门苦思冥想的大难题。困难之处来自于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导致外部市场不但不可能增加反而在缩小，其次，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后危机时代以前长期赖以生存的美元价值体系会不断恶化，而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体系能够制衡发展的另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也没有准备好，于是，发展中国家双边之间都在加大合作的力度以突破货币体系扭曲所带来的增长制约问题。事实上，中巴“货币互换”模式也呈现了新兴市场国家克服美元主导货币体系所释放的智慧。双方国家用自身的货币去购买对方国家的货物和服务，同时再将获得的对方国家的资金到对方国家进行实业投资，从而保证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以避免货币头寸的盈余所带来的保值和增值的麻烦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在多元化自己过去所创造的美元主导的外汇储备结构，用美元去购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和技术，用美元鼓励自己的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中，通过资本运作来扩大自己企业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发展空间，同时也让自己的主权基金等在海外市场寻找其他币种资产或非美元国债的替代金融产品的投资等，以增强本国外汇储备的财富价值。当然，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会继续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以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以前不同的是，平衡发展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将会被更加重视，避免过度依赖外商投资造成危机阶段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虚脱”状态。比如，在这次危机中，韩国、俄罗斯和印度等都有过外资大规模撤离所带来的苦涩经历。

中国探索制造强国和金融强国双向发展的大国战略

后危机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和发展中国家一样的要素以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性”，那就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规模已经排列第二的大国而言，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我们减少日益频繁的外部贸易和投资摩擦和缓解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长代价（高污染、高能耗、高冲突的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根据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取决于这个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定位：对上游产业而言，具有控制生产要素的威力，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得天独厚的享受到这种地位的优势，比如OPEC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家就能够从各国那里拿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石油需求的订单。但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了生产要素中的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比如，生产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低成本的金融资本，世人青睐的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微软视窗就是一个国际商务标准，不符合标准，就无法进入市场。日本电气公司NEC曾经也开发过类似的标准，而且早于美国，力图与美国抗衡，但因为缺乏标准推广的市场而最终失败告终）等，比起单纯要素出口的国家，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的能力，所以，它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可观的大头部分，而处于中游的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可能只能拿到其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像中国这样靠低廉劳动成本的优势获得全球制造业加工厂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虽然就业压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所创造的附加价值是很低的，因此，人均财富的获取能力也是非常低下的），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主导的国家，比如东亚各国，政府为了保证投资成本的可控性，以及为了发挥

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采取金融抑制的辅佐经济增长的战略，也就是通过控制利率和汇率水平，来保证企业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得客观的收入效应。尽管这种金融压制战略牺牲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但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力和金融体系发展缓慢”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然，产品制造出来后又会进入一个服务的高价值创造环节，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因为是创造最后财富和保管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它同样能够在产品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效果。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都处于产业的下游，而美国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功能，自然就处在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也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反过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使美国金融市场站稳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美国引发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增长模式具有持久和相对竞争力的秘密——即使在今天危机的关头，美国的市场风险全球在共同承担（金融创新泡沫时期超常的收益确实美国独家垄断），美元的垄断地位不减反增，这也让各国看到了自己国家增长模式的劣势状态——尤其是东亚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虽然没有像欧美那样去“掺和”金融创新，但是因为金融市场价格的突变和美国市场的需求萎缩，而经济同样受到了重创！甚至找不到很好解决在东亚这种增长模式下克服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有效方法。为此，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过去增长模式的弊端，正在从供需两方面寻找中国经济可持续而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国发展战略：

从供给面上讲，中国政府想改变自己在产业链上处于低端（中游）的不利格局，通过产业自主创新，建立标准等方法来挑战美国创新大国（上游产业）的地位，同时，通过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力图获得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和产品服务所创造的更高的附加价值，尤其是强化金融体系的战略来管理好自己的财富和扶持创新的意图，更是在挑战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美国霸主地位（下游产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就是这一大国发展战略的一个缩影。

今天，中国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上述大国战略是一个中长期需要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在短期内，尤其是目前如何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全球金融大海啸的困扰，不切合实际的过分强调大国战略反而会让我们适得其反，事倍功半。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今天并没有刻意去强化“内需”来挽救急速下滑的“外需”，而是看到中国区域差距给我们留下的发展空间——用新的投资扩张战略来解决旧的产能过剩——为大国战略的有效实施赢得宝贵的时间！尽管如此，从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也能看出，政府也想在传统产业的内部增加技术的含量和降低高污染高能耗的成本，以此来提高我们中游产业集聚的附加价值水平。另外，从需求面上讲，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财富的稳定增长，市场培育和内需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政府也在通过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创造出更多能够给农民更多收入的就业机会，因为他们的“购物”愿望和规模都会十分明显；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力图解决城镇人口“有钱不消费”的问题。再者，中国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上述产业政策和刺激内需的计划，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是政府目前在努力探讨和尝试的方向。

总之，一旦上述效果出现，供给和需求会相辅相成，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光有消费，没有企业的竞争力，不一定就能做强中国的企业，而光有生产力，也会因为缺乏市场、缺乏财富分配的话语权而无法进一步升级和发展。所以，今天我们谈得很多关于“自主创新、人民币国际化、内需主导”等概念都是出于我们想从被动的出口导向的低附加价值的增长模式转变成主动的创新、标准设定导向的高附加价值增长模式所致。尽管中国方面任重道远，但是，它已经充分反映出中国政府“后危机时代”在发展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