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康

关键词:凛凛阳刚 童年气派 美学丰碑

摘 要:中国是东方诗国,更是东方散文之邦。《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散文总集。作为上古散文的代表作《尚书》语言艺术确带有中国散文童年的“稚气”。它佶屈聱牙而又那样古朴晓畅,它一气如话而又那样凛凛阳刚。《尚书》字里行间充分表现出中国散文童年时代的阳光气派和活脱风韵。《尚书》是上古散文审美的丰碑。

面对名噪当今的文山书海,寻觅散落其中的文化风韵,更忆当年中国文章的“童年气派”。《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它是先秦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以及政论文的选编,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尚书》又是一部儒家经典,千百年来,它对封建社会曾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尚书》“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政治思想是历代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蓝本。

《尚书》又是我国第一部散文总集。作为东方上古散文鼻祖的《尚书》,它的语言风格不但与秦汉以后的散文迥异,而且与秦汉以前的散文如《左传》、《国语》等书,亦有较大区别。由于它的文字障碍很大,自古号称天书,即使像韩愈那样杰出的古文家,也慨叹《尚书》“佶屈聱牙”,难以卒读。

作为中国最早的散文集《尚书》,它为先秦以后的中国散文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因为它在雏形阶段就闪烁着中国散文特有的民族风格和传统特色的光辉,而这种光辉一直照耀着中国散文发展的道路,先秦以后历代的道德风尚、政治思想、散文风格,甚至美学思想,无不与《尚书》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尚书》的思想内容与审美艺术精华博大渊深,本论试图追踪和探索中国文章的“童年气派”和风韵,从中国古典散文的语言艺术层面对《尚书》作出较为深入的审美阐释。

一、气壮势盛,凛凛阳刚

古人以为,为文只要达到慷慨淋漓之处,便是天地间第一等绝妙文字。上古散文这种崇尚壮美,以震雷掣电、淋漓激荡的气韵为美的传统美学思想,正与中华民族的倔强性格和锐意奋进的高亢气节密不可分,充分体现了中国上古散文审美的“童年气派”。

上古散文语言美学的“童年气派”,通过多种途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雄浑而遒健的阳刚之美。诚然,这种凛凛阳刚的“童年气派”,主要是靠充实饱满的历史内容和刚强正义的民族性格特质凝结而成,但毋庸讳言,没有《尚书》语言美学的底蕴,没有神气凛凛和排山倒海般的语言气势的构筑,上古散文的“童年气派”就不可能如此亮丽潇洒。《尚书·牧誓》的末段先宣判纣王罪行:“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一口气就宣判了纣王的三大罪状,可谓盛气逼人,接着颁布铁的军纪,字里行间刀光剑影,如杲日,如烈火,浮耀金光银色,烁烁照眼。武王凭高视远,临朝万将,鼓勇而战,耀武扬威;文字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语气短促铿锵,言辞淋漓激昂,豪迈壮阔之气直贯全文,气压泰山,势如破竹,威风凛凛,极尽童年阳刚壮美之气势!

上古散文的“童年气派”,往往借助强大的论证逻辑力量。《尚书·大诰》作于周公东征之初,虽通篇以气势取胜,而让势隐于气外,气畅则势盛,势盛则雄辩。全文九节,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周公分析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一是“知我国有疵”,“疵”,这里实指武王之死及其群弟见疑之事;二是“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即武庚等发动叛乱,图谋复辟。内外两重矛盾交加,局势十分严重。第二部分主要是对东征反对派进行说服教育。周公不惮词费,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证:首先指出,武力平叛是对完成文王成就事业的必要性,接着周公又从群臣与文王的关系上进行分析,指出其东征的迫切性。文章一气三诘,论证的强烈语气势不可挡。最后强调东征平叛是上帝的旨意,除恶务尽,势不可缓。全文悍然贯畅,文气足而语势猛,大有倒河翻江奔大海的童年剑拔弩张之气派。

综上所述,《大诰》之气与《牧誓》之气同属阳刚之气,然发气形式却有不同:《牧誓》文中将士君臣同心,无须引气而气自足,于是一刹那间结风运雷,让文气直接喷发出来;而《大诰》中君臣将士异心,必须花较多文笔引气、转气、蓄气,边引边转,边蓄边放。越引,气越急;越转,气越促;越蓄,气越足,引、转的过程,便是运气蓄气的过程。于是,当篇末文气蓄足之际,亦即文气充溢全篇之时。这种由文气、文势形成的雄辩力量,稚嫩而又苍劲,活脱而又谨严,蓬勃而又蕴藉,放达而又缜密。坦露出上古散文“活脱型”“朝阳般”的“童年气派”。

古人认为: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壮,文必颠扑。《尚书·盘庚》篇记载迁都之史实,论证气魄宏大,正由于盘庚“心正气和”,得力于比喻而“契于妙”,志气雄壮,所以全文在一系列比喻所形成的秀气柔气之中,融灌着一种不可阻挡的豪壮、正义、威武之气,好比在秀丽的荷塘边侧立着一座陡峭奇丽的山石,极尽山石之壮美姿态,正如姚鼐《海愚诗钞序》所说言:“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盘庚融阴柔于阳刚之中,通过“温深而徐婉”的形象比喻,使文章形成“雄伟而劲直”之气派。

二、佶屈聱牙,朴畅有韵

众所周知,《尚书》二十八篇中,通假字使用的频率超于其他经典,而且《尚书》中使用的不少通假字用法根本不见于他书。所以后世一直认为《尚书》语言古奥难懂,韩愈在《进学解》中慨叹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佶屈聱牙”准确地概括了《尚书》的语言特色的一个方面。首先,《尚书》与《左传》《国语》不同,不用或很少用“也”、“哉”、“乎”之类的文言虚词。这样,句子的语法关系和复杂语气就难以表现出来,读起来就十分拗口。其次,《尚书》的词汇较为古老,而这些古老词汇的古义,大多数不但在秦汉之后不再使用,即使在《国语》《左传》中也不习见。再次,《尚书》的语法与后代殊异,词序安排与秦汉以后的文学用语颇有不同,读之极不顺畅。最后,由于汉字方块形的难认难写的特点,决定了我国散文用字简练,而新的词汇短语的创造,求诸于口语较少,利用典故较多,与百姓口语又有较大差异,加上文章本身与口语的距离很大,这样,行文的节奏、音调的抑扬,就只适合于念诵,而不适宜于以日常语气朗读。凡此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在上古时期,没有也不可能记录下当时的长篇散文巨著,更没有详尽地记录下那些波澜壮阔的众多传说,而只能留下像《尚书》这样“佶屈聱牙”的“拙朴”散文。但是,《尚书》是不能仅仅以“佶屈聱牙”四字所能概括得了的,我们在“佶屈聱牙”的文字下面,分明看到了中国上古散文那朴畅有韵的美学风范,它为上古散文“童年气派”增添了丰富诱人的魅力。

如上所述,我国汉字,不仅有音,而且有形有义。语言习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文字却往往不能随即就变,这些条件促成了文字与口语的脱离,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殷商就已经存在。那时书写条件困难,人们自然会以少量的字词,简约地概括出较多的意念,省略一些表情态以及虚衬的字词,从而使得文字高度凝练、古朴、简约。《尚书》正是如此,它那所谓“佶屈聱牙”的文字,实开我国散文词简约、凝练、质朴的语言风度之先河。

《金滕》,同样写得十分简朴,全文仅148字,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曲折生动的故事:武王病笃,周公祈求三王的在天之灵,请求以自身代替武王去死,史官把周公祷告时的祝词写在典册上,放在用金质的绳索捆束的匣子中,次日王病果愈。武王既丧,成王见疑周公,逐公于城郊。上帝以“大雷电以风”示警,成王从金滕的匣子中看到周公的祝辞,真正了解到周公的忠贞,疑消,感动至泪,亲驾走出城郊迎接周公。上帝不但不使年成荒歉,反而使收成特别好,以此表示褒奖。这里的文字,可以说废巧尚直,废言尚意,实乃简朴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必须指出,《尚书》语言的简朴,丝毫不能误认为是中国上古散文语言的贫乏,而恰恰相反,《尚书》的朴素“那是一种渊博的,几乎是完美的朴素”①(保尔·瓦雷里《法译陶潜诗选序》)。

上古散文在追求简朴的同时,还主张展示它那自然流畅的风姿。古人主张文章语言“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②(苏轼《答谢民师书》),“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③(袁宏道《答李元善》)。《尚书》文字舒卷自如,有些篇章虽见润色,但仍能毫无斧凿、雕饰之痕。《无逸》当推《尚书》中自然流畅文章之首。《无逸》是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周公“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既已喷玉唾珠,不能自止”④(李贽《杂述·杂说》)。《无逸》全文“一气如语”,脉络清晰,语气自然流畅。首段周公就对成王提出“君子所其无逸”的要求,然后指出只有了解“稼穑之艰难”,才能做到“无逸”。次段总结历史教训,论证“无逸”的重要性。又分三层,先列举殷的三个君主中宗、高宗、祖甲“不敢荒宁”而“享国日久”,后王“生则逸”而享国日浅的正反典型事例,次写文王“无逸”的事迹,后对成王提出希望和要求。末段论证正确对待小人的怨詈。通篇“文理自然”,出口成章,如行云流水。极尽上古散文率真简朴的童年风貌。

《尚书》是一部谈话录和史实笔录。上古时期的不少文章是以口说的文辞为主的,而以典籍与文字为“文”时,大多是以口说文辞为文的基础上“推之”而来的引申义,在后来的书写中,那些“引申义”逐渐取代了“本义”。可见,偏重记言的《尚书》原本就是一部上古“谈话记录”。这样,《尚书》的当初那“一气如话”和后世人读时感到“佶屈聱牙”的这种看似矛盾而实质对立统一的“童年语言气质”,就是不言而喻、顺理成章的事了。千古好文章总如同说话,只多“者、也、之、乎”数字罢了。“‘一气如话,‘一气则少隔绝之痕,‘如话则无隐晦之弊。”这种谈话作风,使文章自然流畅,平易近人,越读越有一种韵外之致。

当然,《尚书》二十八篇,不是篇篇都如此流畅,全都一气如话的。有些篇什由于错简衍夺等种种原因,语言古奥难懂。但是整部《尚书》中,除《禹贡》记述山川地理,《尧典》《金滕》《顾命》言事并记外,其余二十四篇均为记言之文。《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记誓师之辞;《盘庚》《大诰》《多士》《多方》《吕刑》记普告臣民之语;《康诰》《酒诰》《梓材》《文侯之命》等专告一人,用于封建锡赍诸侯者;《西伯戡黎》《洪范》《召诰》《无逸》《立政》记臣下告君之辞;《洛诰》记载君臣遣使往返告语;《皋陶谟》记君臣而相告语;《微子》《君爽》记臣下相告之语。所以古来就有“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⑤(《汉书·艺术志》)之说。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散文鼻祖的《尚书》,最大价值是保持着中华民族的原汁原味的人性和精神,保持着中国上古散文原始气质,保持着中国散文语言审美的中华传统特色,保持着东方文章风貌和神韵。《尚书》简直就是一部辞典,饱含着我们上古散文语言的一切宝藏和力量。在《尚书》里,自然山川,风土人情,勇猛精神,刚毅性格,伦理道德,思想节操,所有的风俗、迷信和习惯,滋味和志趣、色调和审美、内容和形式,这一切无不镌刻着东方民族精神文明和文学审美以及非物质文化的烙印。这种烙印,在提倡中国“本土散文”高度自觉、锐意创新的今天,尤其是当纯文学发展遇到困惑尴尬的时候,充分体现着中国文章的“童年气派”和风韵的《尚书》,特别显得明晰而亲切,清新而率真。确实,《尚书》是上古散文审美的丰碑。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常康,江苏省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常务所长;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散文创作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