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强

那年,我教初二(4)班的语文兼班主任。开学不久,班里新来了一个学生,叫张涛,个子与我齐肩,年龄仅比我小三岁。当送走他家长、安排好张涛的座位回到办公室后,同事们个个都盯着我,眼里流露出异样的神情。

几天后,我才从一位要好的同事那儿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张涛是个留级的学生,又曾是出了名的“捣蛋鬼”,抽烟、上网、打架、逃课无所不为。学校老师都知晓他的大名,所以当他的父母通过关系找到学校领导要求留级并得到同意后,没有一个班主任愿意接收他。而平时不太爱和同事交流的我却蒙在鼓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接收了他。当得知这一切时,我突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可学生既然已经坐在了教室,我总不能再把他“撵”出去吧。思来想去,我决定先给张涛打支“预防针”。于是,在一次晨读时,我把张涛叫到办公室。他还是和我最初见到时一样,一副吊儿郎当、毫不在乎的样子。我搬了张凳子,示意他坐下。谈话没有拐弯抹角,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听说以前你表现不怎么好,但那只代表过去。老师相信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你有能力管住自己,老师相信你能够旧貌换新颜。”那次谈话,我们谈得很融洽,效果也很好。

在此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张涛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仅没有出现一次犯规违纪的事,而且学习也很刻苦。在暗暗庆幸的同时,我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了下来。

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期中考试后不久的一天,英语老师突然气冲冲地找到我,要我为她主持公道。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背单词一事,张涛和英语老师在教室大吵起来,而且趁英语老师不注意,他还洒了老师一身墨水。看着英语老师气急败坏的样子,年轻气盛的我把张涛叫进办公室一顿“狠批狂讽”。那次批评,在我的记忆中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我不但把张涛的老底全翻了出来,还粗暴地“骂”了他。整个批评过程足足用了一个小时。

后来,在其父母的逼迫和我的软硬兼施之下,张涛终于向英语老师道了歉,并在全班念了检讨书。然而,正是那次粗暴且不顾学生自尊的“狠批狂讽”,让我和张涛之间有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直至最后他不得不转学。

“墨水事件”发生后,我发现张涛开始破罐子破摔起来:今天逃学,明天上网,那些曾经听说的劣迹在他身上开始一幕幕重演。起初,我还有耐心教育他,可到后来,我不再怎么说他了。学期快结束时,终于因为他的一次打架,我不得不再次请来了他的父母。程序依然如故,先是我“狠批狂讽”,接着让他向被打的学生道歉,最后在班上念检讨书。

临走时,他父亲突然把我拉到一边,说:“张涛这孩子挺任性的,他一直想调个座位,吴老师,您看能否……”不等他说完,正在气头上的我便把他的话给堵了回去。两天后,张涛找到我,推心置腹地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最终,我们达成“协议”:到本学期结束,如果表现好,下学期一定满足他调位的要求。

可他还是没扛住,依然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终于,有一次他和我大吵起来。争吵过后,我们的关系更僵了,仿佛仇人。第二学期开学时,他没来。不久后的一个周末,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阳光中学的信,是张涛写的,整整四页纸。从信中我知道了,当初他和英语老师闹矛盾不全是他的错;也知道了他后来为什么破罐子破摔,我体会到了那次当着那么多老师的面他被我“狠批狂讽”的难堪……

四年后的那个秋季,快开学时,我再次收到了张涛的来信,不,那是一张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他考上名牌大学了。拿着那张沉甸甸的通知书,吃惊、自责和内疚将我紧紧包围。

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细细想来,教育学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学生的个性千差万别,自控能力也不竟相同,只有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精心给每个人创造适合其发展的环境,才能把学生培养成才。可自己呢,因一时的“赌气和任性”差点葬送了学生的一生!

为张涛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而庆辛,也为当年自己对他造成伤害而深深地愧疚之余,我把那张通知书复印了几十份。从此,每用一个备课本,我都会贴一份录取通知书在扉页。因为,我要让它时刻提醒自己,在以后的教学生涯中如何去为人师,如何去对待每一个“差生”。

(作者单位:湖北枣阳市姚岗镇中学)

责任编辑 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