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蓉

维特根斯坦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尼采则说:“要以身体为准绳”,“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1)现代身体哲学的重要性在于,它确立了身体在认识世界时的优先性,是身体而不是灵魂建构了我们对世界的原初认知,这一关于身体的现代思想给我们认识人及置身其中的世界提供了新的支点。而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诗歌或许是以身体的方式描画灵魂的最佳文体,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身体与诗歌作为最为感性的文体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

在九十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之下,以审美而非政治的眼光重新审视二十世纪文学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思路,特别随着新的研究视角如文化研究等的引入,文学史的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气象,而就文学史的重读而言,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对小说文本的重读上,似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与文学史问题没有太多关联。这里,我仅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诗歌中“身体”的发现来探讨这一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身体视角的文学研究中,“身体”的内涵随着言说语境的不同而呈现着差异。本文所说的诗歌中的“身体”,主要是指在诗歌创作、阅读过程中的身体参与和文本中的身体呈现,具体地说,它既包含诗人自身的感性经验在作品中的呈现,也包括诗歌在内容和情感层面对身体的表达,还包括在文体层面如韵律、节奏上具有身体感的表达方式等。

可以追溯的是,从晚清开始,在如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中,现代小说的改造和教育功能就被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无可避免的功利性质决定了其较少形而上的意味,文学对人的思考常常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展开的,因而对人及作为其存在的基本形式的身体很难有深入的思考。(2)这也导致了现代小说创作难以摆脱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等大叙事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是自我意识苏醒后个人世界的矛盾和困惑,现代作家对这两者都耿耿于怀,但在文本中这二者又常常难以统一,于是很多文本都表现出一种复杂的纠葛,甚至是一种分裂,即使在如郁大夫的《沉沦》这样敢于大胆暴露个人身体隐痛的作品中,对身体感的表达也因民族、国家、时代等话语的侵犯而遭受了某种程度的压抑和扭曲。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种分裂和不统一也正体现了一种历史真实。

相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呈现出的各种话语对身体的操纵,以及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自我感性世界即身体表达的含混和分裂,在诗歌和一些接近诗歌的文体的创作中这样一种状况却被有效避免——身体及其对于生命的意义、对于审美的意义往往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达。也就是说,审美是身体的栖息地,诗性文学作为一种较为个人化的文体,它屏蔽了现实因素的直接干扰(现实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浅隐的层面),使得现代人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身体意识得以凸现。相对于中国现代小说中身体叙事的时代性和现世感,诗性文学中的“身体”更多的是对生命本体的表达。鲁迅在他的散文诗《野草》中,通过大量身体的出场表达了他对人存在的深切思考和追问,其所包含的对身体本体的思考恰恰是在他的其它作品中难以见到的(他的小说、杂文中的“身体”常常是工具意义上的);而沈从文在他的《看虹录》等诗化小说中,把“抽象的抒情”的审美理想寄予在“身体”等具有优美线条的意象上,身体由欲望的对象转化成了审美的对象,由此也使形而下的身体表达得到了超越和升华。

对于现代诗歌这样富于生命感性表达的文体,更可以发掘其中丰富的身体表达。由于现代身体哲学能赋予研究者不同以往的视野和眼光,因此,不仅像冯至的《蛇》、沈从文的《颂》、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恶》、穆旦的《春》、《诗八首》、《我歌颂肉体》等直接描写身体的诗作可以获得重新观照,而且大量非直接书写身体的诗作也可以从身体的视角得到新的阐发,同时,也由于身体是创作者生命感悟的重要凭借,且具有一种原初还原性,因此大量身体视角的文本阐释也可以进而让我们对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对人、生命的认识和表达作出一番新的审视。

现代诗歌的身体意识,一方面体现在对肉体的形而上的思考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其具有肉感的诗思呈现方式上,这也就是说,身体的诗性表达并非单纯形而上的,而是在形而上的诗性追求中充满着形而下的身体在场感。在中国现代诗人中,能够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即通过具有身体感的方式来表达对生命的形而上思考的诗人当属穆旦最为突出。穆旦诗歌传达的是现代的体验,这种“现代体验”完全是通过身体的在场表达的,这缘于穆旦清醒自觉的现代身体意识。在他的《我歌颂肉体》这首诗中,包含着诗人对人类身体思想史的认识,同时也凝聚着诗人所理解的“身体哲学”的全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思想,“不过是穿破的衣裳越穿越薄弱/越褪色越不能保护它所要保护的”,“自由而活泼的,是那肉体。”诗人批判和诅咒了现代文明对身体的抛弃,“我们还没有把它的生命认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把它的发展纳入我们的历史,/因为它的秘密在我们所有的语言之外”。正是这种自觉而强烈的身体意识促使穆旦在大量的诗作中都通过对身体的书写来表达他对人存在意义的探求,《春》、《绿》、《诗八首》、《我》等诗所表达的爱情的短暂易逝、灵与肉结合的不可能、自我分裂的痛苦等种种现代人的存在状态,都是由身体而切入的,他所表达的不仅是个人的痛苦,也是生命本身的痛苦。

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中评价穆旦“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他的诗“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3)“用身体思想”这样一种描述是高度贴合穆旦诗歌特点的,在这里,诗人和评论家都摆脱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中的“灵肉二元论”,身体并不是由灵魂指使的机器,而直接就是知觉活动的主体。穆旦对生命的书写从来就是与肉体的感受紧密相连的,如《发现》一诗:在爱情来临之前,生命不过是“和水一样无形的沙粒”、“没有翅膀的暗哑的字句”、“黑暗的甬道”,而通过肉体之爱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这里的“春天的浆液”、“冬天的冰霜”、“春天的花朵”、“腋下的狂风”、“生命的根”、“日落的波涛”等意象充满着一种生命的质感和力量感,肉体成为一座蕴藏着巨大生命能量的宝藏,而一系列具有震撼力的动作“拥抱”、“摇醒”、“充满”、“关闭”、“打开”、“走进”、“翻过”等,更增强了诗歌表达的身体在场感。“用身体思想”赋予了穆旦一种语言自觉,同时,诗人对生命的体验也因为这种自觉的语言意识而获得了新生。对于诗人来说,一方面需让语言贴近生命的原初体验,尽量使其更多地保存生命感性原有的温度和色泽,而另一方面,语言的赋予也是一个重新创造和想象的过程。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还原和创造是并行不悖的。并且,具有身体感的诗思方式也不仅体现在思想情感上,也会在诗歌的语言质地、铺排方式(句式)、节奏感等方面体现出来。这自然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现代诗歌的身体问题研究不应只仅仅包含对身体表达的研究,而且也应包含对“身体”在诗歌文体层面的参与作用的研究。

实际上,身体与诗歌的联系在更多时候容易体现为一种外在形式上的关联,即身体与诗歌的节奏、韵律等的关联,也就是说,对诗歌音乐性的追求其实质就是对诗歌的身体感的追求。有研究者指出:“作为一种韵文,诗的押韵、节奏、句式的长短以及语调都将对身体产生特殊的震撼。身体的众多神经能够统一地应和节奏的打击、押韵形成的回环和语调的起伏。”(4)诗歌的身体感由听觉产生,并伴随着情绪的呼应。最能体现身体与诗歌音乐性的关联的是浪漫主义诗歌,如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建国后的政治抒情诗等,这类诗歌往往在节奏上表现为强烈的身体感。而对于身体与诗歌节奏、韵律的关系具体如何我们认识得却还很不够,或许因其“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特点,使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充满了复杂性。同时,相对于穆旦诗歌所体现的身体与诗歌的深层联系而言,这种身体与诗歌的关联显然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关联,从诗歌内在的思想情感来看,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主体“我”空泛而夸张,因而真实的身体反而是缺席的。

诗歌的音乐性同样也是“有意味的形式”,中国现代诗歌音乐性的变迁过程,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诗学问题,实际上也包含着身体与精神的复杂纠葛。在中国现代诗学中,诗歌的音乐性一直都有外在节奏和内在节奏之分,如果说外在节奏是一种由声音引起的单纯的语言现象,它带来的身体愉悦是直接的,那么,内在节奏就是由对精神、情感的表达所产生的节奏感,它同样也能带来身体的愉悦,但却是通过精神作用于身体的,因而是间接的。中国现代诗歌由自由诗而格律诗而半格律诗的不断衍变过程,实际上体现出中国现代诗歌对现代人的精神、情感的表达的自由越来越重视的诗学追求,但又不偏废诗歌这一特殊文体能产生身体愉悦感的审美功能。现代诗人常常希望在这二者之间把握一种平衡,但诗歌的身体感与精神性追求常常是一对矛盾,对一方的重视往往会导致对另一方的忽视,如诗歌大众化运动对诗歌的可朗诵性、听觉效果的极端提倡,无疑在增强诗歌的身体感的同时,却使诗歌的精神性内涵减少了。因而实际结果是中国现代诗歌从诗学思潮到诗歌实践在这二者之间的发展表现出犹豫和不平衡。

另外,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来看,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身体问题还是一个诗学观念问题,这是西方象征主义影响的结果。象征主义强调诗歌的真谛是寻找思想的客观对应物,波德莱尔的诗《契合》把大自然看作是向人们传递信息的“象征的森林”,强调宇宙万物与人的心灵世界的感应以及色香味各种官能的交感,诗人在梦幻般的状态下才能体会万物之间种种互通的神秘感应,并达到超验的人生体验,“正如我们官能底任务不单在于教我们趋避利害以维护我们底肉体,而尤其在于与一个声,色,光,香底世界接触以娱悦,梳洗,和滋养我们底灵魂。”(6)在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现代派诗歌等都有重视感官在诗歌中的作用的传统,王独清提倡“色的听觉”,戴望舒认为:“诗不是某一感官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5)这样,中国诗人的重视感官就深深打上了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烙印。

在对感官的重视上,英美意象派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也有影响,徐迟在介绍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的时说,意象是“五官全部能感受到色香味触声的五法。……把新的声音,新的颜色,新的嗅觉,新的感触,新的辨味,渗入了诗,这是意象派诗的任务,也同时是意象派诗的目的。”“诗应该生活在立体上。要强壮!要有肌肉!要有温度,有组织,有骨骼,有身体的系统!”(7)他认为意象是具体、鲜明、可感的,而这是一种全官能的作用,这与戴望舒提倡的意象的全感官性观念是相通的。

西方唯美—颓废主义诗歌与象征主义诗歌本同属于一个谱系,这一诗歌创作流派非常重视诗歌表达的官能性,如邵洵美就非常推崇英国唯美—颓废派诗人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西蒙斯在一首题为《礼物》的诗中写道:“我要的是刹那的肉体的快乐,你带来的却是永恒的心灵,这稀有的礼物不是我所要的。”西方唯美—颓废主义诗歌对中国诗人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叶灵凤、邵洵美等“肉感诗派”的创作中,如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就是一曲“颓加荡的爱”颂赞,他“率先将美感降低为官能快感,并籍唯美之名将本来不乏深刻人生苦闷的‘颓废庸俗化为‘颓加荡的低级趣味。”(8)世俗化的肉欲描写、浓郁的都市享乐气息抵销了西方唯美-颓废主义对现代人精神的探求。同时,同样是对感官的重视,与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歌感官表达的“超验”特征相比,“肉感诗派”的感官描写只是形而下的“肉欲”。

西方象征主义、意象派、唯美-颓废派等诗歌对感官的重视有其自身的思想和艺术渊源,在中国诗人受其影响对感官描写的热爱中,感官的内涵和意义是否发生了变异也是值得通过细读和对读仔细辨认的问题。

以上只是对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身体问题提供了几条粗浅的思路和线索,中国现代诗歌中与“身体”相关的现象和问题当然远不止这些,但我想这仍然多少能说明中国现代诗歌中包含着丰富却还未展开研究的“身体学”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对于重新解读中国现代诗歌史,还是对于“重写文学史”这样的整体性工作,都应有积极的意义。

注释:

(1)尼采:《权力意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8页。

(2)李蓉:《论五四时期的身体话语及其历史处境》,《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3)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王圣思《“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4)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1页。

(5)戴望舒:《望舒诗论》,《现代》1932年第2卷第1期。

(6)梁宗岱:《象征主义》,《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7)徐迟:《意象派的七个诗人》,《现代》1934年第4卷第6期。

(8)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