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蓓凤

不同时代境遇下的“好女人”其实有不同的内涵。社会性别的内容、划分是“始终处于协商、冲突和变化的状态中的”。茹志鹃《春暖时节》(1959)中的静兰和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的吴淑兰都温柔娴静、体贴丈夫，将打理好家务视作职责，对家庭外的事没有主动参与的热情。静兰认为“家里有柴有米，袋里有小菜钱，这样的日子还不满足”；淑兰觉得服下的生活“这不就很好么”。她们从早忙到晚，“为的是一家人都高兴舒适”，但却并未获得所期望的幸福：静兰感到与丈夫之间“隔了一道墙”；淑兰的丈夫则对她“责备和不满”，经常“摇头、皱眉、叹气”。

中国妇女寻求解放的历史，经历了由“解放妇女”到“妇女解放”。当时中国经历重重磨难才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局面，新政权需要确认它的合法性，展现它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因此，即使战争已经结束，但无论政权话语还是文学文本，仍在极力“建构继续革命的激情”、“建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情感认同”。国家的建设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所有人都要投入其中，与之相悖的因素都要被改造。对这一主导意识形态，大多数人真诚认同，并由此建立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自我能力的肯定和对“未来”的信任。

所以，在这种共识下，只顾小家庭的“好女人”不再合规范，“现代性要求无限发展的性质，要求传统意义上的女人经历脱胎换骨的改造”。由此，是否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备无私奉献精神便成了“好女人”的新标准。事实上，也是所有人的标准。

由此，静兰、淑兰开始了改造。“大跃进”使得“人们的生活，像旋风一般热烈紧张了”，而“吴淑兰在不知不觉中，也被卷了进去”。她开始“参加干部学习班，又参加妇女学习组，上党课也每次都去听了；她守在家的时候少了，她说话的时候多了；她开始在大庭广众中同人争辩，有人对她不满，她开始有‘敌人了”。淑兰一跃成为有责任感、竞争心和主人翁意识的新“好女人”。

相比之下，静兰的“转型”则有些曲折，她并非主动参与技术革新，却一次次被迫更专注地投入其中，随后逐渐牵涉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高指标”中去，发生转变：由一开始处处以家庭为先到顾不上照料家人，废寝忘食地寻求将木盘制作成功的办法……

淑兰的转型光滑顺利，是积极主动的模范，整个文本都处在明快乐观的基调里，而静兰是在犹疑、困惑中慢慢具备担当意识，即使到小说结尾，作者也没明确交代她的技术革新是否成功。才造就了前一文本男性叙述者的自信，也无意认同女性作家对女性心理的细腻呈现就是构成了与主流的疏离，更不认同由此可能会草率得出只有疏离时代才是具有女性自觉这样的结论。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男女作家，无论文本叙述层面的差异性或关节点有怎样的不同，他们都在主题层面认同主导意识形态，极力塑造符合时代要求、具有自豪感、相似的新式“好女人”。静兰到底走上了积极投入的道路，意识到“今天天亮机器能否转动起来，这是关系多么大的事啊!”，而这“关系”就系在她的身上。用茹志鹃另一篇小说《如愿》中何大妈的一段内心独自或可为之作注；“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自己做好做坏，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

或许有人仍抱着女性的独立意识不放，质疑这不过是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盲从。女性对国家建构的响应不仅不是女性自我的丧失，相反，正由于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阶级等等先于性别意识的第三世界国家，所以当女性的国家意识萌生的时候，她的所谓自主性、性别的特殊性也就同时萌生。

而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却看到太多不幸福甚至无法幸福的女人，并表明女性正是因为她的性别而“格外不幸”。这究竟是对女性命运真理般的洞察，还是无法自我掌握的软弱?将公共领域视作洪水猛兽，生怕一旦进入便被男权操控，女性写作囿于私密空间，却越来越由“解放”滑向“放纵”。这场“致命的飞翔”的失败有着诸多原因，比如商业的消解作用及同男权文化的合谋，比如性与欲望的暧昧给女性书写自身经验带来的尴尬，但很大程度却是因为忽略了对中国这一不发达国家来说，女性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性别的问题。所以，十七年文学中积极昂扬的女性群像，或许可以成为参考，作为女性远未实现的“解放”的另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