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立青

[摘要]对爱情的追忆和思索是伴随杜拉斯创作生涯的主要旋律之一。她根据对20世纪早期到末期的回忆和遐想，分别在三部自传体作品里讲述自己与“情人”的爱情。沿着钱财与爱情、白人与有色人种、男性与女性三个方面的阅读线索，通过对作者几次关于“情人”的形象塑造读解，领略到其在悠悠倾诉中流露的关于阶层、种族、性别的意识和思考。

[关键词]杜拉斯；“情人”，阶层；种族；性别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是20世纪法国很有影响力的作家、电影编剧和戏剧家，一生写了七十多部作品，拍了近二十部电影。其小说《情人》(1984)曾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1991年，该小说被搬上了银幕。杜拉斯本人也因为影片《情人》广为中国人熟知。同年杜拉斯对《情人》进行改写，作《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关于“情人”角色，最早的一个是写于1950年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白种人诸先生，此外，还有一个是杜拉斯向法国现代出版档案馆上交的文稿中叫雷奥的印度支那本地人。一般认为，“《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应该是接近杜拉斯情人的原型的。”在几个版本中，所描述的爱情故事是大同小异的，即：一个出生、成长在支那殖民地的法国贫穷少女，在上学路上渡江时与一个富家少爷邂逅，演绎出一幕疯狂而绝望、没有结果的恋情悲剧。杜拉斯曾表白“尽管绝望还要写作”。她把整个生命尽情地投入写作的激情中。而在作者几次相似的充满激情与绝望的爱情讲述里，关注其中的钱财与爱情、白人与有色人种、男性与女性三重视点及其阅读线索的交织，使人不禁体会到——作者的悠悠倾诉中有对阶层、种族、性别意识等视野的涉及，同时流露出对追求生活、对现实失望的凄美激情和苍茫绝望。

一、贫困少女超越肤色的爱情

杜拉斯的少女时代是在贫穷中度过的。在她那部带有自传性的写实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中，叙述了在20世纪初，贫困而充满幻想的教师母亲因受到法国政府的殖民宣传而萌发发家致富的愿望，历经万难漂到印度支那殖民地。孩子们陪伴用一生的激情和生命去创造财富的母亲养家糊口，又目睹母亲遭受营私舞弊的殖民当局的欺诈，和无法抵挡每年如期而至的太平洋海潮，任其淹没整年努力耕作的庄稼。

杜拉斯就在母亲破碎的梦想中渐渐长大。在她成为一名少女时，从家所在的小镇去西贡市上学，虽然身为殖民者白人中的一员，却只能乘坐一辆破旧不堪的公共汽车。因为在印度支那殖民地，优越上等的白种人群里又分为很多等级：“非常富有的大庄园主……然后是做贸易的，当然还有殖民地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再往下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商人，教师，最底层是穷白人。”杜拉斯他们接近最底层。

喧闹、拥挤的车上满是当地人和各种鸡笼、鱼篓、米袋等杂物。汽车艰难地开到了湄公河的轮渡上，在一片人与家禽的尖叫和嘈杂声中移入河心。轮渡比汽车还要破旧，似乎随时有被河水吞没的危险。紧张的白人女孩经受着绝望的焦虑：“我怕在可怕的湍流之中看着我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就是在这样伴随孤独和危险、处于生命边缘的时空中，十五岁半的白人少女邂逅了永远照耀她生命的一束光芒——“情人”。在作者的回忆中，她当时腰上系着不知哪位哥哥的皮带，脚上蹬着一双母亲买的削价处理高跟鞋，头上戴着一顶平檐男式呢帽。这一身既不协调又显寒酸的装扮引起了出现在湄公河的轮渡上的“情人”的注意并感到惊讶：“……就请想想看，一个白人姑娘，竟坐在本地人的汽车上，真想不到。”“情人”是一个富有的男子。不管是在哪个版本，杜拉斯都讲述了其经济条件和教育背景。其中相同的突出之处是“情人”得体、有风度的绅士打扮，戴的钻石戒指，高档黑色轿车以及在巴黎上过学的经历。他对她表示好感，并且温情脉脉地爱着她；而母亲绝望的拼搏和她年轻、贫穷的虚荣心使她从迷惘和无奈的生活中因爱情的出现，从此对生命开始有了迷醉的激情。

第一次亮相的“情人”是一位腰缠万贯的种植园主的独生子诺先生，他在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里的价值标签是他那辆黑色带七个座位的利穆赞豪华轿车和那枚象征财富的硕大的钻戒。这一版本的“情人”出场前也是少女先看到一辆黑色的利穆赞轿车。他是中国人，老家在北方抚顺，父辈在印度支那做房地产生意发迹，堤岸有几条街道都属于父亲所有，是个独生子。第三次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的“中国人”也是从女孩先看到的黑色老式轿车下来的男人，其父也是个百万富翁。而在交给档案馆的作者本人文稿中的“情人”雷奥的高级车、财富以及少女当时的心情是同样的：“雷奥的汽车着实令我痴迷。一上车，我就问这是什么牌子，值多少钱。”杜拉斯交代说，雷奥是当地人，但他很优雅、富裕，拥有母亲要工作两百年才能挣到的五千万法朗的不动产。

他追求她，她从此坐他的车上学。贫穷和孤独使年轻的她在还不懂爱情的时候接触爱情，它使她的生活开始深层次地着色，也满足她受他人注目的虚荣心：“他的汽车让我觉得非常荣耀，我想别人也一定会看见的，我故意让他把车停在那里，因为我怕同学过去的时候会看不见。”

于是，年少的杜拉斯在与“情人”相爱的一年多的日子里，开始感受生命的喜悦。然而，这段爱情却是在发生了以后刚能体会到、才了解割的时候就被迫消逝了。离别时刻她在开往法国的轮船上，听到的往四周扩散的肖邦圆舞曲里仿佛发现了永恒，在疼痛的内心发现自己确实在爱他，并开始在自己八十多岁的生命里永久地爱上这份爱情。

这爱情是多年以后，即使杜拉斯自己成功成名并非常富有以后，年迈时还惦记的激情，这由于贫困而超越肤色的爱情，让她在自己刚开始成熟时，于人生的绝望中对生命心存真挚的感激。而这份感激换化成了她本人对爱情的信仰和对创作的激情。

二、存在种族差异的无言无果的爱情

在杜拉斯所在的年代，“白人至上”的观念影响仍很严重。白种人与异族人的地位存在优越之分。毫无疑问，杜拉斯与“情人”的相恋是一件罕见的事情。乃至通过一位当地老人，后人了解到“半个世纪后仍有人记得他，可想而知，当年这件事在西贡、在堤岸肯定轰动过。在殖民地，白种穷人和黄种富人谈情说爱，这本身就够离奇了。”而对于白人家庭内部来说，出现这种异常也就是令人难忍的羞耻了：“学校中蔑视的目光，堤岸的风言风语，慢慢地传到了母亲耳边。母亲变得沮丧、愤怒、嫉妒，甚至有点精神失常，为此复发了疯病。”

因此，杜拉斯出于无奈之故，在早期发表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把诺先生写成白种人，而不是她后来写的中国人和后人查证的当地人，“因为那时的杜拉斯还只是一个年轻的作家，她的母亲和哥哥还活在世上。”她是硬着头皮顾及大家的种族差异的羞耻心来写的。到了七十岁写《情人》的时候，她已经活过、经历了一大把人生，就再无所顾忌了，并表白“……这里讲的某些事实感情事件也许是我原先有意将之深深埋藏不愿让它表露于外

的。”而这时表露出来的爱情因常年的压抑和经久的感激而成为沉缓、悲怆、绝望的激情。

这绝望的一面出自作者所属白人种族对于黄色种族偏见的社会集体意识，而激情的一面出于作者冷峻展露种族差异意识的写作自觉。这一方面可从对中国“情人”的描述中读解到。从19世纪西方文学中，西方人了解到的中国人属于虚弱、“愚昧”、“麻木”、“野蛮”、没有行动能力、没有自主性，“非人道”等的一群密集型异族群体，其国际形象延续到20世纪杜拉斯的年代，基本上是丑陋的和负面的。“她并未去过中国，她对支那人的想象完全来自于集体话语中。”Ⅲ而正是种族偏见的误导使那个十五岁半的白人少女受到家人的责难时，她也羞于承认自己和这个“支那”人的爱情。种族差异和偏见的社会集体想象让她在青春的生命刚开始就落入了苍茫的绝望之中，并且受此束缚近乎一辈子。

而在作者冷峻的笔墨的倾诉中，也包含了她要展露种族差异意识的写作热情。尽管“情人”比她大十多岁，拥有巨大的財富，并且在巴黎受过教育，在这些方面他比她强许多倍。但是当中国情人——这个充满优越感的成年人第一次遇到白人小姑娘时，他在两个版本都呈现出一副“哆嗦”的形象，如“他慢慢地往她这边走过来。可以看得出，他是胆怯的。……他的手直打颤。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深爱这份情感的杜拉斯如此着力突出黄种人的弱势与从属者的地位，可想她对这场爱情的深思和疼爱，她如此走进黄种情人无助的心里并表示同情，表现出她对所在的世纪在作努力的认识和思考。她一开始就用冷峻的色调再现这因种族差异而无果的恋情。

因为它是绝望无助的跨种族恋爱，因此只能在黑暗里进行。他们亲密的天地就在堤岸边的房子里，与外部肮脏嘈杂光亮的世界实际上是只隔着术格子的门和百叶窗相连着的，而房间里的光线很暗。他们就在透过门窗的缝隙投进来的行人晃影旁相爱。“她很注意这里的外部情况，光线，城市的喧嚣嘈杂，这个房间正好沉浸在城市之中。”茫然的、心情并不十分确定的年轻白人女孩已经感到，她栖息在这里的爱属于身边世界上黑暗的一角，他们的爱情诞生、成长在代表绝望的黑色里，之后也在黑暗里结束，消逝于一个离别黑夜中开往法国的轮船和停放黑色轿车的港口之间的海浪里。

三、彰显女性主体性的爱情

杜拉斯用回忆“情人”的方式再现属于她的爱情，实际上他并不是爱情中的主角。因为这倾诉是以“他”被“她”注视、被“她”主导的角度来进行的。他非但不是主要人物，而且是反映她转换变化的一个中介和一面镜子：“小姑娘是凭借着情人对她的爱情，踏着情人的身体在成长、在变化。”

不管是面对白人男性还是黄种男人，在爱情的倾诉中她把自己导演成具有主体意识的年轻女性。在当时仍存在明显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差异的社会语境里，她通过丑化、拒绝白人男子诺先生，弱化、雌化中国“情人”，相反，突出了女孩果敢、敏觉的主动性，从而否定了男子汉的神话，彰显女性主体性。诺先生是白人世界里的优越者，一个富有却丑陋可笑的男性。他并不配神圣的爱情，只是把爱情看成是一场交易压倒爱情的游戏。他贪恋女性的身体，用金钱和物质诱惑故事里的苏珊。

而在她爱怜的黄种男人那里，照样是爱情的主人，而他却是俘虏，不能自拔。在他们初次独处时，他颤抖地等她说话，等不到就僵住了。在他把内心的疯狂以低沉的语音表达出来时，她的内心却能够清醒地、有保留地对待这爱情，并且从此由她来决定这爱情：“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她知道：他并不认识她，永远不会认识她，他也无法了解这是何等的邪恶。……他讨她欢喜，所以事情只好由她决定了。”并且，他在《情人》中出现的是瘦弱的身体，绵软无力，没有肌肉，也没有唇髭，缺乏阳刚之气，很柔弱的样子，在她面前流露出种族差异带来的胆怯。而在他们的单独交往中，她始终是主动的，包括第一次上黑色轿车，第一次去堤岸的单身公寓，而且第一次做爱是她不慌不忙、既耐心又坚决地带头进行的。而他只能做到退到床的另—头哭了起来。

可见，在杜拉斯对仅属于自己自由、感性与浪漫的爱情叙述里，实际上包含对父权社会规约男性处于主动者和施予者地位的传统观念的反叛。在传统观念里，男女在一起时，男人拥有占主动地位的特权。“而对杜拉斯来说，她却拥有了这份‘男性特权，并且，在她的许多作品中，很多爱情故事的发展都由她有意无意地控制着，‘女性主导着事物的发展，她们的欲望是故事的‘主体。”因此，她最终成为追求爱情的主体，成为为生命荡起激情的主体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四、永不停止修订和完善的爱情生命

虽然表面上如杜拉斯说自己爱上异族恋人的原因多是为了欲望和金钱，但这恋情事实上却成为她常年对爱情向往和热爱的倾诉。在脏乱嘈杂的世界里，始终作为各角落异乡人的她，那段在昏暗的房间里相爱相守度过的日子，就是她心灵的故乡，永远萦绕的是一种真正的爱意：“我时常缅怀惟独我看得见、但从未谈及的那个形象。它那么美妙，却始终隐匿在凝滞的缄默中。在我所有的形象里，它是我格外喜欢的，我常沉湎其中自我认识，自我陶醉。”

这爱意表现在她不停地对它进行修订和完善。使这爱情不仅体现她对生命的诚意，也流露出作为一名作家对人类社会的希冀和思考。其中有对种族歧视与偏见，性别的和谐等问题的看法。如“情人”形象的几次改变就表明她受种族差异和偏见的社会集体意识的影响和束缚是逐渐减弱的。从借用丑陋的白人诺先生为掩障，到大胆地宣称“情人”是黄种人，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声明，从瘦弱无力的“他”到健而美的“中国人”的变化，是对异族的认可和关爱。在最后一个“情人”版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身上，有她对“情人”强健和风度的强调：“他与那本书里的那个男人略有不同：他略微强壮些，不像他那么腼腆，胆子大些，更英俊，更健康。他比那本书上的那个男人更‘上镜头。因此，在女孩面前也不那么胆怯。”

而且她增强了对中国情人的赞美，她写到：“中国男人真美。”；“她望着这颀长柔软完美的身躯，他的身躯和那双手一样美得惊人。她说：‘我从来没见到过像你这么漂亮的男子。”

在她心灵深处，她的异族爱人不仅变成了拥有身为男性的强壮，并且具备美丽、优雅的气质。“他是中国人。一个高个子中国人。……他风度翩翩，温文尔雅……”

这些对情人的赞美和柔情，不仅是作家对属于自己的爱情生命的热爱，更是对平等对待、关爱跨种族、超越肤色爱情的宣言和态度。通过回想与情人的恋情，对所生活的世纪的看法和体会，流露深层意识里对现实的涵盖宏广作经年的思考。杜拉斯，一位孤独悲凉无助的白人女性，是发表这番见地的真正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