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艳可

由马俪文导演的2008贺岁电影《桃花运》，在诙谐幽默的情景氛围中展现了当下社会的“剩女”现象，由此也引发了观众对于“剩女”问题的关注及反思。

“剩女”之一类人群：困惑的“保守女”。当梅婷扮演的观念传统的“老处女”遭遇耿乐扮演的有国外背景且性观念开放的帅哥，他们之间便上演了一出“传统与现代”、“中式与西式”婚姻观、爱情观的碰撞大戏。影片中故意让梅婷以八九十年代的打扮出现，用意就在于凸现她身上“恪守传统”的气质。编导故意安排二人在当下时兴的“相亲派对”中相识，二人恋情发展也较顺利。而当耿乐提出婚前性行为之后遭遇了梅婷坚决拒绝，二人的关系从此恶化。梅婷及其父母从“怕女儿将来吃亏”、“怕耿乐不负责任”的传统中式婚姻观出发，坚决反对婚前性行为，而耿乐及其父母立足国外流行的“试婚”理念，并从考验他们将来生活是否和谐出发，提倡婚前性行为。交锋双方的各执其辞使得“保守女”就此陷入深深的困惑。到底该如何是好呢?编导始终没有告诉受众是哪方先让步，只是让先前的争端在二人最终的“婚讯”面前消失了意义。

“剩女”之二类人群：拜金的“白骨精”。李小璐扮演的“拜金女”代表着相当多的城市“白领丽人”，她们多以“白领、骨干、精英”自居，因此人称“白骨精”。由于“白骨精”们工作体面、薪水高、生活质量及个人品味都较高，对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较高要求的她们自然会派生出“拜金择偶观”，在挑三拣四中便逐步沦为“大龄剩女”。为了讽刺并揭露这种“盲目拜金”思想，编导故意设置了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情节：在表现李小璐荒唐地接近“富二代”的行动中，穿插一个梦境——她幻想自己躺在树下，无数从天而降的百元钞票向她迎面扑来，快要把她掩埋似的……此镜头可谓“拜金女”内心的生动写照。在市场经济时代，“拜金”思想固然有存在的理由，但是过了度就失去了生活本真的意义。任何时代，爱情、亲情、友情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倘若真用金钱的多寡为择偶标准，那么“真爱”就会在金钱面前退场。当婚姻变成了“金钱交易”还被时代所认可，那将是时代的可悲。

“剩女”之三类人群：眼光独特的“富家女”。小宋佳扮演的富家女在择偶问题上是个“口味独特”的人。继承了父亲大量遗产的她不需要在乎另一半的金钱多寡，但是她却有着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要求，非常在乎感觉的她也迟迟未遇到生命中的另一半。当在饭店偶遇做饭与父亲手艺相像的厨师后，或许是丧父引发的“恋父情结”作用，之后她不顾一切爱上了这个身份地位与她悬殊很大的厨师并顺利喜结良缘。显然，这对恋人的终成眷属看似情感的水到渠成。但假设下，如果宋佳不是富家女，她会选择一个没经济基础的农村小伙儿吗?这样看来，“富家女”的择偶观虽然更加真挚，但却难免是在自身金钱的保护下才形成的。

“剩女”之四类人群：悲哀的“离婚女”。其实，严格地说邬君梅扮演的离婚妇女与元秋扮演的半老徐娘不应被归入“剩女”一族，因为她们至少有过一次婚姻。但是，由于她们在离婚后情感上的普遍缺失，创作者把她们也视为关照对象。现实中，如果说“桃花运”在“老处女”，“白骨精”、“富家女”这类未婚女性身上发生的几率尚且不算大，那么，在“单身妈妈”、“半老徐娘”这类妇女身上，就更难得一见了。然而，在片中创作者却有意让这些妇女也迷迷糊糊的撞进了从天而降的“桃花运”。葛优扮演的“好男人”与郭涛扮演的“小情郎”相继闯入了邬君梅和元秋的平静生活，并分别在其中如火如荼地展开一场“真假难辨”的情感纠葛。当叶老师(邬君梅扮)与女老板(元秋扮)相继沉浸在重拾“幸福”的憧憬中时，却迎来了几乎是相同的“情感骗局”——葛优和郭涛都曾背负着许多感情债。美梦的破灭使得一场“桃花运”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桃花劫”。显然，这样的结局是残酷的，但却是深刻而现实的，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当代社会虚情的泛滥与真情的匮乏。离婚妇女面临着子女抚养、情感的缺失等问题，获得真爱的几率更加渺茫，基于此，才往往会在突如其来的“桃花运”前受宠若惊而失去理智，甚至人财两空时还念念不忘。郭涛被抓走以后，元秋变卖了店铺，临走还手捧着那个音乐盒，痴痴地说要等郭涛回来。

《桃花运》与其说是一部表现“剩女”问题的幽默喜剧，不如说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现实之作。“剩女”现象的背后，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妇女解放”之后女人却越来越难做的困境。在同男性一样追求自立自强及事业有成之后，女性独立了、有思想了，但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其实，不管再怎么解放，解放到什么程度，女性始终是感性的，对美好爱情及幸福婚姻的渴望一直是女性心中的重中之重。“保守”也罢，“拜金”也罢，“离婚”也罢，这些女性内心并不想做“剩女”，只是社会的发展变化催生她们不断改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被剩”。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并且鱼龙混杂，对于“终身大事”，很多女性真的会迟迟不敢为自己定位。